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为世界培养了众多的精英。中国与普大渊源已久。那些在普大闪亮的中国人名，不仅给普大挣得了国际荣誉，也为中国人带来无比的自豪和荣耀。
8.1 华罗庚在普大的四年
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华罗庚出生于江苏金坛。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苏联访问3个月。同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华罗庚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华罗庚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20世纪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做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
华罗庚先生作为当代自学成长的科学巨匠和誉满中外的著名数学家，一生致力于数学研究和发展，并以科学家的博大胸怀提携后进和培养人才，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投身科普和应用数学推广，为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
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
8.2 屈万里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
屈万里是国学大家，被誉为“台湾经学第一人”，杨振宁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二人研究的领域迥然不同，但却可以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二人在美国普林斯顿共事一年，并结下了深厚友谊，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段。
1965年8月至1966年8月，屈万里携夫人费海瑾女士应邀到美国任访问学者，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普里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而此时，杨振宁正在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工作。二人同为华人，又都来自台湾，在学术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为担任该所研究员，自然比别人多了一份亲近。
在这个研究所里，还曾经有一位比两人更为显赫的泰斗级人物，这就是爱因斯坦。1949年到1955年，杨振宁和爱因斯坦在这里共事6年，而且，二人同住在梅塞路，爱因斯坦门牌112号，杨振宁283号，相距步行仅需5分钟的路程。杨振宁自1949年就在该所做研究工作，研究领域是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而爱因斯坦正是靠相对论一举奠定自己地位的。1950年，该所所长欧本海默曾对当时在美的胡适预言：“不出十年，他（杨振宁）必定能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果然，1957年——爱因斯坦去世后两年，年仅35岁的杨振宁和同为华人的李政道就一起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而他们之所以获此殊荣，正是因为纠正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错误。
在屈万里《杨振宁二三事》一文里，这样描述他对杨振宁当时的印象：“瘦小的身材，聪明的面貌，两眼炯炯有神，对人谦逊有礼，平时则沉默寡言，谈学则滔滔不绝。”杨振宁虽然是研究物理学的，屈万里却对他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学、考古方面的知识大为惊叹。杨振宁的研究室里，自然都是物理、数学类著作，而他家的书房里，却大多是美术、考古方面的书籍。有一次，杨振宁突然问屈万里：“中国古代饮酒的爵，我所见到的，都是把子在右边，有没有在左边的？”这个小问题，还真把屈万里这个研究古代民俗的大人物给问住了。屈万里反问：“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杨振宁笑答：“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是研究相对论的，我注意到我国的很多事物都是对称的，因而想到爵，是不是也对称呢？”
在研究所华人同事的一次聚餐上，除屈万里外，都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大家聊天的话题，却大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有一些内容就连屈万里也未曾知晓。杨振宁给屈万里解释说，他们在高深缜密的研究之余，主要是靠读小说之类的书来松弛神经。为此，屈万里曾撰文呼吁，政府应多向海外学者，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学者们多寄赠一些小说之类的可以放松精神的书刊。我想，这也许是二人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另一个原因吧。
除了日常的交往之外，二人更多的当然还是学术上的交流和互相帮助。1966年春，屈万里着手写一篇介绍高深研究所的文章，杨振宁因为在该所多年，又有特殊身份，借阅资料非常方便，为屈万里提供了不少帮助。该年5月，屈万里应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学，7月份才能回来。而杨振宁已决定于6月份离开研究所，到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授（杨的年薪是45000美元，超过当时美国所有大学校长的待遇，在美国2000多所大专院校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10人，可见杨振宁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临行前，杨振宁专门把为屈万里搜集的资料转交给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童世纲，并写信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屈万里。1966年8月，屈万里写成《幽静的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一文，刊登在台湾《中央日报》上。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们严谨的学风和乐于助人的品格。
1995年，屈万里哲嗣屈世钊赴台为父亲扫墓，从台湾带回大量屈万里遗著、书画、书信等珍贵资料，其中就有4封杨振宁的亲笔信。这4封信都写于1966年，从3月到11月，大多是探讨学术、寄赠资料的内容。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品味：按时间顺序，杨振宁的落款分别是“后学杨振宁谨上”、“杨振宁”、“弟杨振宁”、“振宁上”。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这个层次的文人之间的称谓是非常谨慎和讲究的。笔者冒昧揣度一下俩人当时的心理：屈万里生于1907年，杨振宁生于1922年，杨比屈小15岁，写第一封信时，二人还不太熟悉，又因为年龄悬殊较大，所以杨振宁自称“后学”，并“谨上”。屈万里做人向来低调，以他的为人处世，再加之杨振宁的特殊身份，他是断然不会以长辈和师长自居的。他的回信一定请杨振宁绝不可称“后学”，或许建议他以兄弟相称。第二封信，杨振宁如果继续自称“后学”，屈万里不满意；如果以“弟”自称，又觉得不礼貌，左右为难，干脆只落姓名，没有任何称谓。第三封信，也许是禁不住屈万里的一再坚持，加之二人交往的频繁，才勉强自称“弟”。第四封信，只落名不落姓，在加一个“上”字以示尊重。仔细推敲，仅从杨振宁书信的落款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二人关系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相通的微妙变化。笔者虽然没有见到屈万里给杨振宁的回函，但这种推测也绝非空穴来风。只不知，杨振宁先生是否还保留着屈万里先生的信件？
普林斯顿的气候和景色与屈万里的家乡山东鱼台颇有几分相似，这也是屈万里一生中难得的相对清闲的日子。1966年秋冬之交，眺望着普林斯顿的风光，唤起了他浓浓的思乡之情，极少作诗的他不禁诗情涌动，写下了七绝二首。其一曰：
寒花红树点秋光，一样秾华似故乡；
最爱侵晨林下路，履痕个个印轻霜。
8.3 胡适与普大的不解之缘
1946年，胡适回国担任北平大学校长；1949年4月，又乘船赴美，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的一所公寓中。第二年，正值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招聘馆长，胡适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和利用其图书进行研究的愿望主动前去应聘。由于胡适的知名度、和美国图书馆界的密切联系、熟悉该馆藏书等有利条件，1950年7月1日即被聘为馆长。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胡适尽心竭力地为该馆做了不少工作：与助手一起检视了全馆的藏书，并写了详细的报告，分别揭示了这些藏书的价值与功用；督导对这些藏书进行了整理及重新安排；建立了新的远胜于以前的分类系统，便利了读者检索与利于馆藏；利用该馆的藏书和材料，举办了展览，扩大了影响；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教导和培养工作人员有关的美国专家学者曾专门写报告赞扬胡适“我觉得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深深地受惠于胡博士”，“他对这个馆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室迄今还挂着胡适的照片；在该馆书架上也还存放着当时胡适所赠的图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美国东方书籍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该馆中文善本书的收藏在美国首屈一指。这个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任该馆馆长达26年之久的童世纲先生。而童世刚恰恰是由胡适发现并调来做自己副手，加以重点培养起来的。第一任主任是胡适。一年以后胡适邀请当时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工作的童世纲作其助理。1952年胡适退休，童世纲继任主任。此后该部日益发展扩大，成为普大图书馆的分馆。1970年童世纲退休，在他主持馆务期间藏书从10万册增加到30万册，其中中文书23万册。
以胡适先生这样高的学术地位，屈就一个小型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后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发展和实际应用，实可证明胡适先生确实是一位具有深邃目光的文化先哲。胡适先生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任上以及担任名誉馆长期间，美国专栏作家索克思写过一篇有关胡适先生的文章，高度称赞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相媲美”。胡适每周五上午从纽约去一次普林斯顿，下午即归，但并末因其图书馆之小而感到有所失落。
1942年卸任后他开始研究《水经注》，第二年他从普大图书馆得到馆藏图书《水经注》，视若珍宝。1950—1952年，胡适来到普大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担任第一任馆长，开始系统整理和介绍这里的藏书。
普大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由美国人葛斯德捐款修建的，以收藏了十余万册中国医学书籍而闻名。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医书呢？这其中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19世纪末，葛斯德患有严重青光眼，他的朋友、海军军官吉里士向他推荐中国“定州马氏眼药”，用过之后，葛斯德的眼疾大有好转，他很高兴，于是给吉里士留下一笔钱让他收集中国民间医学书籍。吉里士很快收集了10万册中国医书运回美国，1940年这批图书首次对外公开，胡适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这些来自中国的珍贵藏书并首次将它们公诸于众。
8.4 香港实业家胡应湘回报普大
胡应湘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主席。原籍广州花都，1935年生于香港，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事务顾问、广东省中花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
1958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1969年，胡应湘成立合和实业。胡应湘既是地产商又是建筑师，代表作是位于香港湾仔的合和中心。1972年将家族的事业由车队转向地产投资，并于1972年将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上市。合和实业的主要业务是基建项目投资，物业租赁、代理及管理，酒店营运及管理，餐馆营运及食品经营，建筑及项目管理。截至2006年年底，合和实业总市值是244亿港元。
由于胡应湘本身是土木工程专家和建筑师，合和的许多工程都经由他亲自审定，严谨的作风使胡应湘投资兴建的许多项目在市场上都赢得口碑。合和实业在中国内地的“广深高速公路”大型基建项目是一家后来独立分拆的上市公司。
80年代建成全港驰名的合和中心，为当时全港最高建筑，成为香港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胡应湘先生的商务活动及其在土木工程方面的成就，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对泰国的运输业，印度、巴基斯坦的电力业均有建树。
胡应湘于1996年一次性向普林斯顿大学捐款1亿美元，这是全美国有史以来对母校私人捐赠数额的第二名。
在改革开放之初，港资企业家作为第一批进入内地投资者，成为把市场经济意识、观念以及实际运作引入并抢占传统的计划经济地盘的拓荒者。众多港资企业家之中，唯有胡应湘把投资重点放在交通、能源两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开创了以BOT方式投资能源、交通等大型基建项目的先河，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的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