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力实施“无人区化”政策
第一章中所介绍的“无人区”，实际上就是“三光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我曾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说过：“总之，‘无人区化’政策是日军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一种追求，它也是日军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集大成之作。以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可以认为其最大原因，恰恰就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而且‘无人区化’政策，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扩展得过于庞大。”
娄平先生是原八路军的一名干部，也是我的共著者陈平先生的上司。他在那本记述兴隆县当年实况的《十万骸骨的碑记》一书中写道：“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基本上是从1941年开始至1943年完成的……‘无人区’与实施的‘三光’政策有所不同，‘三光’政策只是偏重于破坏，而并没有实际控制力……但‘无人区’却是日伪政权严密控制下的地区。”同时他还强调，“无人区化”政策不同于一般人常说的“三光”，因为它更像是有目的、有意识能力下的一种政策性产物。一般认为“无人区”的设置起始于1941年的后半年，其实它的先例早在以前的满洲就已见雏形。据《七十年史》和《伪满洲国史》中记载，最早建立“集团部落”始于1933年，地点是延吉、和龙及珲春三县（据［日］伪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的《满洲国史》记载：集团部落创于1933年11月，乃是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官前岛昇提出的成熟方案……负责该地区的日本军第十师团得知这件事后，参谋便来到县里开始了实地的探讨……后任的荒谷千次参事官经过与临接的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吉林省财务科长盛长次郎等协商，为立即使上述集团部落建设构想付诸实施，遂制定了建设计划，民政部也赞成此方案——主编校）。至1934年12月3日又发布了“建设集团部落公告”，1936年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加速了此项工作的进程。同年末，建立“集团部落”4000个，至1938年时已达到12 565个（据霍燎原等主编的《日伪宪兵与警察》一书中记载：1939年又新建“集团部落”886个，共13 451个。在设置人圈的过程中，日伪警察宪兵充当了迫害民众的主要祸首与先锋，他们烧毁民房、山寨……制造了不少的“无人区”。仅在桦川县就烧毁村屯120余个，烧毁或拆毁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伤群众13万余人——主编校）。由于满洲的经验已证明，设置“集团部落”可有效地对付抗日游击队，因此为了扼制万里长城南北山区的八路军活动，华北方面军便与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联手，在这一地带设置起了“无人区”。众所周知，几十年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继承了当年日军的这一经验，在南越建起了“集团部落”，企图仍用这种围困当地居民的方法，来彻底斩断南越人民与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1941年9月，按照驻热河日本宪兵队总部的提案，关东军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这就是当地实行“无人区化”政策的起端，地点则是长城线以北地区。与之相呼应，华北方面军为了推进“无人区化”政策，也于稍后的1942年9月实施起了“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在此之前的1941年7月，冈村大将就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一职。他上任后，在强调大力推进肃正作战的同时，又发出了“为提高治安能力，今后要大力构筑封锁沟及碉堡，以此来有效地抵御共军”的训令。据时任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回忆：“其实在1941年夏季执行‘肃正三年计划’时，就已将封锁沟建设具体化了。即在‘准治安区’的境界上设置适宜的封锁沟，并在点上均布一些小碉堡。用这种两者结合的方式，则可有效地阻止共军的侵入。”“这种方式对重要交通干线也能起到防护作用。例如，在京汉线两侧各10公里处，分别构筑长500公里的封锁沟，便可有效地将共军根据地隔离开来。按此方案至1942年7月止，共构筑封锁沟11 860公里，同时碉堡阵地也达到了7700个。”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1、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兴隆县蓝旗营残存的当年“集团部落”基础
当年牺牲者的遗体被埋葬在蓝旗营“集团部落”旁的河滩上。当地幸存者向陈平(背朝前者)和笔者(右侧)指定地点。
在这种残酷的封锁中，日军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反复发动了“毁灭、扫荡、剔抉”式的作战。尽管如此，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并没有因日军的扫荡而销声匿迹。为此，华北方面军则被迫做出了在长城线南侧也设置“无人区”的决定。
据当年担任冀东讨伐任务的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回忆，“冀东一号一期作战”后冈村大将亲自莅临驻唐山的步兵团司令部，在赞赏了此次作战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他还征询了如何进一步剿灭共军残余势力的良策。对此，铃木建议要坚决消灭那些与八路军有牵连的人，同时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除此之外，还应采取措施将当地村民与八路军彻底隔离开来。
冈村对铃木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返回后不久，便通过驻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原田师团长，向铃木转达了华北方面军的最高意向，即将长城线南北2—4公里宽的地域设为无人地带，禁止任何人在此地带内居住或耕作，并严格限制人员通行。铃木获悉后又提出了补充意见，他认为2公里宽的隔离带较窄，应定为4公里宽。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立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交给相关各部门实施。由此，从当年9月开始，仅用20天，便完成了该地带的“无人区化”工作（《第一联队史》）。
当年10月，铃木曾陪同原田师团长从空中视察了“无人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他说：
“飞机从山海关附近的机场起飞后，机首一直指向西方，很快我们便进入了广阔森林和山区的上空，万里长城宛如一只巨大的白色蜈蚣蜿蜒起伏地展现在群山之间……不久，飞机便来到了迁安县的北部上空。此前，这一带曾是广袤的绿色森林，但如今到处可见的是红色和黑色混杂的烧毁或烧焦的痕迹……从遵化县上空俯视下方，可见到森林中有无数处被大火烧毁的斑斑痕迹。许多显然是整个村庄被焚毁后，大火蔓延烧向森林，又引发了更大的山火的迹象……这里原来有许多村庄，但现在只剩下烧光的残迹，一户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在此期间，日军强占了当地农民的640平方公里土地，迫使十多万无家可归的农民走上了饥寒交迫的流浪之路。有一万数千户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又有200余人仅仅因为向日军投出愤怒的目光而被杀害。”（《长城线上无人区》）。
当时，铃木启久指挥下的第二联队，在完成工事之后的11月6日写的《联队史》中，曾记录了下列一组数字：
“完成封锁沟245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74公里……上述工事共用52天，动用劳工1 957 000人……长城无住地带有76个村庄，1235户，6454人。暂时需拆除的村庄28个，2342户，12 036人。”对于这种包括封锁沟在内的如此大规模的“无人区化”工事，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竟自鸣得意地说：“通过农民的这种无偿劳力奉献的方式……我确信，华北治安圈一定能逐渐扩大起来的。”但令人费解的却是，日军用“这种无偿劳力奉献的方式”，对那些农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993年，九州朝日电视台在报道“无人区”的专题中，曾采访了几位原日军军官。据他们讲：“无人区”发生的事情，都是农民们自愿协助我们干的，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过。看到他们那种大言不惭的坦然样子，不禁令人感到这些人所说的与当年那位参谋长所讲的简直是如出一辙！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防卫厅图书馆里也馆藏着一些日军当年记录有关冀东“无人区”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其中有《第一、第二联队史》、《华北回忆录》及《华北特警》等等。
（2）“无人区化”政策下的受害状况
对于“无人区”方面的情况，铃木本人也做了如下回忆：“在修筑封锁沟和炮楼时，所动用的民工已超过了60万，这给当时的农作物收获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华北方面军命令把长城线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都变成‘无人区’，所以当地驻军便动用武力把村民们强行赶走了。这种方式曾引起了村民们的怨恨，八路军也就利用日军的这种作法，趁势宣传起了‘三光’政策。”应该说铃木所讲的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然而，中方调查后认为，“无人区”的实际范围比日军所记述的还要大一些。仅就长城线南北而言，“东起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独石口，全长为850公里；北起宁城、围场，南至迁安、遵化等地，宽度为250公里；包括其中的25个县在内，无人区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的面积为8500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有17 000多个，建成的‘人圈’（集团部落）共计2506处，被强行驱赶进‘集团部落’的村民竟高达140万人”（《又一个三光作战》）。也可以认为，上述的统计数字是中方的通用说法吧（也有的书中说，“无人区”的面积为17.5万平方公里）。
中方的上述说法是否有待考证暂且不论。不过，日本战败时刚晋升为中将的铃木，却在战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阶下囚，他在军事法庭受审时的情景也已被胶片记录了下来。面对法官的询问，铃木回答道：“当时是我命令部下去执行‘三光作战’的……因为只有通过‘三光作战’才能确保日军的势力范围。联队长也是按照我的意图才对中国人施加了暴行，我所到之处都命令部下实行‘三光政策’。”（《又一个三光作战》）铃木为此受到了有罪判决，法庭指控他应对长城线以南的“无人区”及“无人区化”政策的实施负有全部责任。
庆幸的是，铃木在服刑近十年后被释放回国了。据说因他是给中方留下证言后，才允许返回乡的人，所以，此后他也以平静的生活方式渡过了余生。几年前，我会见了一位据说是当年曾给铃木当过副官的人，他告诉我说，铃木是一位沉默寡言，且又具有古代武士性格的人。
按道理说，冈村大将和原田师团长都应在“无人区”问题上负有责任。但想不到的是，铃木却将上司和属下的责任全部尽量地承担了下来。回国后，他对此既无怨言也不做任何解释，始终保持着沉默。在这点上，冈村与铃木确实有着本质的差别。另外，在比铃木级别更低的下级军官中，原承德宪兵队的木村光明也受到了有罪判决。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应对长城北侧的屠杀负有责任（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因顾及本人的名誉，故而做了留姓隐名的处理。但横山光彦的《望乡》及岛村三郎的《从中国返回的战犯》著作中，在描述审判情景时，已将木村的全名公开了）。另外，在这一问题上，陈平先生曾指出：“1942年8月上旬召开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兵团长会议上，冈村宁次总司令官亲自策划部署了设置‘无人区’的具体计划。”对此，中方的调查报告中也明确地指出：制造“无人区”的最高责任者就是冈村宁次。
据说，除了长城南北地带之外，日军还在山东省与河北省西部的边境地带设置了“无人区”。对于那里的受害情况，也只能是按照每个事例进行详细调查后，才可得出结论来，而此次着重调查的只是长城线北侧一带。
在兴隆县的调查中，娄平先生说过：“在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中，被日军屠杀或非正常死亡的就有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若将此数统计在内，那么8年间全县被杀害者则高达11万人。
在其相邻的宽城县，“在‘无人区’内遭检举者达21 750人，其中被杀害的有 13 400 人。另外，在‘人圈’（集团部落）中被冻、饿、病死的又有8500人。”（《宽城县党史资料》）据陈平统计，仅在热河省一侧，日军烧毁民房380余万间，掠夺粮食96亿斤，抢走家畜24万头。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我曾介绍了“水泉沟万人坑”的情景，据说，被日军杀害后扔在那里的遗体就有46 000具。其中多数中国人是因反抗“无人区化”而被关进了承德监狱。其后，他们或在狱中遭杀害，或被押往水泉沟处死。
以上就是日军在“无人区”实行“三光作战”的部分实况。对于日军的这些暴行，中方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对此笔者已在第一章中做了介绍。我认为在中方选编的文献中，其侧重点大都是记述抵抗作战的内容。其实，在日方的文献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华北治安战》也好，还是其他的回忆资料也好，以至连本书所撰写的内容中，也都大量记述了双方作战的情节。不仅日本军方，就连日本政府也深知，他们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抵抗。例如，“伪满洲国治安概况”第8号（1944年7月4日）上就登载了许多这样的内参报告：
“4—（4）、关于兴隆县内地方武装民众之状况——去年6月，与我方设置无人区的同时，敌方也做出了相应对策。他们以无人区为中心，将武器分发给了部分民众，巧妙地开展起了武装组织工作……目前，共军已在22个村庄内，设立了民兵武装自卫队，队员人数达76名……有迹象表明，这些民兵自卫队在配合共军作战的同时，将可能发展成一支地方的作战部队。”
“5—（2）、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冀热中共迁滦丰联合县政府设立了‘对敌粮食斗争委员会’。同时，为了解决粮食不足问题，该县政府又制定了新征税法，以此来限制粮食、物资等向辖区外流出。”（外务省资料馆所藏）
虽然日本政府深知中国人进行了抵抗，但它能否理解中国人内心的感情及抵抗精神，这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说，这种理解上的差距不仅持续到日本的战败，而且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仅如此，它将继续影响着早已对战争失去了责任感的国民。
后记战争的受害与施害
归根结底，“三光”或“三光作战”这类用语是中国人命名的。它们的含义是指在日中战争（中方称为抗日战争，而对我等历史研究者来说，则可称为对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对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有计划、有系统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等作战的总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人一提起日中战争及日本人当年的行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光”及“三光”政策这类用语。不言而喻，如果当年日本人不特意去中国干下这些野蛮行为的话，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出这类用语了。日本人之所以照搬使用，是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那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对此，我倒丝毫未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尽管有人指责说，为了追随中国人，日本人竟无意识、无条件地使用起别国的语言了，简直是岂有此理！但我却并不那么去理解，因为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原封不动地照搬使用从中国传来的用语及字句之事，早已是不胜枚举了。与此相反，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词汇立即变成中文固定用语的事例也极为普遍。用语上的争论暂且不提，但日中战争中，日本究竟使中国蒙受了多大损失呢？对此问题，我已在《世界》（1994年2月号）一书中做过了介绍。即中方统计的数字是：中方人员损失为“2100多万人死伤，1000多万人被日军杀害”；中方经济损失为“直接损失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权白皮书》1991年10月版）。另外，1995年5月，时值苏俄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胜利50周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应邀出席莫斯科举办的庆祝仪式上发表的讲演中说，日中战争期间，中方的受害者为3500万人。但因他未提及此数字的根据，所以笔者仍沿用前述的中国官方数字为依据。
如前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者总数为1000多万人，其中战斗人员牺牲总数为321万人（包括八路军的112 245人在内），两者相减后，剩余的600多万人则属于无辜百姓了。另外，假如把被强行抓走的人员也计算在“死伤者”之中，则东北满洲就有200万人（《伪满洲国史》），而华北又有250万人。仅两地区合计就高达450万人。如此计算的话，牺牲者人数还会更多。
但事实却是，在1992年提交给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议案中，中方又对日中战争期间的损失数字重新做了更正。其中，被日军杀害的“非战斗人员为1000万人”，“被强行抓走的为300万人”，“整个战争中，中方的经济损失为1兆美元”。由此可知，在有关“被强行抓走的”的人数问题上，今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另外，华北地区因“三光”政策而受害的人数就有250万人，这一数字几乎占了被杀害者总数1000万人的四分之一。如此看来，有时甚至觉得在日中战争中，“三光”问题所象征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及“从军慰安妇”等问题。尽管如此，除了一部分日本人外，像“三光”或“三光作战”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竟没有成为日本人深刻反思的话题，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不仅如此，人们还淡忘了对那场战争的责任感。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尽管“三光作战”下的每一个受害者事例都令人发指，骇人听闻，但所涉及的对象及范围都过于庞大，给人一种无法掌握问题核心的感觉。因此，人们便对这种施害事实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
原因之二，尽管以冈村大将为首的一批人确实是“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的作战指挥策划者及当事人，但他们在战后却诡称：既不清楚“三光作战”，也没进行过这种战争。况且，战败后又由于未能受到战争责任的追究，故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嚣张气势。
原因之三，在日本人的心中，很多人既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同胞会犯下那种残酷而又非人道的行为，也不希望这些人因此而受到惩罚。而那些追随冈村仍坚持对屠杀和虐待行为持否定论的人，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才更加提高了他们的反对调门，因而也就逐步淡化了人们对战争责任感的认识，我想原因大致如此吧。
因此我认为，负战争责任的首先应是日本政府。笔者在文章中也曾屡屡提及，正是由于御前会议及日军大本营确定了这一基本方针，当地驻军最高司令部才进行了“三光作战”指挥和部署，其下级部队才进行了具体实施。这种组织命令系统的结构理应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外，从铃木启久少将承认对“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中可知，虽然他个人已承担下了全部责任，但铃木的直接上司原田师团长以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将，难道说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吗？我想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逃脱这一干系的。
然而战争结束后，铃木碰巧被中共方面逮捕。在受到了军事审判后，他坦率地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勇敢地承担了战争责任；与此相反，冈村在被国民党方面逮捕，又被无罪释放后，不但否定了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拒绝承担其战争责任。作为日本人，我们应如何去评价这两者的态度呢？这不仅仅是日本人如何反思过去的历史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日本今后要走哪条路的重要问题。
总之，现实状况是，那些施害的日本人——我们的同胞，有的正在销毁当年的证据，有的则极力去否认受害者的证言。而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日本人来说，却不得不洗耳恭听那些受害者们的倾诉。一旦中方幸存者提出某种证言，日本人必然会连连摇头批评说：“那只不过是中国人夸大其词的惯用手法而已。”只要受害一方没提出新的指正，这些日本人也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了。此外，还有很多当年曾亲临其境的老军人们，也都默默地将事实真相深藏在内心，直至最后死去。我非常理解这些人的沉默心理，但更应该想到的是，受害者一方也是有兄弟、娇妻、恋人及子孙后代的，他们也是辛勤地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啊！“既然中日两国已恢复了交往，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是我此次走访大屯村时，一位老婆婆向我诉说的话语。如果稍去体会一些她的心情，我们日本人难道不应该坦诚地说出过去曾加害过中国人的事实真相吗？难道就不能在赔礼认罪的同时，发誓再不去干当年那种愚蠢的行为吗？
笔者在前言中曾讲过，人类最悲惨的境地莫过于战争了。虽然人们都希望日常生活中不必刻意去努力也能消灭战争，但这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应该承认，如果没有集团式的发狂，自然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但暗藏在人们心中的仇恨、偏见、欲望一旦被利用或被煽动起来后，人们的善良及平和心也就变成了盲目的服从，由此也就爆发了战争。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认为，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日本人决不能忘却过去那段沉痛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