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穆天子传》开始，昆仑神话成为中原与西域共同的文明渊源；丝绸之路成为联结华夏东西区域的纽带；“西行记”则成为时尚阅读热点。
古文献家曾将《汉书·西域传》改题《张骞出关记》，将《后汉书·西域传》直接叫做班勇的探险记《西域土地人物状》。元代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反映的华夏文明“西征”，为“大一统”增添了内涵深刻的细节。清代，“西行记”不仅与西域诗相辅相成，而且出现了着名的“诗体西行记”，其中列入清代文学典范的，有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洪亮吉《伊犁纪事诗》、萧雄《西疆杂述诗》等。
进入现代时期，谢彬《新疆游记》、林竞《西北丛编》等，则通过西行传播现代人文精神。“西行记”被视为认识西部的教科书。
实际上，随着交通的日渐便利，一定程度上，“西行记”已经将关注点从里程远近、路途艰难转移到人文环境构成、社会公正等方面，强调开发西部、巩固边疆等切实必行的有关内容，是中国现代时期到来的特征。人们的共识是，没有一个开放、进步的西部，中华民族很难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修女西行》则是现代西行记不能遗忘的篇章。
《修女西行》一书，属于不同形式的现代时期“西行记”合集。其中包括：
一、《西北边荒布道记》。三位英国修女：米德莱·凯伯（MILDRED·CABLE）和佛兰切斯卡（FRANCESCA）、伏连契（FRENCH）姐妹合着。1929年，由基督教士季理斐译为中文出版。台湾文海出版社编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5辑。
二、20世纪40年代的《旅行》杂志选录了其中十四篇西北人文地理纪实：麦群玉《到祁连山去》、鞠孝铭《青康之行》、田一鸣《西北之行》、时怀铭《泾惠渠纪游》、洪文瀚《栖云兴龙两山纪游》、洪文瀚《兴龙山谒陵记》、岳剑寒《甘宁二千四百里》、何正璜《青海行》、无斋《西宁一瞥》、邹豹君《西宁塔尔寺三大盛会》、岳剑寒《青甘边缘走马记》、凌鸿勋《从兰州到伊犁》、无斋《河西四郡》、徐克刚《敦煌纪游》。
上述文章都曾收入《旅行》杂志的丛刊《西北行》第一集、第二集。这两集分别出版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三月、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
三、西行摄影集《甘肃胜迹》。《甘肃胜迹》未署作者，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兰州国民印刷局印行。
一
《西北边荒布道记》是外国来华修女的西部见闻实录。
作为来华传教的修女，她们具有特殊的身份，与以往的流放者、经行者、东来西往的商贩、上任或卸职的官员等迥异，即便与求法僧侣，也有差异。此行，主要是传播基督教。修女们救赎他人，也是救赎自己。她们的西行，凭借《西北边荒布道记》在当时广为人知。
西部文明从来就是多元与多色彩的，其实《西北边荒布道记》记述的见闻、倾吐的理念，是现代时期的现实存在。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共处一区，正是西部文明能一次次摆脱战乱，走向和谐彼岸的依持。
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到山西霍州创立了一个传教站。建站不久，英国来了几个修女到传教站住站传教，她们就是：米德莱·凯伯、佛兰切斯卡和伏连契姐妹。三位修女来华时都二三十岁，在异乡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一次，她们偶然看到了中国甘肃省的地图，对当地的人文情况相当感兴趣，就下决心离开生活了二十一年霍州前往甘肃布道。
1923年6月1日，她们离开霍州前往西安，全靠人力车上路，从西安再坐骡驮轿车经过十八站，抵达甘肃省会兰州。她们在甘肃的三年生活与传教的见闻，都写进了《西北边荒布道记》。
1926年，她们经甘肃酒泉、新疆乌鲁木齐、塔城，进入俄领中亚，辗转抵达伦敦。从兰州到伦敦行程一万八千里。三位修女年过半百，1926年又从英国到上海，再次前往甘肃传教。
1926年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变乱频生的时期，也是民主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的时期。通过《西北边荒布道记》，人们对甘肃、新疆由感觉陌生变为被其吸引。1926年三位修女再次来华，她们的目的地就是甘肃。她们在甘肃的传教工作延续到1932年，并且写出了一部名为《沙漠之旅》（又名《出玉门关》）的新书。几年之后——1935年，斯文·赫定来到敦煌，还专门引称了三位修女的《沙漠之旅》对敦煌千佛洞的描述。
实际上，米德莱·凯伯、佛兰切斯卡和伏连契姐妹这三位英国修女，成为近代西行者别具一格的“团队”，以她们独特的身份、不可复制的视角，通过对西部的关注，与世人产生感情交流。我们正是通过《西北边荒布道记》认识了这三位来自异国他乡的虔诚传教士。在她们笔下，20世纪20年代的丝绸古道，仍然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通道，普通民众生计艰难，教育难于普及，缺医少药，鸦片荼毒，妇女地位低下。但是，改善生活的向往，使各族居民如同穿越时间隧道，由一线光明（希望）牵引，在漫长的黑暗中携手摸索前进。不绝望、不掉队、不退却则需要坚定的信仰支持。
此前，人们知道这三位修女，主要与敦煌千佛洞的报道有关。她们的纪实之作，包括1926年、1932年两次路经敦煌的见闻，都记述了敦煌千佛洞的实况，其中“千佛洞是人工，月牙泉是神工”，当时一再受到引称。
作为现代西行记，《西北边荒布道记》许多内容难得一见。
（第二章）《从平凉到甘州》，写了这样一则见闻：一个从阿勒泰以北的卡尔梅克部落专门赶到甘州的蒙古王爷，是为了患肺炎的儿子来求医，因为以前路经时，当地医生曾为他治过病。信心再加上对儿子的关爱，使王爷日夜兼程，用了九天时间抵达甘州。
在当时，治病救人也是传教的内容，修女们通过这个事例，不但反映出西部亟待改善医疗条件的现实，也反映出治病救人与普及教育都是西北民族融合的有效途径这一事实。
（第九章）《从安西到哈密》，还记录了如下事件：安西北门外十二站，名叫黑沙漠，因为沙土被风吹散，只剩小黑石砾，所以我们晓得路是越发难走了。离城门9里有一座庙，照规矩下车，去拜望住持。不料门用大石顶着，叫了半天，没有人应声。车夫说非进去不可。他设法挪开石头，至终进去。里头房子很多，好像无人似的，但是后来在一间小屋里，看见一个和尚患病躺在炕上，他不能动身，也无法送信求救。我们把一桶水和几个馒头放在他身旁。后来遇见邮差，将这和尚的苦况告诉他，请他到安西的时候，告诉邮局长设法帮助他。
“黑沙漠”就是甘肃与新疆比邻的马鬃山“黑戈壁”，路途艰难，那是因为“黑戈壁”罕见人迹。本章所写的和尚（喇嘛？）、邮差、修女、车夫，是奇特的路人“组合”，是“西行”将他们联系到一起。
清人西行记所载途中驿站的情况，有一个令今人难以想象的细节是：河西走廊与进出新疆的驿站，旅客的房间只有山洞似的门，没有窗户——不论大小、任何朝向都没有。《西北边荒布道记》写出修女们亲临其境的感受：到了鸽子屯，有一块肥地，有一个小杂货铺，也有几家客栈。在山根下岩石里有许多鸽子搭窝居住。我们睡在一间小屋里，乍进去的时候很不高兴，后来知道这种没有窗户的屋子有几样好处：一是太阳晒不着，凉爽好睡觉。二是外边的热气进不来。三是苍蝇不喜黑暗，从空隙里都飞出去。四是沙土不易刮进来。五是把门关上以后扒手不能偷东西。
这就是纪晓岚、洪亮吉、林则徐、邓廷桢等路经并每日住宿的、为普通旅客准备的丝路古驿。它的格局，一是保证安全，二是保证休息。西行者一代一代的接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完成的。
现代时期到来的标志之一，是从不同角度反映西部历史与现实的西行实录，这些“西行记”以改善民生为焦点，以反映文明传承为背景。
二
关注西部是时代潮流所趋。
“五四”运动前后，开发西部、走进西部成为共同话题。现代“西行记”延续了古“西行记”的内容，介绍西部风土民情，同时还肩负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发现与介绍，寻找开发西部坚实的立足点的时代使命。
《旅行》是20世纪前期着名的人文地理杂志。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停刊，而是转移到“大后方”广西桂林出刊，有较高的订阅数字、较广泛的影响力度，一定程度起到了“保卫中华”的宣传作用。为扩大影响，《旅行》杂志先后选择了在各期发表过的一批文章，两次结为《西北行》出版。抗日战争，前方战火纷飞，原来相对边缘、陌生、落后的西北成为中国的大后方，举国上下的阅读热点也相应转移到了解西北国情上来。
《西北行》第二辑收录的十四篇文章，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名作，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内容涉及了河西走廊、青海、新疆等广袤的西部区域。这些文章的作者，有新闻记者、政府官员、文化人、商旅。他们的身份与写作角度不同，但是，对西部的关注都发自内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它们不但是几十年前的西部实录，而且是认识西部文明的“教辅读物”，恢复了由于岁月流逝而被“删节”的许多生动细节，打通了历史的脉络。
暂就徐克刚《敦煌纪游》，对西部历史文明的延续略作解读。
敦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宝库。敦煌劫宝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永久的伤痛。《敦煌纪游》作者面对残破的、亟待保护的洞窟，除了弘扬敦煌文明的伟大，还通过敦煌千佛洞的发现与破坏，作了历史性回顾：可惜这些塑像和壁画，现已遭受很大的破坏。塑像方面历代都有修改，完全的魏塑唐塑已不多见。而清末王道士也破坏了不少：他把原来的塑像拆毁，改塑道教像，庸俗不堪，几使人作呕！壁画方面，破坏更大，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先后到千佛洞，摹拓壁画，他们把许多美好的壁画用刀挖下，或用树胶涂布贴在画上，干后撕下来，画便贴在布上，然后拿布而去，这样被破坏的很多，所以现在洞中残痕累累。斯坦因和伯希和还把千佛洞的藏经大半盗去。这些经原是宋时僧人因避西夏之乱而藏在一百五十一号洞的石窟里面，于光绪二十五年被王道士所发现的，陈列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这是中国文化上一个莫大的损失！伯希和还在千佛洞测量照相，并于民国三年二次到千佛洞，又盗去经卷六百余卷，于此可见外人对于我国文化宝藏的窃取盗购，也可谓处心积虑了！
其次，旧历四月初八（俗称浴佛节）佛洞的善男信女都要到千佛洞去进香，他们就在洞里住宿烧饭，七天后始返，而且他们每人要朝遍所有的洞，因为他们迷信：如果他们有一个洞不到，他们就认为这个洞的神会发怒而降祸于他们，这样许多洞便都被他们糟蹋，被煤烟熏得乌黑了。
再次，民国十一年有白俄五百人逃到千佛洞，住在洞里一年多，就在洞里砌灶烧饭，把许多壁画都给熏黑糟蹋了，而且他们还把佛像和佛洞天花图案上所镶嵌的金子都挖去了，甚至还有把佛像的胸腹都穿了窟窿的，因为据说佛像的胸部里面装着铜镜，他们便穿胸把铜镜偷去了，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此外，清朝同治年间，千佛洞曾经过一次大劫，据十四洞《重修千佛洞长寿宝贝佛殿功德碑记》云：“同治年间变起，佛龛半付灰烬。”可见当时损失破坏之大了！
再加上天然的风沙的剥蚀和掩埋，现存的千佛洞，实已是劫后余烬了，如果我们再不设法好好地保存，再过几十年，便将全部毁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确有可能，而为一般到过千佛洞的人所共同担忧的！
读了上述文字，我们对保护敦煌的紧迫，有了直观认识。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保护敦煌就是举国共识，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从破坏转换到保护，需要上下各个阶层的努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受到的劫难，有目共睹。为中华文明、人类文化保有这些无价瑰宝，与发现敦煌藏经洞同样重要。
三
《甘肃胜迹》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甘肃胜迹》是1938年由兰州国民印刷局印行的一部西行摄影集。未署摄影者，其中保存了四十余幅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甘肃文物古迹图片，不管摄影者到底是谁，他肯定是关心文化的有心人。
仅见的一部《甘肃胜迹》扉页，有摄影者题记：楚生学长惠存。
巨木敬赠。廿八年二月。
“楚生”，有人说是着名电影人蔡楚生。“巨木”，识读尚不肯定，但无疑就是本集作者（摄影人）的字号。
看到过《甘肃胜迹》的人都深受感染。仅举出《兰州五泉山》《兰州西津桥》《陇西钟鼓楼》《临夏八方礼拜寺——铁寺》等图片，就足以证明它的难得与珍贵。
《甘肃胜迹》是不多见的现代“西行记”的特殊类别：西行图录。它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今天不复存在的“胜迹”影像，也留下了丰厚的人文积累。
通过《修女西行》的全部三辑内容，今天的读者对西部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它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传教书、人文地理考察、游记、国情调研报告、图录，展示了修女、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商旅等不同身份的作者的眼界与才情。
西行，是传承文明，更是感受文明；西行记，是纪实之作，也寄托了作者、读者对西部双重的关注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