夜深，明军指挥郭英率十余骑潜入敌营，忽然举火鸣炮，城东伏兵马上驰来袭击，常遇春亦率大军继至，里应外合，鼓噪攻击。元军无备，四处乱逃，自相践踏，不复成军。
扩廓尚未休息，正秉烛研究兵书，不意明军奄至，“仓猝不知所出”，慌慌张张，只穿了一只靴子，另一只来不及穿，赤着脚跑出大帐，乘孱马率18骑而逃，明军遂克太原。
扩廓一直逃到大同，常遇春引兵追至忻州，不及而还。
扩廓部被歼后，元朝形同灭亡。尽管其残余势力在漠北又苟延不绝，但已无力越大漠南下了。至明英宗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日益强盛，大举南侵，竟在土木堡大败明军，将明英宗俘虏而去，明英宗成为继宋徽宗、宋钦宗之后的又一个被外族侵略者活捉的中国皇帝，在明朝历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
(《明史·徐达传》《明史·扩廓帖木儿传》)
朱元璋发展经济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刚刚称帝建立明朝不到8个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大片中国土地还控制在蒙古统治者手中，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各路豪杰仍在逐鹿中原，朱元璋便下诏：战乱期间避乱外逃的农民，可以回到家乡开垦荒地，不限数量，并免收3年的租赋。
诏令虽然很简单，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决心。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贫到连父母去世了都无钱安葬，17岁就到庙里当和尚以求温饱。后来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农民起义。因此，他对农民的生活，对农业生产在国计民生中的意义，体会颇深，并深知“弦急则断，民急则乱”的道理，更知道“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的道理。因此，他得了“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就是说，要用宽松的政策来治理国家。那一道道鼓励农民回乡垦田的诏令，正是朱元璋这种思想的体现。
朱元璋不仅鼓励农民垦荒，而且他还大力屯田。由于元末的战乱，农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元朝统治者逃跑后，还留下了不少无主的“公田”。因此，那时荒地是很多的。尽快地把这些土地开垦起来，就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明朝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民屯和军屯的规模比较大。洪武三年六月，太祖下令“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到荒地比较多的临濠(治所在今安徽省凤阳县)去种地，这就是民屯。第二年三月，徙“山后(今山西北部)民1.7万户到北平(在今北京市附近)屯田；六月又徙山后民3.5万户于内地；徙沙漠遗民3.2万户屯田北平。屯田的政策，持续很长时间，到洪武二十二年，还迁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地。洪武二十五年，统一中国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政治斗争的重点转向了统治集团内部，军队对外作战的任务已经减少。明太祖朱元璋又下诏，全国军队的卫所要有十分之七改为屯田。屯田政策对于保证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太祖朱元璋自己说，他养兵百万，不需要百姓出一粒米。这不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运输的压力。
农民仅仅有了土地，还不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朱元璋还设法发给屯田的军士和农民大量的耕牛。洪武二十五年，朝廷派人从江南购得耕牛2.2万余头，分发给在山东屯田的农民。提供耕牛的政策，一直到成祖朱棣的时代还在继续。永乐二年(1404年)，在朝鲜买牛万头发给辽东屯田的军士，第二年，更规定每百名军士要有耕牛40头。有时朝廷还督造农具发给屯田的农民和军士。
朱元璋很重视水利建设。明朝初建时，朱元璋就下令“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就是说，凡是有百姓反映水利情况的，一定要向他报告。他还派人到各地去督修水利。洪武元年，修和州(治所历阳在今安徽省和县)铜城堰，周长200余里。秦代开凿的广西兴安县的灵渠和四川成都的都江堰也都修复。洪武八年开凿的泾阳洪渠(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可灌溉泾阳及邻近的三原、澧泉、高陵、临潼方圆200多里范围内的土地。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万处，修河渠4262处，堤岸5048处。
明太祖朱元璋也较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曾下诏规定“额外垦荒，永不起科”，就是在国家规定和纳税限额以外多开垦的土地，永远也不征税。如果什么地方出现了灾荒，注意及时救济。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不少预备仓，储粮备荒、赈济灾民。
由于朱元璋实行了鼓励农业的政策，明初农业生产确实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粮食的产量逐步提高。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谷物近2090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增加到3270多万石。到了成祖永乐年间，某些地区的储备足够支出当地奉饷10年到40年。有的地方仓库粮食入库年头太多，以至于变质。
不但粮食作物发展了，经济作物也发展了。洪武二十五年，开封、大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等地棉花大丰收，产量达1180万斤。全国有果树10亿棵。到了永乐年间，布帛、丝绢、棉花和水果的税收已经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朱元璋对工商业却采取了不鼓励的政策。洪武十五年，广平府(治所永年即今河北省永年县)的一个名为王允道的官吏上书要求开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省磁县)的铁矿和冶铁事业。朱元璋却说，朕听说，王者治天下，应该让天下无遗贤，所有的能人都应该发挥作用，可是朕却没有听说过无遗利。现在兵器不缺、百姓生活安定。开铁冶既无益于国，又骚扰百姓。他不但没有采纳王允道的意见，还把他打了一顿大板子，发配到岭南去了。
尽管朱元璋不鼓励，明代的手工业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官营手工业，规模很大，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采铁冶铁、铸铜、造船、制瓷、染织等等，都很发达。建筑业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为世界各国所无法相比。后来建造的北京皇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与此同时，商业的发展也很快，北京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世界各国到中国来作生意的人也更多了。
总之，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为明朝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史·太祖本纪》等)
崔呈秀贪赃枉法声誉扫地
崔呈秀是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熹宗天启(1621-1628年)初年被提升为御史，巡按淮阳。在这之前不久，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还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在今江苏省无锡市)讲学，名声大噪，天下皆知，被称为东林党。崔呈秀也想享受东林党的美誉，便借自己为官的方便，推荐东林党人李三才作官，并想通过李三才的门路，挤进东林党。但是，东林党人觉得崔呈秀的名声恶劣，拒绝了他。因为许多人都知道他“赃私狼藉”，就是贪赃枉法，名声很坏。
霍邱(即今安徽省霍丘县)知县郑延祚贪污，被人举报到崔呈秀这里，他准备派人调查。正当此时，郑延祚带着1000两黄金求到他的门下。崔呈秀果然将这个案子压下来，保住了郑延祚的知县。
魏忠贤
郑延祚见崔呈秀爱财，便又送给他1000两黄金、崔呈秀又推荐他当了更大的官。正因这些事情，崔名誉扫地。
天启四年(1624年)，高攀龙复官为都御史，把崔呈秀贪污受贿的事都给揭发出来了。吏部尚书赵南星认为应该把崔呈秀发配到边疆。熹宗也下诏免了他的职，让他等候进一步的处理。这时候，他想起了宦官魏忠贤。
魏忠贤是个宦官，很是受熹宗信任。他控制特务机关东厂，专门排斥忠良，任用小人。那些企图用不正当手段捞取好处的人，都去求他。大臣们不敢呼魏忠贤的名字，都称他为“厂臣”，连熹宗皇帝在自己的诏命中，都把自己与“厂臣”并列。现在高攀龙复官，对魏忠贤是很不利的。东林党人经常联合起来，指斥魏忠贤的不法行为。
一天夜里，崔呈秀来到魏忠贤的家里，一面给他叩头，一面哭着向他诉冤，请他可怜一下自己，并说，高攀龙和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他们揭发我崔呈秀，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私利而排挤不阿附他们的人，他说：“请厂臣哀怜小子，以呈秀为养子吧。”宦官不能生儿子，经常收养子。
魏忠贤正想有人同他一起对付东林党，只觉得与崔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魏忠贤立即把崔呈秀当作心腹。很快就有人替崔呈秀喊冤，熹宗也就宽宥了崔呈秀。从此，崔呈秀与魏忠贤结为党羽，专门迫害和排斥东林党人。很快，朝廷上下，正直之士为之一空。
崔呈秀根据魏忠贤的需要，写了一本《同志诸录》交给魏忠贤。这实际上是一本东林党人的名单，把他认为属于东林党的人都列在上面，供魏忠贤作为打击东林党人的依据。他还写给魏忠贤一本《天鉴录》，上面全是不附东林党的人，作为魏忠贤的依靠力量。他还上书皇帝要求奖励魏忠贤。书末不打自招地说：我不是投靠宦官，只是现在人们都在骂宦官，所以我才甘愿这样作的。当朝臣们听罢了崔呈秀的这份上书，都哈哈大笑起来。
卖身投靠使得崔呈秀青云直上。他得到了工部右侍郎兼御史，并负责督修因火灾被毁了的三座大殿。魏忠贤有五个走狗，被称作“五虎”，崔呈秀就是五虎之一。
官大了，他更有了贪赃受贿的条件，攒下了万贯家财。不料好景不长，思宗朱由检(即崇祯皇帝)即位后，抛弃了魏忠贤。崔呈秀自知自己的末日将到，便上吊自杀了。
(《明史·崔呈秀传》等)
周忱理财
洪熙五年(1430年)，明仁宗朱高炽感到国家的财政管理极不完善，特别是江南地区，更为严重。仅苏州、松江两个府，就欠应交中央政府的税赋粮食800多万石。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干的官员，到那里去监督整顿这件事。他问朝臣们，谁能胜任这个任务，周忱被推荐。
周忱是永乐二年(1404年)的进士。明朝在朝廷中设立了“庶吉士”，是些准备用作朝廷的官员，事先进行练习的人，成祖又从庶吉士中挑选20人，到文渊阁继续学习。那时有一个人自荐道：“禀陛下，学生年纪尚小，愿前往继续学习。”这个人就是周忱。成祖觉得这个年轻人挺有志气，便选中了他。后来，他任了刑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一干就是20年，尽管他满腹经纶，得不到赏识。仁宗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同意让周忱到江南去，任他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到任后，周忱找了些当地父老，向他们询问欠税的原因。父老们都说，那些大户增加了，却不肯加税，却都让贫苦农民负担。小民负担不起，纷纷逃亡。这样，税额的缺口就更大，贫民下户的负担也就更重。
他觉得父老们的说法是对的，便制定了一个“平米法”，公平地分配税赋负担。他又上书仁宗，让户部铸造标准铁斛，分发到得各县，作为量器的标准。从而避免了粮长用大斛进小斛出，盘剥农民。
所谓“粮长”，是上方指定的负责征收粮赋的人。过去的惯例是每县设立粮长三人，一正二副。每年七月，三个粮长一起到南京核对赋税数量，然后还要以送粮为名到北京户部。这往返路费花销都要摊派到农民头上，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周忱规定，只设立正副各一名粮长，到南京、北京办理有关手续，每次只去一人，二人轮流着去。因此很受拥护。
各县收粮，并没有固定的仓库，就放在粮长的家里，因此出现了许多弊病，人们认为这是造成税赋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忱让各县在漕运水道旁修建仓库，仓库设“粮头”管理，而不是设“粮长”。如果税赋总额超过六七万石，才设立粮长一人，称为“总收”。并且，官府还要派专人监收粮食，而不是由粮头粮长一人说了算，他们只是屡行一下手续。每年上缴中央政府的税赋，并不是收上来多少就交多少，而是按规定的数量交。因为减少了许多中间盘剥的环节，所以上交后总是有余。余下的粮食，继续存在库中，叫做“余米”。一些与税赋有关的花销就从这些余米中支出，不再向农民征收。
第二年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交纳税赋的时候，总数就增加余米的百分之六十，第三年则增加百分之五十。这样，中央的和地方的收入都有所增加。
明太祖朱元璋征伐江南的时候，把那里原来元朝政府赏给功臣及子弟的土地都没收了，称为“官田”。以后犯法的恶霸地主们的土地也都没收，充作官田。这些官田租给百姓耕种，收一份租赋，共达260多万石；如果原来地主的租籍仍在，还要征收一份租赋，达277万石。这样，这一地区的租赋负担比其他府重得多，百姓难以承担。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核算，把这里的租赋总数减到72万石。其他各府也按照苏州府的办法核定新的租税总额。这样作，表面上看税收减少了，但实际上，因为农民负担减轻了，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粮食增产，国家的收入反而多了。
洪熙七年，也就是周忱来到江南的第三年，江南大丰收。除去缴纳租赋，农民手中还有大量余粮。仁宗非常高兴，下诏让各府县以官钞用平价从农民手中购买余粮，贮存备荒。仅苏州府就得米29万石。当时全国公侯俸禄、军官的月俸都可以从南方储备的米中支取。
过去，苏松地区输送到南京的租赋，每石要加收六斗的运输费用。现在，由于各地都有了粮仓，不必运往南京。仅这一项，就多得粮食40万石，加上用官钞购得的粮食，一共达到70多万石。都在各地建仓储存起来，准备赈灾，称为“济农仓”。这些粮食，每年赈灾后，仍有富裕。运输费用、损耗甚至丢失等等，都从这些粮食中支取。修河工程用粮，以前都是从农民那里征收，现在也从这里取用。
仁宗对周忱在江南的政绩非常满意，下诏嘉奖他。
周忱在江南任职的这些年，州府郡县，不知道何为荒年，应上缴的租赋从来没有拖欠。
在修河治水、盐赋管理、造船管理等方面，周忱也都有自己的建树和成绩。史书说他从政以“爱民为本”，这是他能够取得比较突出的政绩的一个重要原因。“皎皎者易污”。周忱政绩突出，自然会招致一些人的诬蔑和攻击。仁宗在很长时间内不相信那些谣言和恶意中伤。但后来，有些话他还是听信了。但让周忱离任后，那里的赋税情况很快就会恶化。而百姓心里有数，还在周忱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到处有他的生祠了。
(《明史·周忱传》等)
张居正纠正时弊
明朝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到中后期，已经是危机四伏，渐露败相。在内部，争权夺势愈演愈烈，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内部纷争不已，奸雄严嵩入阁干政20余年，特别是在他担任首辅以后，纠集同党，陷害忠良，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兼并民田，鱼肉百姓，天下乌烟瘴气。在外部，北方的鞑靼部统一了蒙古各个部落，鞑靼部的俺答汗率领蒙古军不断侵扰明朝疆域，甚至三次长趋逼近北京；东南沿海又被倭寇骚扰，不得安宁。
内忧外患，造成了明朝中期以后的经济困难。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能充所出之半”，朝廷便以各种名义加收赋税，什么“加派”“提编”“箕敛”“派括”“算税契”等等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百姓叫苦不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