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内忧外患日益危机的时刻，当朝的理宗皇帝和他的权臣贾似道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呢？理宗治国，恪守“守（防）内虚外”的祖训，以朱熹的理学思想为指导思想来贯彻这一祖定国策。把朱熹的学说当做经典，专门阐发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忠孝节义等封建规范，严禁以下犯上，大倡理学，要以理学恢复古帝王之治，这也是他之所以被称为理宗的原因。理宗口口声声的要用理学治国，可是在用人上却是唯亲、唯谄。他始终信任重用的贾似道是有名的“蟋蟀宰相”，为了尽情享乐，在西湖边上大建楼台亭榭，极其华丽奢靡，与妻妾、娼妓、女尼以斗蛐蛐为乐。他为人又极贪婪，为了歛取珍宝，除向下面勒索外，还掘坟挖墓以求，并建多宝阁以收藏珍宝，以便自己日日赏玩。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太监，他仗着是皇帝宠信宦官的地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作威作福，尽干坏事。他怂恿理宗不断修建华丽的宫殿、台阁，任意挥霍钱财和劳役百姓。由于经济困难，南宋政府就滥发纸币，结果是币值贬值，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理宗、贾似道、董宋臣这帮控制政权的君臣，昏庸、腐败、贪婪、享乐，搞得“田里荒寂，州县萧条”，言路断绝。人们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搞得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侮，统治区内烽烟四起，边防告警日益严重，统治区域也日渐缩小。可是这帮统治者们，不愁不急，不思进取，对外敌以纳币贡物，自认晚辈，摇尾乞怜，甚至不惜压制人民抗敌武装，以讨外敌的欢心，以换取苟延残喘于一时。对人民任意盘利，镇压反抗，搞得民穷财尽。而这帮统治者们都日日歌舞于西湖，醉卧于宫殿，只要能苟且偷安于一时，哪管国破家亡在即。文天祥正是出生于这一内忧外患日渐深迫的乱世，并在这一日益深化的乱世中成长。为了拯救南宋政权和人民的安危，他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才华、财产乃至生命。用自己的鲜血绘制出了永恒的爱国主义篇章，激励着一代代人的成长。
庶民家庭
宋朝富川是一个人口聚集的山村城镇。据文天祥在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他的家是“由成都徙吉”，五世祖文柄然住在吉州的永和镇。到高祖文正中时又“由永和徙富川”。这就是说文氏家庭是由成都搬吉州的，先迁居在永和，后来又从永和迁到富川，到文天祥时，在富川已经历五代了，从祖籍上讲，文氏家族在富川是个外来户，但到文天祥时，已是这个城镇居住的老户了。与文家做邻居的是邹家和刘家，邹、刘两家是镇上的大户，邹家早在五代时就住在这里。刘家则是在十世祖时从长沙“徙庐陵富川”，比文家是更老的老户了。在文天祥所写的文章中还谈到当“寇起兴国”，不久到太和县的王山，眼看就要到富川时，邹仲翔早就组织了一支自发的武装乡民，“栅东门山为备”，抵御了流寇。从这里我们看到富川领是一个有栅门、土墙的简陋土城。刘家出过一位诗人。这些情况说明富川原是一块有着良好自然环境，而且地旷人稀的地方，到文天祥时，早已形成了一个姓氏较杂而互为邻居的聚落。邹家是世居，刘家是久居这里的两大户人家，从现在占有的历史资料上看，这两大户之家未发现有做官的，也是庶民之家。文天祥的家庭怎样呢？他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中写道：他的父亲革斋（文仪）曾经考查过家谱，从家谱中的记载看，他们文家“世有吉德，乡以君子长者称，一是方寸，留耕于子子孙孙”。意思是说，他们文家有着很好的家风，被乡里曾称为“君子”、“长者”，世代留传的只有不多的田地，留给子子孙孙自己耕种。家谱中没有记载有谁当过官。他的外公家曾氏有一块文天祥撰稿的墓志铭中，也未记载外公家有谁当过官的事，再考查文天祥的旁支亲族，也就是叔叔大爷之家，也没有发现有当官的记载。这就是说，日后考上状元、当上丞相的文天祥，是出身在一个连至亲也未有当过官的庶民家庭。
在这个庶民家庭里，于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了。传说这个男孩的祖父文安世讲，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小男孩从层层的彩云围绕中冉冉飞起，他伸手去接，忽然惊醒了，就听见小孙儿呱呱地哭声。于是他就给自己的小孙儿起了一个名叫云孙，字号天祥的名字，意思是他的这个孙子，因彩云而生，是天降吉祥。
文天祥出生之时，他的家境怎么样呢？在文天祥所写的诗文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家中略有田户，有菜园、鱼池，田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但地并不多，生活也不富裕，遇到孤贫的亲友家里有丧事买不起棺材，或是没有丧服，他的父亲就代为购买和捐赠，有时农民交不起地租，他也不逼迫他们。前面讲到的，富川镇的人们说他们家“世有吉德”，指的就是这些事，看来这是他家世代相沿的家风。这说明他们家还是算富裕的。但是他的父亲想买新书，有时还不得不当衣服。文天祥该念书了，可是交不了学费，他的母亲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簪珥首饰以供他上学。这又说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看来在当时那个动荡的社会里，这个很守本分的读书人之家，只拥有不多的田户，又不善经营，家庭正处于日益中落的时期。文天祥就是出生在这个不至于受到冻饿，又手头拮据，勤于治学，不善营生的庶民读书人之家庭。
父母之训
文天祥的父亲文仪，号革斋，人们尊称他革斋先生。文天祥在所写的《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中说，父亲文仪“嗜书如饴，终日忘饮餐在擎”灯密室，至丙丁，或达旦。意思是说，他的父亲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欢书，捧起书就像得到饴糖那样甘美，白天整日读书，忘记了喝水和吃饭，晚上读书读到深夜甚至天亮，还舍不得放下。他的父亲藏书很多，多得像山一样，按经、史、子、集分类陈列，其书目序列都是父亲亲手标写的。文仪读书，其面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天文、地理、巫、卜诸书都不放过。他不只是广读博学，也勤于写作，著有《包藏》30卷，《随意录》20卷。文天祥讲，他的父亲治学很严谨而又不守旧。文仪取革斋两字为号，用意是很深的，体现了他的治学主张：“滞学，守固；化学，来新。”“滞学”，在这里指的是学习时机械地照搬前人的古义，这样学习的结果必然是“守固”，也就是守旧；“化学”，在这里指的是学习时对前人的古义要有批评地学，这样学习的结果，将会“来新”，也就是有新意。文仪的治学主张用现代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治学需“推陈出新”。为了表示他的革新精神，和他一生坚定不移的治学宗旨，他在衣带所佩的玉饰上，刻上一个“革”字，表明要用不断革新的精神来治学，而治学的目的是要用以“补世”，并以此作为“家庭之训”，在文天祥的书信中，就明确谈到他是怎样接受这方面的家庭教育的。
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也是出身于庶民读书人之家。他的外公曾珏，为人旷达，喜好读书而不追逐功名，安于清贫而不追逐利禄，自号“义阳逸叟”，“逸”是隐逸，表明与世无争，“叟”是老者的谦称，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一个住在山野，不问世事的老头。生活在这样一个安守本分，清白做人的读书人的家庭里，给曾德慈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和文仪结婚后，在这个新家庭里，即使过着清贫生活之时，也能“浩然自怡”，操持家务，教育子女。
文天祥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既守本分，又求革新；既淡泊旷达，又思补世救民；既不富裕，也不致饥寒，虽手头拮据，也还是乐于助人这样一个家风氛围里，这样一个为历代所标榜的“贤士大夫”典型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的，再加上父母的严格教育，把文天祥培养成为一个虽参加科场角逐，但不是追求功名利禄，为了“补世”不惜献身的一位具有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
父亲文仪非常重视对文天祥兄弟的教育，他不只是教给他们学习广博的知识，还要求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更以自己的言行身范感染熏陶，对他们寄给极高的期望。文天祥兄弟读书都较早，据从《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文中所载，父亲文仪在他幼时每天都教他读书，所读之书内容也很广泛，教学的方法也很灵活，要求又极严格。每当得到一本新书，文仪总让文天祥先读，然后再让文天祥“转教诸弟”。每当文天祥兄弟读书之时，文仪总是在一旁进行监督和诘问，晚上挑灯夜读，复习白天的功课，如果对问题回答不满意，就让他们复读再思，不让睡觉，夜深了，文天祥兄弟如有瞌睡的，就会遭到文仪声色俱厉的苛责。不论是炎热的盛夏，或是严寒的冬天，兄弟们都不敢懈怠。年龄稍长，文仪就聘请教师教他们，当家中无法在聘教师时，文仪就自己教他们。在教学方法上，他不是用现在所批判的那种“满堂灌”的方式方法，而是重在激发诱导，着重培养他们兄弟自学，深思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并严加督促。具体做法是，他把所有的书，都拿出来，激发文天祥兄弟自己在书中“抉精剃华，钩索遐奥”，也就是要取其精华，探其本质，求得新意，并要求他们兄弟在所写的文章中表现出来。如果所写文章中，缺风骨，少正气，乏新意，便不高兴。虽不声色俱厉进行呵斥，但严肃地对他们提出要求，同时加以指点，让他们再进行思考探索。
文天祥的父母一直用尽心报国教育孩子们。文仪临死时留下的一句话是：“我死，汝惟尽心报国家。”他的母亲也经常用爱国的大道理教育孩子们。文天祥后来在一首哭母诗中说：“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走。”父母对文天祥的品德教育，尤其是忠于国家的教育，对文天祥的成长影响很大。《宋史·文天祥传》中说，文天祥还是儿童的时候，在贡奉先贤的祠堂里，看到死后得到“忠节”谥号的欧阳修等人，就要以他们作榜样，长大了做一个有忠节的人。宋人郑思肖《文丞相叙》中认为文天祥“尽死于国家，无二心焉”，就是来自“父母之训”，这确是很有道理的。
名师端友
文天祥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接受家庭教育，父亲也为他们兄弟招聘过“名师端友”，现见于文字记载的教师是曾凤，也是庐陵人，后随文天祥抗元，是文丞相府的幕僚，随行到汀州时病故。18岁那年他到县里参加考试，是第一名。20岁时入庐陵白鹭书院攻读，书院山长欧阳守道老师对他影响很大。欧阳守道是一个穷书生，通过刻苦自学，不到30岁就以学问和品德被当地公认为儒学大师。文天祥在书院就读虽不到一年时间，由于他聪明好学，师生在治学宗旨上又一致，因此，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据文天祥为欧阳守道写的祭文中说：欧阳守道老师在治学上是以“有益于时用”为宗旨的，也就是说读书做学问是为了人民生计，而不是图虚名，所以他经常教育学生要重视衣食住行，要懂得布帛蔬粟来之不易。他还说，先生对他像自己子弟那样喜爱，就是别的学生惹得先生生气时，只要看到我来了，就转怒为安，不再生气。
父亲文仪的家教是“求实”，家教和师训都反对务虚名，都要求要有益于世，要报效国家。这就使文天祥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要济世的大志。后来他在给一些人的信中都曾谈到他幼年得家庭之训，稍长又得名师之教，懂得了人生在世，要有补世之心，报国之志的道理。在他的诗文中所写的“袖中莫出将相图，尽洗旧学读吾书”，“愿观宏济学，四海放一舟”，正表现了他弃旧图新，唾弃空话，注重实事，批判旧学以形成自己的新学，以伸展他补世，报国的宏图大略。
文天祥受教于名师的同时，也善交“端友”。这是一批志气相投，鸡鸣奋发，壮怀不已的血性男儿。文天祥自小就酷爱下棋，他最好的几位朋友，也是棋友，也是日后与他共赴国难的战友。夏日，文天祥与周子善、肖耕云、刘沐、刘定伯等，泡在清凉的溪水里，浮在水面上，以大自然为棋盘，落棋子于心脑之中，经常由上午到西山日落，乐而忘返，这也许是在水中下盲棋最早的记录。文天祥一生都爱下棋，在监狱中他用下棋表示反抗精神，有以危险出奇制胜的棋局，他命名为“单棋见虏”，这就是最好的写照。与他在水中搏击棋艺的周子善、肖耕山、刘沐、刘定伯等人，后来都随他从赣州起兵抗元，担任监军的刘沐，一家三口在抗元斗争中全部殉难。
状元及第
20岁的文天祥，伫立在白鹭洲头，思绪万千，踌躇满志。他与弟弟文壁都已通过了郡上贡士的考试，就要动身去都城临安参加大比，也就是考进士。他想到在郡守李迪的欢送宴会上，祝他们兄弟高榜双中，他即席赋诗言志为答。诗中说：“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称正平。”意思是说，缘北宋时宋杞，宋席兄弟双双得中，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像苏轼、苏辙兄弟那样双双清廉高尚，才是真正的荣耀，为人处世，要像东汉名士祢衡那样不趋炎附势，具有高风亮节的人品。他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光明正大、一生清白的人；他又想到现在他们面临的时局，眼看糟践北方的蒙古铁骑正要南下蹂躏南方，可是朝廷上权奸当朝，满朝上下只图安乐苟且，全不顾国家面临的危局，不禁双眉紧锁；他想到师友和家乡父老对他所寄予的重大期望，尤其是年前他回白鹭书院时所遇到的那件事。当他走到离家三十里的冷坑时，觉得走累了，就在一家客店门前的大青石上坐下歇脚，顺手脱下靴子晾凉，不料这时从店堂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热情地请他进店喝茶。并郑重地告诉他说，老人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祥云中降下一条飞龙，在这大青石上脱爪，今天文天祥在此石脱靴，于是老者认为文天祥就是飞龙的化身，日后一定能成大事，达大贵。这类的传说，在文天祥考中状元的前后都有，说明了人们的厚望与信任。想到这一切，文天祥眼神严峻，暗下决心，要利用这次大比，倾吐自己的心声，争取实现自己补世、报国担负的机会。
，一气呵成，交了首卷，有的进士这时连草稿还没写完。
殿试的考卷，送到理宗面前，理宗随手翻阅，觉得内容都很贫乏。当他看到一份试卷，起句就说“臣闻天地与道同一不息”，意思是说天地与治国之道都是一样的自强不息，当即感到此文与众不同，便一下看到底，精神为之一振。文天祥在这篇文章里借题发挥，从天地、阴阳、四时运行不息，道也运行不息，人君也应不息说起，指出现在国弱民贫，可是朝廷上下贪污成风，贪官暴吏把人民当鸡、猪、任意宰割，皇亲、宦官、豪门，珠围玉绕；一般百姓，啼饥号寒，兵员不足，粮饷欠缺，民困兵弱。如何抵挡必欲亡我的蒙古呢？他大声疾呼，重用公道、正直的人当政，对弊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自强不息，才可挽救国家危亡。他的这篇名为“御试策一道”的殿试对策，深受主考官的赞赏，并向理宗奏说：试卷表明文天祥“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意思是说，道德情谊的表现，有如明镜，清澈透亮，历历可鉴，忠义之心，肝胆相照，有如铁石，坚定不移，还祝贺理宗得到了这样一个好人才。理宗也为这篇文章所打动，认为文天祥是可以“与朕分忧”的人，于是提起朱笔，亲自圈定文天祥的试卷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