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常谈教学的感情问题，说这情理不能偏。韩愈讲“授业、传道”是教师的职责。教学本身是科学，也是艺术，如果热爱这个事业，就能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讲同样一节课，讲十遍是十个样子。备课是不能马虎的，因时代、对象不一样了。但有的教师无所上进，同一课老是那么讲，学生一听也知道他是混日子。关于了解学生，中学比大学要好一些，大学自由多一些，这种情况往往造成教师和学生脱节，最好的是在上课前找些学生聊聊，谈谈这节课程学生过去有什么准备，有什么想法，这样讲课时心里就有底多了。课中休息时，随便找一个学生问一两句话，也能问出名堂来，对讲课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当讲错了怎么办？一定要非常坦率地承认，也可以在中间讲时放松一些进行，如讲唐宋八大家，只讲出了七个，有一个一时想不起来，可问学生谁能记得还有谁？学生中总有会知道的，这样同学中印象也就深刻了，也不影响教师的威信，因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学生也会理解和体谅的，如果吞吞吐吐，遮掩过去是不行的，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学生的信任。有些问题对学生一时答不上来，可非常负责的记下来，答应回去查一查，然后再答复。如果是普遍性的就在课堂上讲，如果不带普遍性，可找提问的同学单独讲讲。如有一位教师在学生课下问到一个问题时，他未作准备，上课时他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我未作准备，下次课上讲，而且在别的班也要讲这个问题。同学们对这位老师印象很好，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当学生有了成绩时，教师如何教导。不要只是说你要谦虚谨慎，实际这是不够的，学生有成绩，教师应该让他高兴，不要把他弄成一个虚伪现象，如果这样，久而久之，本来他们高兴，也要说些，没什么，我这点成绩都是老师的，大家的。这就把学生变成世故的了。笔者在“四人帮”的时候，听一位大学教师说：我的孩子被培养成“两面派”，学校是一套，回来什么也不干。是学生自己取得的成绩，就要承认它，鼓励他，使他增强信心。在中小学规定做好事，结果有一个学校某班有十几个学生都拾到钱了，几分、几角不等，都交给老师，有的老师就都加以表扬，有的细心的老师就想怎么这样多人丢钱？结果一调查，都是自己掏腰包“做好事”，这也是最容易，最不费力、最能显示自己“品德”的好事。这实际是教给学生虚伪的东西，是不应该提倡。
在教学中育人对谦虚谨慎和世故的区分一定要考虑。不要让学生在给别人帮助时就想到我是在做好事，不要让学生想到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这对思想的升华并不有利，一切应形成于自然之中，自觉之中，只要在自己诚心诚意地感到自己确实应该做的，做这些事并不是追求个人的什么，包括听表扬在内。有一位省长1978年去德国，他回来说，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上有一妇女突然晕倒。一个乘客告诉司机此事，司机毫不犹豫地把车开到一所医院门口，车上很多乘客都下来把这位妇女抬进医院，医院把人接走后，大家回到车上来，司机又沿车的既定路线走，这时大家都不说一句话，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说我看这些人都是雷锋，都有雷锋这个感觉，也都不说这事，好像是极其自然的，理所当然的。这说明一个国家有一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对的也就有了。匡亚明在杭州会议上讲，一次他在美国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小孩在吃糖时，糖纸从小孩手中飞走，当时地下很洁净，就一张糖纸在地下飞，有两个人走过时都未注意，第三个人见到糖纸后，走过去向那个妇女打一个招呼，再指指地下，那个妇女说了声对不起，就捡起糖纸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匡亚明讲，这事在我们国家不会有人管，而在美国已成为习惯，还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孟子讲：衣食足然后知礼乐。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做得好的，是为师为人，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这里谈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一位瑞士的朋友争取了好几年才到中国来工作，放弃了她已取得的优越条件，而且在中国工作期满后还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来中国后，工作得很好，生活虽然差一些，她也能坚持，当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说，她来中国对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安排都满意，不满意的有两件事，就是一些中青年随地吐痰和随地丢烟头。有一教授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他说他出去旅行一个月，房间是不锁的，夜不闭户，家家都能做到。因为家庭的一般设备，大家都不缺失。而美国有的是大偷、大盗，如抢银行。1980年一位老师去瑞典，开车去乡下，在车上放着衣服食品、照相机等，司机下车后，门都未关就去旅馆了，第二天从旅馆上车时，车门仍开着，东西都在。在东京日本人骑自行车上火车站，到后把车放在公用设施上也不锁，回来后再取走。这里举出了这么多的在国外的实例，只是要说明在教育人中要注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教育。
5培养学生的自觉学习
培养自觉与习惯有关系，要培养学习的习惯，习惯又与意志有关系。前面讲到教学生一些东西不如教他方法，如认字，尽量让学生养成查字典的习惯。曾看到有这样一个记载：斯巴达奴隶主对其子弟的教育，是让他们去杀人，可以随意抓一奴隶做现场试验的牺牲品，然后一刀劈下去，看劈成什么样子。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记录。学生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把被杀的对象当成人，将其任意杀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究其原因就是使他们养成残酷的习惯。在“文革”中间的一些红卫兵，因“文革”本身就是引导人们去斗、去武斗，红卫兵当时拿皮带打人，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养成了他们的野性。一次一个女红卫兵，当时是初中学生，多次打人，一次拿着沾满血腥的皮带对她妈妈说：妈妈，我现在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了。好的习惯，如读书的习惯、爱思考的习惯、有礼貌的习惯、生活规律的习惯都与意志和教育有关系，一旦养成坏习惯，改起来是很难的事，在旧社会有人有打牌的习惯，后来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最后用刀子把手指砍掉，表示再不打牌的决心，可是手伤好了后，又坐上牌桌了。这种习惯势力是很厉害的。这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关于学生的引导也是一样，你要求他学什么？养成什么？他们就向这方面发展。社会也是这样，过去高考考英文，成绩算40%，当时的老师，也就是按40%给学生作准备，后来算50%，到100%成绩水平也就上去了。如果只是要求50%来计算分数，英语水平也就老上不去。现在计算机渐普及了，有的学校非常积极，有的学校则是观望，有的学校有条件争取也不搞，如果说高考要考计算机，或是把计算机作为一门课程，那中学就要忙了，其实这门课很多中学是有条件开的，高考不要求，他们就不办。这件事其实很重要，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计算机飞速发展，培养学生不懂计算机是不行的，现在也有这个条件，国家应考虑这件事情。实际上课程可先开，然后到有计算机的地方去参观、实习，也能过关，等到国产计算机多了，发展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发展就拖下去了，高考要考，学习计算机的速度就会加快，这也是辩证的。环境对习惯势力的养成是很厉害的。学生是有求知欲的，你不往好的方面引导，就有可能被人往坏的方面引诱。有的家庭用压力，当然要分析压力的性质，一般条件好的家庭，学生不爱学习的偏多，原因就是生活有保证。宣统皇帝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在多方面最为典型。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讲，他在青少年时代连穿衣、开门都不会，后来在监狱里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说明环境的作用。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前长沙有一个地主有365间房子出租，他临死时给房客说，以后不再收你们的房租了，我有一个儿子，以后你们每天一家请他吃一顿饭就行了。为的是使他的儿子生活有保证，也不会糟蹋他的房产。几年以后，他的儿子感到奇怪，多事者告诉他这一事实经过，于是他就把房产收为己有，但几年以后就被他挥霍干净。这个故事不在于真假，而在于说明问题的性质。国外的资本家不是这样，一个大的商号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继承上也有他们自己的一条不成文的法规。如继承人首先是商号经理（产权所有者）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必须通过董事会的考试，考试及格了才能继承家业，如不及格，则给他一笔费用，另由董事会选一人来承担，招牌字号不变。拿走费用的儿子实际是一笔够用的养老费。这比中国的地主阶级进步多了。中国的地主阶级，在。鲁迅不写这稿子是为了完成别的工作。我们平时买书，买回后，常是放在柜子里不急于去看它，甚至多少年也未看，但借一本书就不一样了，能抓紧时间去看，就因有时间限制，越抓得紧，往往效果也最好，这也是一种有用的压力。说明人的学习，目标要明确，要有研究的对象就能够坚持。像这种自觉的学习，也有年龄的问题，如宁伯，两岁时祖母讲的故事，感到津津有味，经过长期的熏陶，兴趣很广泛，六岁识字时就开始看书，看很多的书，一直到现在一直有读书的习惯，读各种各样的书，懂得各种知识很多。
自觉性有年龄问题，但有人很早，有人很晚。东汉贾逵是天文学家，也是经文学家，五岁时姐姐抱他听别人读四书五经，从他五岁时带到十岁，他养成了念书的习惯。有人在中学因老师某一句话养成了念书的习惯，有人到大学始有念书的习惯，才感到学习要自觉，也有人一直到工作时也没有养成念书的习惯的，而庸庸碌碌一生。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意义，从小学到大学都要随时启发他们。因为在读的学生就有没有认识到养成读书的习惯、自觉的学习这一点的，但又不一定在那位老师的启发下而自觉起来进行自觉的学习的，老师应有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感。这样的例子很多，传说李白小时候不爱读书，因见一老太婆用铁杵磨针而悟出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而发愤读书了，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智而成为伟大的诗人。唐僖宗时有一个叫韩健的是一个武夫，靠打仗当官，当官后觉得不能识文断字不行，就发愤学习，在家中所有的物件上都写上字，下苦功夫学习。到后来又找到一本类似字典的书，进一步学习。从人的学习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是有一定条件的，条件要教师来创造，教师认识不到这一点，在讲课中就忽视过去了。这应是老师责任心的最重要的一点。老师是转变的条件这只是一个方面，有时候学生在受到某种打击上，某种启发上不一定是教师给他的，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老师的作用，在讲课中注意到这一点，以造成积极的影响。
二、理论联系实际
1讲好理论，联系实际
讲课的最后结论都是理论，哪怕是讲一个文艺故事，在分析故事的思想性时就是理论。《实践论》上讲到：如果停留在理论上不结合实际的话，那就变成唯理论，光是讲实际不讲理论，这是经验论。如何讲好理论，就是联系实际。联系实际最好的方法是举例，这是很生动的方法，其目的是要讲好这理论，要求通过这个例证深入浅出。但一个例子是多方面性的，它能在这方面好像相似，在哪方面不相似，因此不能挑剔例子不恰当，因为老师讲例子，有比没有要好，有了例子学生容易听懂，如果只是在理论上兜来转去，只在逻辑演绎上下工夫，常常是难以讲通。有很多比喻是形象的，如“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本身就是形象的，虽言简但意深，有很深的哲理，还有“守株待兔”，这本身是个很浅近的例子，它绝不是说明那个人守在那里待兔的，实际是对因循守旧哲理的阐述，这些例子若是细细地挑剔，那就不得了，因为这是古代语言的形成，没有人去挑剔它，而我们现在有时老师讲点例子，常有别的老师去挑剔他，这是不对的。本来比喻就是从已知到未知，已知的东西都是生活上熟悉的东西，这样就比较好理解，好像矛盾这个名词，是个抽象的名词。对中小学生要是抽象地讲是很难讲清楚的，怎么办？一定要说出很多事情，如说阶级斗争是矛盾，世界各个国家有矛盾，家庭之间有矛盾，就是自我昨天的想法与今天的想法不一样了，这也是矛盾，这样形象的说明，他们对矛盾的意义才能理解，离开这些就讲不清，不如举例子。矛与盾是怎样来的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矛和盾这两个形象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事物语言的本身就有很多比喻的文字在里面。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制图时要不要用模型，这个问题争论了三十多年，不同意在制图时用模型的同志们认为，如果用了模型就是有了拐棍，模型是拐棍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对着模型看图，图就容易看懂，模型本身是拐棍，看过后不容易丢掉。我认为不是这样，应该说有了模型是给了一根拐棍，但用到一定的时候，就是给他去看他也不看，要不够的时候，给他看他就方便，所以模型是非用不可的。但不要强迫他们看一些简单的模型，这样就没有意义了。任何概念的建立，都是从实物中来的，讲人体的概念，就应有人体的模型，讲机器就应跟着机器讲，而不要空讲，空讲是难以收到效果的，有了事物，始能事半功倍。空讲事倍功半，这是很明显的，讲地理要用地图，讲历史应用历史地图，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对学生是损失，用历史地图对了解国家现在的版图也有好处。就像游泳、打球这些体育活动一样，一定要到现场去，游泳只是讲理论不下水是不行的。要讲得好，讲得活，跟教师的素质有关系，过去有人对制图的教师有一条意见，认为老师应该从工厂来，从工厂来的老师，对有些规律就弄得很清楚，而学校的制图教师大部分是科班出身，就没有这样的体会。但实际情况是，国家的教育体制的限制，对这个问题做不到，要把教员和工程师、技术员大换班是做不到的。从工厂来的教师讲课，联系实际的多。这种现象表现在其他的课程中，包括科学、文学在内。教育体系大换班的问题，估计在国外也没有做到，我们国家要做到也很困难，有很多实际问题，工厂、研究院的人到教育单位，教育单位的人到社会上去，在理论上行不行得通，如果要换班的话，对于教育来说是很有利的，如对外语来说，不应多教语法，而应重在实际应用，会话、看文章要多一些。王府井开放了一个点，大学的几位教授在那里蹲点，爱好英语的人，就到那里去会话，那里都是用英语会话的，但可惜这样的点太少了。像这样联系实际的例子古代也很多，如唐朝的韩干画马，就待在马棚里，易归真在深山画老虎，李时珍、徐霞客写的文章都是身临其境，这是工作以后的情况，但对教学同样是适用的。
2讲和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