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义必自毙
季老曾对坏人有过界定——“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来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他对这类坏人深恶痛绝，希望那些做过坏事的人有一天能够翻然醒悟，做个好人，但又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他一直强调做人要为善不为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生在世，要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多行不义必自毙”最早的出处见于《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句话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春秋时，郑武公的妻子武姜生了两个儿子——郑庄公和共叔段，郑庄公出生的时候是难产，吓坏了母亲武姜，所以，武姜更偏爱小儿子共叔段而不太喜欢郑庄公，并多次请求郑武公改立共叔段为太子，但武公没有答应。郑武公去世后，大儿子郑庄公继位。武姜请庄公封给共叔段好的封邑，郑庄公就把京这个地方封给了共叔段。共叔段得到封邑后，并没有安分守己地治理一方，而是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竭力扩充自己的封地，妄图夺取王位。在封地上，他大兴土木，所建城墙的规格远远超过了规定限制，大臣祭仲认为共叔段有野心，劝郑庄公早做防范，尽早揭穿共叔段的行为。庄公听了，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话的意思是，人要是做多了坏事，会自己反害了自己的，不用他人行动，你姑且等着瞧吧。”后来，共叔段又私下让郑国西部边境的百姓在听命于国君的同时，也要听命于自己，不久又干脆将这片地方划归己有，封地面积得以不断扩大。祭仲认为共叔段拥有的百姓越多，危害就越大。可是，郑庄公却说：“用不义手段取得的民众不会团结，数量再多也会分裂。”而此时，共叔段仍在自己的封地上修筑城池，制造兵器，大肆练兵，并和母亲武姜约定，在进攻郑国都城时，由武姜作内应打开城门，里应外合。郑庄公知道后，认为时机已到，便发兵讨伐共叔段，而这时共叔段的封地上长久以来饱受压迫的人民也起来反抗，共叔段众叛亲离，逃往他处。庄公举兵追击，最后，共叔段走投无路而自杀。成语“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因此得以流传开来。 由上可见，共叔段多取不义，不知收敛和节制，妄图图谋篡位，终至众叛亲离而失去性命。人的恶行有时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因一时贪念而让自己处于悲惨的境地，如果他安分守己，在封地安心为王并辅佐兄长共同治理国家，那么他的人生将是另一个轨迹。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共叔段在兵败的最后一刻，应该是翻然醒悟的吧，只是为时已晚。德行天下，仁义治国，仁义观念一直是我们长久奉行的行为准则，它也是儒家道德体系的基础，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深刻体悟，共叔段显然是没有认识到的。季老经年研究佛学，对善恶的观念深有体会。为善不为恶是一个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不义之财不可得，不义之举不可为，这不仅仅是因为不义之事是不合乎道义的，它为所有有良知的人所不齿，更是因为很多不义之事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行为，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去做的。季老曾说过：“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红楼梦》中有句话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做人，还是要有仁爱之心，多行善事为好。仁爱与正义是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的精神依托，多行仁义会使人在社会中获得认同感，在社会中树立威信，并以此与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多行不义，违背了人们共同遵守的价值传统，是把自己排斥在了大众的对立面，同时，也不利于自身的身心发展，使自身利益不断通过不义之举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自身灵魂扭曲的过程，并且形成更多的贪欲，心理上永远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逐渐规避自身心灵中的道德审判，将自身导向歧途。多行不义是缺乏道德认识和自我认知的表现，因为自身的道德体系混乱，所以难辨是非对错，有些事情明明是错的还要坚持，有些东西明明是对的，却并不去做。这首先是因为这类人对自身的认识并不明确，他们并不知道“能为能不为”的道理，又由于在行为过程中缺乏引导和自律，最终放任自流，任由自己做出不义之举而不自知。正如季老说的：“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因此，培养道德素养和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十分重要，要记住与人为善，并做到在日常行为中不断反省，错而改之，对而坚持。
谨言慎行，以免口舌惹祸
谨言而慎行，是指在言语和行为上不要毫无顾忌，要把握好限度，在季老的观点中，谨言和慎行要本着一个中心原则：“忍”。他认为人处在家庭和社会中，需要讲求一个“忍”字。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学会审时度势。如果对所处的形式看不清楚，就会很容易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往往就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只有对形势有了正确了解，才能在日常交往中得心应手，不会行差错步。孔子的《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句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意思是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所做的事情机智敏锐，说话却懂得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请求教导指正，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的人了。在《论语·里仁》中又有类似的观点：“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为君子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克制。明白地指出人要少说不切实际的话，多做实事。正所谓“言多必失”，如果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不考虑其他人的想法，就会陷入刚愎自用的境地而不自知。另外，说得多了，就会不自觉地暴露出许多问题，继而暴露出性格中的弱点和缺陷。言多必失的这个“失”，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是言语上不恰当会给他人造成伤害；其二是祸从口出，陷自己于被动。如果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不仅容易伤人，而且更容易招致不必要的祸端。慎言并不是说不许说话，而是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时学会紧闭嘴巴，因此要牢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把它作为生活中的一个准则来遵守，同时，学会权衡形势很重要，做好了这些，就可使自己免于祸从口出的尴尬。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自己曾经一度自以为是，好辩逞强而又毫不自知，他后来克服了这一坏习惯。当富兰克林还是个浮躁的年轻人时，有一天，一位老朋友把他叫到一边，诚恳地批评了他一顿：“本，你真是无药可救，也许你还不知道，你已经打击了每一位和你意见不同的朋友。朋友们都发觉，只要你在场，大家都会变得很不自在。你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人再能教你什么，也没有人打算指导你些什么，因为那样会吃力不讨好，而且又弄得自己很不愉快。所以，你不能再吸收新知识了，但你的旧知识却真的很有限。”富兰克林虚心地接受了这次教训。他隐约觉得自己的确是那样，只是从未去想过，他发觉自己正面临可怕的孤立和社交失败的悲剧命运。一旦发现了这一点，他立刻领悟到自己应该如何去做，马上改掉了傲慢无理、刚愎自用的毛病。富兰克林说：“我立下一条规矩——绝不准自己太武断。甚至不准自己在文字或语言上有太肯定的意见表达，比如‘当然’‘无疑’等，而改用‘我想’‘我认为’或者‘目前，我看来是如此’。当别人陈述一件事而我不以为然时，我也不会立刻驳斥他或立即指正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在目前这件事上，看来好像稍有两样等。我很快就领会到我改变态度的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都融洽得多了。我以谦虚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容易被接受，更减少了一些冲突。我发现自己有错时，并没有什么难堪的场面。而我自己碰巧是对的时候，更能使对方不固执己见而赞同我。我最初采用这种方法时，确实和我的本性相冲突，但久而久之就逐渐习惯了。也许50年来，没有人听我讲过些什么太武断的话，这是我提交新法案或修改旧条文能得到同胞的重视，而且在成为民众协会的一员后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我不善辞令，更谈不上雄辩，遣词用字也很迟疑，还会说错话，但一般来说，我的意见还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富兰克林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谨言慎行给他带来的改变。季老的人生中也是如此，他认为人生在世，去争辩这些无谓的是非并没有意义，本着“口不臧否人物”的原则，他从不多言多语，而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语言往往是他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精神修养、文化水平和审美层次最集中，也是最直观的表现，也是他人生感悟的提炼。人们欣赏的是那些实事求是、谨言慎行的谦卑者，而对于那些口无遮拦、言而无信的人，则时间越久就越会对其缺乏信任。要知道“喜时之言多失言，怒时之言多失礼”。讲话时心境不同，话语的内容也会不同。心情愉快的时候，讲话会比较轻松乐观，态度积极，表达比较符合自己的心思，肯定和鼓励之词可能也会多些；而有时心情不愉快时，讲起话来难免会带上情绪，会愤世嫉俗、有失公允，如此便会招来很多麻烦，甚至挫伤听者的自尊，破坏彼此的关系。因此，开口说话时一定要谨慎，并给对方留有余地。要记住，谨言慎行，保持冷静的思维，能够体现出良好的修养以及宽广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