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修炼成嫉恶无仇，对假话宽容，对虚伪麻木，这是时代需要的生存基本功。但我还是吃了一惊，装聋这么久，这么像，这么彻底，他怎么会做到？只为换工种，他怎么做得出来？
“要干大事，没有这个能耐还行！”
“对老婆孩子也这样？”丁三三问。
“这还用说。我老婆缺心眼，对她一句真话也不能讲。”
“你，你是怎么对他们解释自己是这个？”丁三三天真，她感到不可思议，指指耳朵。
“车上抓小偷，挨小偷一拳，打在耳朵上。从此，聋了。小偷也跑了。”
我觉得，他的“工人阶级”（其实就是一个工人，但那时混为一谈）形象，就在这一天彻底破灭的。公然作假，手段卑劣，恬不知耻，自鸣得意……无话可说了。造反，是听毛主席号令，听党的话，他承担不了责任，他的一些作为，狂妄无知，也可以从受教育程度差，缺乏教养，从个人性格和修养来解释，我可以喜欢或不喜欢，甚至他对李丹，李丹有女人魅力，我不是也曾心荡神漾吗？区别只是做了或差一点做了，也可谅解。这件事，却是做人基本原则，职业道德，没有人强迫他或指令他。
“医院你有熟人吗？”他问。
“没有。”我断然拒绝。
“不要紧，医院造反派有我认识的。”
那天傍晚，他又来了。递给我一张处方笺，上写检查结果：“传导性耳聋。”医生建议：“休息半个月。换工种。”盖着红印。
他做到了。
他很得意。我觉得他特地过来是向我证明，我依旧是保守派。
我唯一能做的：不留他吃饭。
14
诸葛春兰来过两封信。
第一封信我没有保留。我是避嫌，或者说是心虚。我暗恋着她。有一天李丹对我说，当诸葛春兰知道丁三三才是小学毕业，她“啊”的失声，泪水盈眶失态，整整一天不言不语呆坐。教师家庭出身，使她看重学历觉得不配我，哪怕在“读书无用”、有知识者卑贱的那个年代。她也是暗恋我的——席雄告诉李丹。我不能回信。
她在信中说，她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和睦的家庭。当初看上席雄是又会劳动又会写作，是我的学生和我器重的人，她才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结婚。可是现在他不劳动不写作，天天和一伙图谋不轨、居心不良的人一起，喝酒，吹牛，今天要打倒这个，明天要斗臭那个。她不能说话，一说话就是挨骂挨打。她让我劝劝他，她相信我的话他会听进去。这封信她让我不要告诉席雄。他扬言她要是向我告状，就打断她的腿。
春兰不明白，我是“臭老九”，他是领导阶级；我“跟不上”，他是“紧跟”。我只在为她难受，为她担心，为她祈福。
第二封信我至今留着。也许是一种预感。我全文抄录，权作缅怀吧！
叶老师：
你好吗？
前天席雄从你家里回来——我可以想象，你会有一个非常温馨温暖的家——他一进门就手舞足蹈，喊：“成功了！成功了！”孩子吓得躲在我身后，我也呆住了。一个多月，他听不见，不说话。我们都被他骗了，他骗了所有的人。我说了句“卑鄙”，他重重扇了我一个耳光，并且威胁我和孩子，说出去就杀了我们。孩子才5岁，他怎么能这样对孩子说话！
昨天他到厂里办了休病假手续，晚上便去北京。
他大概没有对你说，他写了个“京剧样板戏”，剧名《矿山尖兵》。剧本是我誊抄的。斗走资派和总工，一点也不合情理。错别字多，有些语句也不通。我才明白你过去为他花费多少心血。他“听得见”了，他要送剧本到北京交给江青同志，他说这是第9个样板戏。我别的不敢说，只是劝他先请你看一下，他说你看几千字的小作品行，这样大作品你思想水平和艺术功力都够不上。我没有办法。
他已不是从前你要培养的席雄了。剧本写得好不好不要紧，我早就不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现在是他的人品，而这次装聋作哑更是让人不齿。这样下去太可怕了。这个家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只希望你和来过我们家的李丹编辑，能拉他一把，让他清醒一下。
现在是夜里一点钟。席雄走了，孩子睡了，很安静。太安静了。白天听孩子的笑声，夜晚看孩子的安详睡态，这便是我的全部幸福。
这时刻，我特别想念你！我和你六年没见面了。我去过一封信，你没回信，我不怨你。趁着夜深人静赋予我的勇气——明天就不会有了——我要说，我一直盼着再见到你。我期待这一天。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是我生活中的阳光。
你不要介意，我只是在说实话，在说梦话。说出来，我会轻松一些。
今生今世我是他的人，我不怀二心。我向你保证。来生来世，我会选择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啊，我终于说了！
我真想找你去。干校的田埂，大槐树下……
春兰
我没有回信。不能回信。想过要约她来的。只是想想。有太多的理由不能和她见面。
如果她来了呢？
哪怕让席雄知道，春兰心有所属，她不可能与邻居电工有私情，他会杀她吗？
15
李丹约我下班后在办公室等她。
她受席雄之托，借希特勒《我的奋斗》。席雄说是灰色封面的内部书。
我惊诧莫名。
“你们怎么还来往？”我以不习惯的口气质问。他奸污了她，她说过席雄毁了她一生。
让她借这本书，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那就算了。你别理他。”
她脸上有一丝尴尬，带几分苍老的可怜。她不能自圆其说。
她和席雄在小树林里的经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连暗示都没有。不过大概很多人都有风闻，本来这种事瞒不住人。她的美丽、孤芳自赏、骄矜和“政治进取心”使传闻更有附加价值和刺激。我怀疑是席雄自己散布的，“我把漂亮的女编辑都干了”，他会这样说。
那么，她怎么离不开他？是情，是欲？情是战友情，革命情；欲是男女之大欲，有过性经验的三十女人的生理欲求。抑或两样全有。
也许可以理解，谁都有可能。
“听说他写了个剧本？”
“江青同志没有回信。他怀疑是中南海门卫没有转上去。你别管他的事，狂妄，没有自知之明。”
那么，至少是欲要多一点，或者兼有旧情。
不久，一个二十世纪和平年代的大闹剧、大悲剧终于历时10年收场了。如此荒唐，如此可悲，文化的污点，民族的耻辱。
我们都沉醉在欢乐和兴奋之中。一切都还来不及思考和检点。
那年春节，可以凭票每人买一斤水果糖，半斤花生米，一斤猪肉，三两带鱼。春节不再“革命化”，我们第一回享受三天假期。
年饭吃过，我去报社，看一下春节的版面大样。11点要赶回家，和三三过除夕守岁。
在报社门口，看见李丹站在当年春兰站过的大槐树下。槐树枝桠光秃，在寒风和彩灯光影中尽情地摇晃。性急的人已经在零零星星地放鞭炮，憋了十多年了，有这一天了。
李丹迎我走来。
“你好。过年好！”她的语调带着不期而遇的惊喜。
“过年好。你去哪里？”
“去报社看看。”她望我一眼，决定说实话，“我等你。我知道你在办公室。”
“有急事？”
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像是冻苹果，笑容发僵。白羊绒大围巾下的发梢结着霜花。
“我等你几个小时，站在树下。……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零下20多度的严寒，除夕夜在室外等几个小时。她轻松的口吻不合温度不合时宜。
“第一个问题……”我回应她的轻松，但立即感到残忍。我不能这样嘲弄般带着优越感说话。“我们去传达室吧？你很冷。”
“不，不冷。我在想，刚才一直在想，星星为什么是美丽的？”
“你怎么知道是美丽的？”我反问，拉她去传达室。她不走。“现在是寒星点点，第二个问题……”
她仰着脸，两只大眼睛望着我，眼里含着泪光。
“你说，我该怎么办？从前我听党的，现在，我听谁的？我还能听谁的？我怎么办？”
鞭炮声大作。焰火一时一时照亮天空。
这个问题太严肃，太沉重。但我又觉得，眼前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色彩，不就是答案吗？
“现在，听我的：到我家过年。三三会欢迎你的。”
在只有小孩快乐地三三两两跑来跑去的街道上，我握了握她戴着厚厚毛手套的手。
她点点头。跟着我走，她对我从来没有这样顺从过。我有点感动。
16
李丹调记者部了。她十分满意。
那天中午，她从矿区采访回来，气急败坏地跑到我家。我正在吃饭，她把我叫到门口。
“席雄杀人了！”
我吃了一惊：“杀谁了？怎么回事？”
“把春兰杀了。”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脑子一片空白。生命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春兰没有了，怎么天空、大地、眼前的一切依旧？
“不可能，不可能。谁告诉你？”
“他父亲，席雄父亲。昨天夜里的事。”
“他父亲人呢？”
“在我法院朋友家。”
三三端着饭碗出来，招呼李丹进来吃饭。
我们顾不上理会她。李丹只是向她点点头。
“我去见他。你带我去。马上去行吗？”
“当然。走吧！”
李丹把挎包放在我家。我们急忙向汽车站赶去。一路上我不说话。我不相信，但愿是梦，恶梦，恶梦有的时候像是真实的。恶梦会醒来的。坐上车，我依然感到是一场恶梦。恶梦到了山穷水尽不能解脱的时候，比如站在悬崖上下不来，鹰在脚下盘旋，上下左右全是绝壁，我会告诉自己：“不做了，不梦下去了，醒来吧！”我现在就这样对自己说。
李丹的法院朋友很真实的存在。我见过。十多年前，他来办公室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只得在电话机旁的位置上读席雄的《铁将军》和他的充满豪情和阶级感情的来信。……往事历历，记忆犹新。他也和席雄有缘——他不会知道。
当年他英俊，一脸逢迎讨好，屁股很重不愿离开。当年李丹美丽的脸庞冷若冰霜，爱理不理。现在，他成熟了，举止得体，说过话后再补一个笑脸，而她却是亲热，活泼，套近乎。两个人的脸孔，都已写满沧桑。
我和李丹一进门，席雄的父亲就“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地喊，双膝扑通下跪。（我想起十多年席雄进编辑部办公室的情景。）
半个小时，惨案的经过勾勒出来了。
昨天晚上，席雄家的灯泡坏了。春兰在黑房间里等他回来吃饭。等到十点多，她没吃上饭，打着手电找邻居家。邻居是矿上的电工，平日家里的小事相互帮忙，席雄在家他间或端过茶杯过来下盘棋。电工爱开玩笑，规劝席雄：“晚上早点回家，有这么漂亮的妻子，你放心得下？”对这些打趣，她从来不搭理，她独自在家，电工也从来不串门。换灯泡，他站在椅子上够不着，椅子上又加个小凳，春兰打着手电扶着小凳。这时席雄推门进屋。春兰一慌神，手电熄了，而同时灯亮了。一黑一亮，眼见为实。春兰正扶着他的腿。席雄一言不发，电工觉得有点不对头，用玩笑来开释却非常不合时宜：“这好，让你抓个正着。”谁也没笑。他讪讪告辞。春兰急忙说：“吃了吗？快吃饭。”他还是坐着不说话，一股酒气。春兰说：“到床上躺一会儿吧！”他起身往伙房去，她知道少不了一顿毒打，以为他要去拿捅炉子的铁钎，拉住他哭着说：“你听我说……”席雄顺手抄起菜刀，举刀就砍，她肩上挨了一刀，又在她脖子上砍了两刀。春兰倒在血泊里了，他蹲在地上，揪住头发割下头颅。他一身是血，打开门，提着她的头站在门口。血往下滴，他喊：“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我把老婆杀了，你们报警去！我把老婆杀了，把头割下来了！”他一直站在门口，又喊又笑。警车来了，他对公安人员说：“怎么才来！我杀的，大丈夫今天才出了口恶气！”他提着头颅自己跳上车（卡车）。双手是血。春兰头发上的血已经凝固，一绺一绺的。眼睛半闭。
席雄的父亲的河南口音，像他儿子。
十多年前，在席雄滴水成冰的“书房”里，我见过他。他端来一大盘炒鸡蛋，没说话。
“春兰真的和那个人偷情？”李丹男朋友对这问题有兴趣。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他说。
“不可能。”李丹说。
李丹男朋友似乎不高兴我来，不用正眼看我。
他真的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胃里在翻腾，心里很堵，闻到春兰的血腥味，嘴里也是血腥味。我眼前是站在干校田埂上的她，红头巾在风中飘动。我只有一次握过她的手，手瘦小，温暖，柔和。我要吐了，我说了声“对不起”，跑到院子里扶着树呕吐。这是一棵槐树。
我头顶着槐树站了一会儿。
那么这是现实了！
他们大概在等我进房间。李丹男朋友看见我进来了，才说话：“第一，有自首情节。他站在门口喊着让人报警；第二，喝醉酒，酒后不能自制，有人证明的吧？第三，可能有精神病。患精神病，这最好！就是民间说的武疯子，疯子不能为他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席雄的父亲木讷地坐着，一个劲地点头，流泪，绞着粗壮的手指。“他不是有耳聋病史吗？”李丹男朋友问。
“装的。”李丹断然地说。
“装得像也不容易。送精神病院检查，经得起他们的测试，针刺，电击，一般人根本熬不过去也装不出来。是死是活，就看他的能耐了。”
李丹说：“他抗得住。”
前男朋友转过身问我：“你姓叶吧？李丹经常提起你。精神病院有熟人就好办，能走走路子吗？”
李丹替我回答：“叶编辑认识人多，他会想办法的。”
席雄父亲又要给我下跪。我扶着他。我想说找找看，又不想说，也不想找。
“你老人家保重身子。”我只能这样安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