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说法认为蔡锷并非是逃离北京的，他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日本都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由于蔡锷斗争策略高明，使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也被其所迷惑。袁调蔡入京时，委任其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参政院参政。蔡锷要离京，为了不使袁世凯猜疑，便逐步辞去了这些职务，然后以患病为借口逐步脱身。当然，蔡锷当时的确也患有喉头结核，否则袁世凯也不会轻易上当。就在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时，蔡锷为实现其反袁计划，开始请假了。1915年10月30日袁世凯批准“给假五日”。11月3日蔡锷销假办公，至11月中旬，蔡再次请假，请求赴津就医，18日袁批准“准予续假七日”，11月22日蔡锷第三次向袁请假，呈文曰“病势加剧……以致喉头咳嗽，发热盗汗，诸症并作……系操劳过度，心血大亏……请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调养……”11月24日，袁批准“给假二月”，并任命他人署理参政院参政，这就为蔡锷脱身开了绿灯。在批假后仅数日，蔡又第四次请假，明确要求去日本疗养，11月30日袁批准。12月2日蔡锷便动身去日本了。蔡以上所为，将去向亮在明处，是为了迷惑袁世凯，如果不辞而别，必受到袁世凯的注意，护国运动可能夭折。蔡锷通过高超的斗争艺术，请假一次比一次长，“病势”一次比一次重，治病的地点一次比一次远，使狡猾多疑的袁世凯相信他已病入膏肓，因此得以脱身，潜赴云南。
以上是关于蔡锷出京问题的两种说法，孰真孰伪，那就有待史家进一步研究了。华侨对祖国近代革命的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革命斗争中，海外华侨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他们或慷慨解囊，给革命以经济支援，或亲临沙场，奋勇杀敌，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孙中山领导的每次起义，在军费问题上都得到华侨鼎力相助，仅1907、1908两年间，华侨就捐款20万元。在组织黄花岗起义时，原定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大大出乎所料，捐款达18万7千余元。武昌起义爆发后，华侨捐款更为踊跃，仅缅甸华侨捐款就达60余万元。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政府财政异常困难，库藏如洗，南洋华侨为支持革命政权，上至资产阶级，下至劳动群众皆行动起来给予支援。印尼华侨张耀轩、张弼士，港商李柏都捐出巨款，李柏出资100万元，几乎将全部家产倾囊捐出；越南华侨黄景南以卖豆芽为生，关唐是挑水工人，他们都将一生辛苦所得，捐献给革命事业，感人至深，难以用文字表达。
华侨热爱自己的祖国，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支援革命，而且还纷纷回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参加反清的武装起来。如黄花岗起义中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安南等地都有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华侨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其中29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南洋机器工人黄鹤鸣、杜风书等，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时，奋勇战斗，壮烈牺牲；安南工人徐廉辉、徐松根、徐昭良，南洋教员罗仲霍被俘后英勇就义，南洋华侨李晚、陈文褒、郭继梅，亦战死于沙场。华侨志士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自由在战斗中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祖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正如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孙中山先生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的崇高爱国精神及其对近代革命的伟大贡献将永远为祖国人民所怀念。
为共和宪法流血的第一人是谁？
1913年3月21日，上海各报刊登了一条令全国惊诧的消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昨晚十时在沪宁车站遇刺受重伤，凶手在逃。”3月22日凌晨，宋教仁在医院逝世，年仅31岁。宋教仁逝世前请黄兴给袁世凯拍电报，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保障民权，制定和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袁世凯听到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一面去电和派人慰问，一面责令江苏和上海方面“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终于真相大白，指使暗杀的“主名”是接受袁世凯谋杀密令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同谋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和帮会头子应桂馨，凶手是由他们收买的武士英。“确情”大白以后，举国沸腾，人心激愤，孙中山和一批国民党人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孙中山拍案断言：“非去袁不可”。袁世凯为什么要谋杀宋教仁呢？从宋教仁的经历中就可得出结论。宋教仁在1904年参加黄兴在长沙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不久又参加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长沙起义失败后赴日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革命。1905年参与创建同盟会，是湖南分会的副会长，主持过《民报》的编撰和发行工作。辛亥革命后，参与制订《临时约法》，后到北京任农林总长，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为了搞议会政治，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而辞职。在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后将同盟会与几个小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为代理理事长。为了争取国会议席多数，搞责任内阁，他风尘仆仆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旅行演说。1913年2月国会议员选举揭晓，国民党占议席45％，压倒了其他党派，宋教仁就任内阁总理已成定势。宋教仁的抱负、声望和政治经验，袁世凯早就看在眼里，为了收买宋教仁，袁世凯曾放出空气说要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宋教仁南下时，袁又送上50万元的支票。宋教仁均不为所动，将支票原封退回。袁世凯见收买不成，故下毒手，以绝后患。
对于宋教仁之死，在60年代评价较低，80年代对他的评价渐高，有的著述中称他为中国近代民主和法制的先驱，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等等。现在很多人认为最能反映宋教仁的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应是孙中山写给他的诔词：“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历史事实确是如此。宋教仁是为了维护《临时约法》——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为了坚持它的民主共和原则，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因而不能见容于坚持独裁。妄图复辟封建专制制度的袁世凯，为袁世凯所不容，最后惨遭暗杀，为共和宪法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孙中山的开放思想
孙中山历来就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他的经济建设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民国元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什么是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以达到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孙中山的开放思想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表现出来了。他主张全面仿效西法来改造社会经济，借用外国人才和仿制外国机器，并指出振兴农业是当务之急。1897年，他在伦敦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中国今后应以经济为中心任务，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1912年4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就以致力于民生主义，倡办和发展实业为己任。1917年，孙中山又提出“交通为实业之用。铁道又为交通之母”的理论。计划在10年内引进外资筑成20万里铁路，主张采用民间个别谈判的办法进行，不主张政府向外国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敏锐地感到中国面临着一个发展工农业的大好机会，中国可以拥有的广大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吸引外资，他在1918年发表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中说：不论多少工业国家有富余资金，中国都能吸收。1920年，他在《实业计划》中主张在华北、华中、华南依次建造三大海港，并以此为中心，形成遍布全国的水陆交通网。并认为只要是带有独占性质的大型企业和生产事业，都应有国家组成总公司实行管辖。这个总公司与各国政府组成的大财团进行建设资金的借贷谈判。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不论是借贷资金、聘用外国工程技术专家或管理专家等各方面的人才，都必须以保全领土、维护主权、平等互利、取长补短的原则。他说：“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则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发展之权操之我则存，操之人则亡。”他在《实业计划》中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1924年在作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又说：“我们要拿外国已有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充分表明了他的意向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
孙中山的开放政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可以说是无一真正实现，但他的开放思想在当年曾鼓舞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奋勇前进，就是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是什么时候建立外交部的？
19世纪40年代，正当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寻找市场之时，清政府却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自命“天朝上国”而坚持闭关政策。对中外贸易只限制在广州一地，且被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破产，但封建顽固派仍千方百计地拒绝与外国接触。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压力下，于1860年设立“抚夷局”，任务是专门与外国侵略者议和，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办事处。《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为了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需要，清政府被迫于1861年1月20日，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办理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是为中国正式设立外交机关的开始。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当时唯一的外交机关，所以凡是有关洋务的事均归它管，职能大于现代的外交部，人称“洋务内阁”，或叫“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上存在了40年，到1901年7月，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又被迫将其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外务部的职能仍然很广泛，凡是有关洋务的事仍归它管，依然是个“洋务衙门”，地位比过去则更高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行总统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成立外交部，位置排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后，，让他们今后与袁世凯政府直接联系。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根据《临时约法》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月19日，唐绍仪在南京列席参议院，提名由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在北洋政府内阁中，外交部又居各部之首，当遇到内阁总理辞职时，即由外交总长兼代。在北洋政府中内阁总理调换频繁，外交部却一直由陆征祥主持，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被人民群众轰下台。
留学生对祖国近代革命的贡献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我国青年赴海外留学的约4万多人，这些留学生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在国外刻苦学习，追求光明，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按其时间及特点可分为四个时期。
洋务运动时期：1872年到1878年，清政府曾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原定留学15年，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这批留学生未完成学业便返回国，并受到清政府的歧视。但凭着他们的爱国热情及奋斗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为祖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的电报、电话事业多由这批留学生开创的，如留学生梁金荣是江西电报局的创办人，程大业是黑龙江满洲里电报局的筹建者。特别在近代中国铁路建筑中这批留学生贡献最为显著，如1873年赴美留学生詹天佑，他在督修古冶到滦河铁路工程时，完成了英、日、德国工程师不能完成的滦河大桥，博得中外人士的赞扬，1894年被英国工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1961年我国科学家李四光说：“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为当时深受侮辱的中国人民争了一大口气。”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工作的留欧美学生还参加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凭着他们熟练的技术及勇敢作战的精神，很多人在战斗中立下了功勋。此外留欧学生中还涌现出了严复这样的翻译家和思想家、马建忠这样的外交家和语言学家。此时留学生的主要贡献是在科技方面。
20世纪初期的留日热：面临对清朝的腐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严重，为寻求救国的出路，爱国青年到国外留学的人数急剧增加，1906年，留日学生达8千人之多，如李大钊、鲁迅、黄兴、宋教仁、秋瑾、邹容、陈天华皆为挽救祖国危亡而留学日本的。为探讨振兴中华之道路；他们创办的刊物之多，译书之广，在世界留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运用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并直接参加反清的武装起义，不少人为革命慷慨捐躯，留日学生运动直接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坚实的基础。
清末民初留美高潮：此时期一些青年留美目的主要是为“科学救国”。他们到美国后，刻苦钻研各种新学科，撰写学术论文，这批留学生90%以上的人获学士学位，一批人获硕士和工程师学位，有35人获博士学位。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留美学生在1914年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月刊。这个杂志坚持了三四十年之久，共发表了3000多篇学术论文，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一个自然科学刊物。“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的创建，十之八九来自这批留美生，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等则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五四运动时期留法勤工俭学：此时中国正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留法勤工俭学以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目标，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如蔡和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赵世炎、蔡畅、向警予等，都曾到法国勤工俭学，蔡和森在法国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100种马克思主义小册子，还组织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他们积极组织各种革命团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政治斗争，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进行了积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