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贵
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五个省、自治区组建而成的中国西北地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拥有广袤的土地（相当子五个半法国）、众多的民族（有7000多万人口，包括约20个少数民族），长达5800公里左右的内陆边界，分别与蒙古、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邻国接壤。
西北各省（区）土地面积、人口与人口密度一览表
目前聚居在西北的约20个少数民族中，宗教信仰一致（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相近、人口数量较多而社会影响较大的当数10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在西北的总人口数为1330万左右，约占全西北人口总数的1/6多。如果把陕西除外（因为该省的穆斯林民族只有一个回族，且人数不多），那么穆斯林少数民族要占甘、宁、青、新四省（区）人口总数的1/3左右。因此，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是否有效，社会发展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这10个穆斯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利益要求，也关系到西北地区的民族和睦与社会安定等重大问题。
在西北聚居生活的10个穆斯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如下：
维吾尔族，绝大多数聚居于新疆境内，1953年人口364万人，1982年592万人，1990年为721万人。
回族，分布于全国各省，但近一半人口分布在西北五省（区），1953年大陆回族人口356万人，1982年723万人，1990年为860万人。
东乡族，聚居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64年人口14万多人，1982年28万人，1990年为37万人。
撤拉族，聚居在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县和甘肃积石山等处，1964年人口3.4万多人，1982年6.9万人，1990年为8.8万人。
保安族，聚居在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撤拉族自治县，1964年人口0.5万多人，1982年0.9万人，1990年为1.2万人。
哈萨克族，聚居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少部分散居在甘肃等地，1964年人口49万多人，1982年90万人，1990年为111万人。
柯尔克孜族，聚居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和乌什等地，在黑龙江富裕县也有少量分布。1964年人口7万多人，1982年11.3万人，1990年为14.2万人。
塔吉克族，聚居在新疆塔什库尔干自治县，1964年人口1.6万人，1982年2.6万人，1990年为3.3万人。
乌孜别克族，聚居在新疆伊宁、喀什、塔城、莎车等地，1964年人口0.77万人，1982年1.2万人，1990年为1.5万人。
塔塔尔族，聚居在新疆伊宁、塔城、乌鲁木齐，1964年人口0.13万人，1982年0.29万人。
汉唐之际，西北一度经济繁荣，社会昌盛，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这片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融汇一幕幕活剧的历史大舞台。但曾几何时，由于战争、割据、生态破坏及其他原因，西北与世界的交往日渐疏远，它的名字，甚至在大陆地区成为遥远、荒凉及贫穷的一种代称。尤其自明清海上交通日兴，联络亚欧大路的“丝绸之路”渐次萧条，乃至中断，西北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更趋浓厚。有清一代，虽然在西北拓土定疆，对保持和巩固中国西北作出过贡献，然而对开发西北缺乏深谋远虑。在治理方略上，一味畸重武功，历任封疆大吏皆以平定“反叛”为晋升之阶，而对发展西北经济予以忽视。民国初年，西北多处又为地方势力所盘踞，战乱不断，社会极不稳定，经济难以起步，各民族为生计而苦苦挣扎，谈不上民族进步和发展。
尽管如此，自清末民初以来，国内仍有许多关心西北发展的有识之士，曾纷纷提出在西北兴利除弊的主张和措施。如龚自珍于1820年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提出移民新疆，充实边防的建议。林则徐在充军新疆期间，曾督率兴修水利并颇有成效。左宗棠督甘14年，颇为关心西北经济建设，提出诸如屯田垦荒、推广桑棉、发展畜收、开矿取金、织呢办厂、整顿商业、架桥修路、兴教办学、植树改观等一系列开发措施并曾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于1919年创办的《建设》杂志上发表《实业计划》一文，亦倡议西北宜发展羊毛工业，并对西北（包括今陕甘宁青新五省区）铁路建筑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半个多世纪以后，孙中山提出的诸多设想在西北付诸实现，如今年6月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宝鸡至中卫铁路，就和他提出的西安至宁夏线基本相近。经过西北各民族的努力，西北近半个世纪总计新建铁路11180公里，约占同时期大陆新建铁路总长度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天（水）兰（州）线、兰（州）新（疆）线、兰（州）青（海）线、青（海）藏（至格尔木）线、包（头）兰（州）线。大陆的第一条沙漠铁路、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第一条高原铁路、第一条盐湖铁路都相继在西北出现。交通建设的改善，推动西北建立起一批现代工业，扩展了商业市场，也提高了农业的效益。自80年代至今，西北依托资源开发加快经济的起步，五个省（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以两位数速度递增。国民生产总值至1994年末已达167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2918亿元多，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平均递增15%以上，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至8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西北各省（区）的经济技术差距原先比较薄弱，近年来虽有明显进步，但随着大陆东部省份的经济崛起，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明显扩大，并随之波及文化教育及生活收入等各个方面。以宁夏为例，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8.2%，比大陆平均水平的11.8%和最高的浙江省分别低3.6个百分点和13.1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为2681元，比大陆平均水平3655元低近1000元。这种负面影响，在经济基础较薄弱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资金短缺则显得更为突出，从而妨碍了这些民族面向现代化的进程。例如在宁夏南部山区，目前仍有几十万回族穆斯林由于水资源短缺而饱受干旱之苦，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当务之急是筹措资金建设引黄河水灌溉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帮助他们“脱贫”。
随着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的依次出现，中央政府已觉察到东西部差距扩大带来的不利后果，开始从社会安定、巩固边防等战略高度予以足够重视。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大陆的东西部关系既是区域经济关系，又包含有复杂的民族关系。西北历来是中国众多社会矛盾的潜伏地区或滋生地区，其中大多数穆斯林少数民族同境外同一民族跨国界而居。如果听任大陆东西部发展水平的拉大，不仅不利于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不利于穆斯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而且对保持大陆地区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也很不利。自90年代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已提出许多具体政策来适应西北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如在产业和区域政策方面作出有利于这些民族地区的调整，大力发展农、林、牧和加工工业，建设公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政府加大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的支持，动员发达地区帮助西北改变面貌;制订90年代从根本上解决上述民族“脱贫”问题的计划等。今年4月中央领导又充分听取了西北地区各方面人士的呼吁和建议，公开表示要创造条件尽力缩小东西部差距，将通过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帮助西部地区开发建设。
要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但为了加快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并考虑到发挥这些民族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目前尚可以先行采取以下几项地区开发措施:
一、促使政府重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向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投资，以改善投资和建设环境，吸引国内外客商去那里洽谈生意、旅游观光。创造条件吸收海外、港台或大陆东部部分省份的投资。必要时，可由政府发行西北开发债券。
二、发挥当地牧业或农林业优势，促进农林经济发展。如宁夏南部山区土地广阔，目前地方政府正在实施一项“1236”工程，即准备用6年时间，投入30亿元资金，通过提引黄河水源开发出200万亩水浇地，从根本上解决100万农民（其中大部分是回族穆斯林）的生计问题。
三、改革体制、转换机制，以开发西北丰富的资源促迸经济发展。如新疆根据其拥有的石油、煤炭、棉花、羊毛、矿产资源积极推动化工、轻工和矿产加工业的发展。宁夏则利用其优质的煤炭和农产品资源促进电力、化工、高耗能冶金工业及轻工、加工工业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前宁夏工业中非公有经济只占29.4%，而沿海发达省市一般占到50.7%，因此要迅速推动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如回族穆斯林聚居的甘肃临夏和宁夏的昊忠、同心、固原，在历史上就是以“茶马互市”著称的水旱码头。目前这些县、市正根据生产经济特点，加快流通体制的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这些地方的行政当局都制定了一系列放开搞活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全面开放市场，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和调节供应，目前仅临夏就开放各种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110处，有8.5万人从事商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