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遵化地处冀东，北靠长城，与兴隆县相邻，东与迁安(今迁西)相接。日本侵略者为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割断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行了所谓“民匪隔离”。从1942年秋季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与东北的关东军协同，在长城沿线及其他山区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在遵化东北部的洪山口和西端的新立村，分别建了两个部落(即“人圈”)，日伪军对无人区的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统治。
一、集家并村
遵化县境内长城沿线共61公里，日伪除把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10公里地段划为“特区”由伪满洲国直接管辖外，下剩51公里长城沿线，几乎全都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日伪军抓来大批民夫在长城沿线以南5公里处挖一条横贯东西的“防共沟”。沟宽、深各一丈左右。沟的北沿夹上树枝寨子。隔一公里修炮楼1个，重要山头、道口都有伪治安军据守据点。整个“防共沟”共筑大碉堡27个，日伪约派了4个兵团的兵力驻扎。“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分为三种情况：最惨的是成立“部落”，人们称“人圈”。长城沿线东端17个村居民被赶进洪山口“人圈”，西端的9个村被赶进新立“人圈”，把老百姓世代居住的房屋统统拆掉或烧毁，使大批无辜百姓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二种是强迫毁掉住房，赶走居民，这类村有93个；第三种是“集家并村”，对地处纯山区的32个村，人被撵走，房子被封。
据统计，遵化县境内“无人区”总面积28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9%，包括6680户、31 000多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计950户、4600口人。
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伪疯狂推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夹击、包剿外，还专门组织快速部队，普遍检查他们所到之处，不论沟谷川道，还是丛山峻岭，都反复搜索，经过之地，草木过刀，房舍过火。挖洞、推墙、填死水并，把群众掩藏的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也给抢光。日伪军实行“集家并村”，强迫群众进入“人圈”，稍有迟缓不搬的见一个杀一个，甚至把砍下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示众。家在“无人区”的群众惨遭杀害1200多人。仅马蹄峪、沙坡峪、冷嘴头、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就杀害647人。盆楼峪的农民廖振富在“集家并村”时，实在没处投奔，急得一家老小抱头痛哭，为求活路，不得不让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向南走，他领着闺女往北走，他妻子讨饭流落外乡，廖振富爷儿四个活活饿死在口外；冷嘴头农民张森、张斌哥儿俩，多年口挪肚攒刚盖上三间房，日伪硬逼他们搬家，故土难离，恋家不走结果到了期限，日军放火烧了房屋，哥儿俩也被打死。寨主沟180多间民房全被烧毁，但群众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舍不得离开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前后烧过19次，他们翻盖了19次。连马架子窝棚都不放过，最后一次被日军抢走牛羊200多头，驴36头，掠夺的财物用160盘驮子运了6天。两年光景，遵化县长城沿线有112个村变为废墟。前杖子村罗圈峪处在偏僻的深山沟，由于日军军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只有那里一度保存了21间住房，但后来，有本村坏人告密，日军快速部队得到消息，即行大规模搜山，说这地方是“八路军的老窝”，还是给烧光了。
日伪规定的“禁作地带”，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日军使出最恶毒的一招——割青。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竟给连割三次，就连栽的萝卜、蔓菁、南瓜等矮株作物也都给铲掉。秋季敌人没有搜到的地段庄稼成熟了，日军又乘机大肆抢掠，辛苦一年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眼睁睁地落入日伪军的手中。头道城子的陈谋义、方平、方占相等7人，正在抢收玉米，伪讨伐队围上来，当场枪杀了方平、方占相，抓走了其余的5人，一直下落不明。
由于“三光”政策的摧残破坏，“无人区”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有的没有房子，不得不跟牲口挤在一块儿住。起初，马架子窝棚还用石块垒上围墙，多次被烧垒不起了，只好在四面透风，夏不挡雨，冬不避寒的窝棚苦挨，往往一个山洞子里竟有几家同住。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百姓无出路，拆房盖草庐，七家子、八家子，同住一个屋……”这样穴居野外一直挨到日本投降。衣着方面更是苦不堪言，有的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有的一家子抻盖一条破被，轮穿一件老羊皮筒，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里，有的为了御寒，不得不钻柴堆取暖，拢火烤身，许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茧。吃饭是当时的一大问题，常年填肚子的只有野菜、野果、树叶、树皮、胡绿豆，秋黄季节才能找出青玉米、老南瓜之类进口。吃饭没碗，只好用碎石板、菠萝叶、窝瓜皮代之。做饭没锅，只好用残锅底、破洋铁桶、破钢盔代替。日伪黑夜观火，白日看烟，一缕青烟暴露出去，就可能招致清剿。老百姓想出办法，让炊烟通过山洞或地窖散开。如果突然发生敌情，便把“锅”、“碗”背上转移或者就地埋藏。最紧急时，有的群众隐蔽在洞子里竟然三四天不食不动，冷嘴头一位农民何荣，年岁大，身体有病，家里人进了口外水泉“人圈”，他留在家里没走，临走时给他做了一笼筐树芽饽饽充作干粮，原想过几天来人看他，可是饽饽没吃完，何荣已死。
被赶进“人圈”者，如同陷入人间地狱。遵化西部的新立村“人圈”集中了9个自然村及散居山民530户、2400口人，1942年秋季成立了“部落”，四周筑起高大的墙围，围墙四角和大门设有岗楼。凡成年的男子除老残者外，统统编入保甲自卫团(棍儿团)，昼夜轮流巡查。青壮年还得去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沟，打死累死无人管。
日伪对“人圈”控制极严。每10户为一甲，30户为一保，全“圈”为一乡。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只证明身份，禁止与“圈”外发生联系。汉奸、特务在圈内横行霸道，时常通过“检举”，把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输运犯之类罪名强加给无辜百姓头上，随意捕杀。报国队员王雅如、张文奎被特务盯上，日伪军包围了他们的家，两人以“政治犯”论罪。1942年大“扫荡”，伪军把新立村“人圈”的百姓圈到太后陵附近的广场上，抓出5名所谓“可疑分子”，当众杀害。又有汉奸告密说陈敏、段文龙“私通八路”，被绑上扔进火堆。日伪本意抓劳工，却说什么抓被“检举”的政治犯，把许多青壮年抓到外地做苦工，一次将新立村“人圈”的谢振邦、金连喜等31人押送东北服劳役，一去未归。
兵劫、病疫紧相连，传染病给“无人区”带来更大灾难。“无人区”的百姓衣食住全没保障。“人圈”内污水溢流，粪便遍地，蚊蝇随处孽生，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有病无医无药，造成各种传染病蔓延。1943年夏季，鸡鸣村一带“无人区”流行瘟疫，这个村病倒100多人，仅数日内，死亡人数竟有50口之多。1943年5月到8月，新立村“人圈”闹霍乱、痢疾，刘福贵一家4口3天之内全家病死。这个“人圈”因传染病死亡达530多人。那时候，“人圈”里几乎家家送葬，户户号哭，十分凄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