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英
小引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全面、准确的人口数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说:“据最低估计，中国有人口一万万五千万;另一估计为二万万，而最高估计增加到三万万。”（1）1900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爵士（18）81—1955年）说中国有3亿人口，1910年，《美国政治家年鉴》推断中国人口有4.26亿人。辛亥革命前后，时人称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解放前夕，通常说中国的人口是4.5亿。1954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证明:中国当时的实际人口为6.1亿。如果加上时间因素，上面列举的几个估计数字（包括黑格尔的最高估计数字）都距离事实不远。
历史上，正如全国人口无从稽考一样，中国穆斯林人口（除引文外，以下均简称“穆斯林人口”）也未知其详。因此，人们对其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估计。但是这些估计大多离谱太远，从而为正确了解穆斯林人口造成很大混乱。
五花八门的估计数字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伊斯兰教最早传人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有多少穆斯林必然是各国穆斯林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上，在没有确切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人们对穆斯林人口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估计都无可厚非。然而，这些估计数字悬殊之大，简直不可想像。现将散见在各种书刊中的估计数字列后:
第1表
上表的资料来源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但是，这仅仅是穆斯林人口估计数字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这些估计数字已经让人眼花缭乱，真伪莫辨了。上表告诉我们:最低的估计数为日本陆军省大村一之的864.5万人，而19世纪俄国学者斯卡切科夫的估计（20）00万）则开创了偏高估计穆斯林人口的先例。中国回族穆斯林李谦的“9000万”之说更是高居榜首。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商务印书馆的“4800万”之说。例如，不少西方学者以这个说法作为可靠“数据”，认为穆斯林的人口占当时全国4亿总人口的12%，并以这个比例和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推算出解放后穆斯林的人口。（见下表）
第2表1935年一1979年中国穆斯林人口估计数
注:1935年商务出版的《中国年鉴》佑计中国有48104000穆斯林，此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4亿人的12%。其他书刊按此比例、在全国人口的基础上，佑计出当年的穆斯林人口。
由此可见，国外媒体在夸张穆斯林人口问题上走得更远，从而为正确了解这一问题设置了更大障碍。
“5000万”之说的来龙去脉
由于上述书刊所依据的基数根本不足取信，所以它们推断出的数字距离穆斯林的实际人口就太远了。人们不禁要问:商务印书馆的数字是怎样来的呢？笔者认为这个数字想必是根据穆斯林的“5000万”之说演绎而来的。至于“5000万”之说最早是出自谁人之口，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1957年夏在北京和平宾馆列席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反右派斗争的批判会时，曾听到有人严厉批判马松亭阿洪说，在20世纪30年代，他利用到埃及送留学生的机会，鼓吹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并以中国穆斯林领袖自居，从而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受这种说法的影响，许多人误认为马松亭阿洪是“5000万”之风的“风源”。有关伊斯兰文史知识证明：1932年马松亭阿洪在埃及的确说过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的话（本文将在下面涉及到他的那次讲话），但那是在1931年埃及《金字塔报》根据当年中国留埃学生团长的同一数字并予发表之后的事了。事实上，早在1906年，王浩然阿洪在回答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哈米德问话时，已经宣称中国有“四五千万”穆斯林了（2）。至于是否还有更早的记录，笔者尚未发现。不过，这个记录说明马松亭阿洪充其量犯的是人云亦云的“错误”。那么，“5000万”之说的缘由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守愚先生在1926年1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创刊号中说:“中国全境，今无处不有回教徒。尤以陕甘新疆为众。其数几何，因无详细统计，无从确知。或估计八千万，或谓二千万，不知孰是。姑平均计之，得五千万。”（3）其二是马松亭阿洪于1932年在埃及正道会的讲话。他说:“全国回民（指全国穆斯林）总数，我们自家不曾有过精细的调查。据东西友邦人们的记录，有很悬殊的数量，最少的说有八百万，最多的说是八千万。这些都不可靠，比较得到大多数人们同意的记录是五千万。”（4）看来他们是在多少莫辨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地走了“中间路线”。用这种途径推断出来的数字，当然是不足取信的。
但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得到教内外、国内外的广泛承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在搞不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当年的穆斯林上层大都沿用此说。除了上边提到的王浩然、马松亭两位宗教大师外，诸如王静斋、唐柯三、王曾善、马坚、庞士谦、白寿彝、纳忠、薛文波、马天英……等穆斯林学者，在他们的文章，讲话中也毫不例外。这些穆斯林精英德高望重，他们的一言一行不仅能够取信于中国的广大穆斯林群众，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乃至在国外都会产生影响。其中以出版严谨而闻名于世的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演绎出“4800万”;1931年颇有影响的埃及《金字塔报》沿用“5000万”之说就是例子。总之，受教内外、国内外舆论的误导，长期以来，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成了“定论”。当然，造成这个流行错误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年的中国政府对穆斯林人数未曾、也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统计。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加上穆斯林分布地区很广，在全国所有省份均有穆斯林居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说法是三分之二县都有”（5），这就容易给人一个穆斯林人口众多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人口即使被夸张到“5000万”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
为了解释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1980年，以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编辑主任身份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学者法赫米·胡威迪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少数民族，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般都作为‘隐私’而被隐瞒。因此，有的国家根本不进行人口统计，有的国家虽进行统计，但却隐瞒全部或部分统计结果。还有的国家缩小少数民族的人口数目。凡此等等都会导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法赫米先生谈的少数民族人口被隐瞒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不能说没有，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本文下面会提到）。不过法赫米·胡威迪先生所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这一点是普遍现象。因为中国穆斯林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希望自己人多势众是人之常情。
无可讳言，在没有精确统计数字的情况下，穆斯林人口的被夸张反映出:为了争取民族地位，当年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这种思想倾向可以从纳忠教授与法赫米先生的谈话中得以证实。他说:“以前，中国穆斯林人口多有夸张。这是事出有因的。30年代，我在埃及留学时也曾夸张过（穆斯林）人口。当时我们受国民党的压迫。在国外，为了把我们的呼声传给伊斯兰世界，并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救助，我们就宣称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有时还说有6000万穆斯林;在国内，我们希望得到与这个数目相称的职位和席位。”纳忠教授接着说:“以我的家乡云南为例，过去认为有200万穆斯林。其实当时远没有这样多。现在也还不到50万”（6）。至于李谦先生的“9000万”之说则距离事实更远。但它同样反映出当时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的倾向。
尽管李谦先生的“9000万”说更能迎合当时穆斯林的心理，但却从来无人青睐。之所以是这种情况，当然是“9000万”之说太邪乎，以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外，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李谦其人其事，就可知道其言不足取信了。据穆斯林学者庞士谦先生介绍，李谦（回族穆斯林）本来是民国总统袁世凯卫队里的无名小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新疆回部驻京代表。“但他自从获得这个名义之后，就大事活动，以五族共和为号召，向各方请愿，要求议员应按全国九千万回教人之数目，平均分给我们，蒙藏部应改为‘蒙藏回部’，李对教内外皆如此呼号，但是无人响应。当时在北京的官员，如马龙彪、马邻翼、马福祥等，皆认为这位不学无术的人胡乱讲话，躲避之尚且不暇，如何能来帮他说话。一般回民就更谈不到了”（7）。
穆斯林的人口虽被夸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但这种倾向并未在国人中引起争议。究其原因，一是这是个既无法肯定又无法否定的棘手问题，同时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尽管当年中国究竟有多少穆斯林，一直是个未知数，但穆斯林中对已形成气候的“5000万”之说提出置疑者已不乏其人。就连当年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从来没有相信过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在1939年，他曾说:“过去有些人说过，回教的教胞人数五千万，其实此数确实与否，谁也不敢肯定。不仅我们回教教胞确实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就以全国的人口而论，虽然大家都说是四万万五千万，可是也没有经过慎密的统计（8）。
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