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阿拉比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穆罕默德真理”和“完人哲学”的观点。伊斯兰教是“天启”宗教，“先知”起着重要的作用。天启宗教认为只有“先知”才能得到“主”的“启示”，并把这些“旨意”传授到众信徒，达到传播“惟一的主”的宗教的目的，因此，“先知”又称为“主的使者”。伊斯兰教是“最后的天启一神宗教”，“主的使者”的作用在这里显得十分重要，所以，信奉“主的使者”成为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信仰，每个穆斯林必须要诵读的“证词”（“清真言”）“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中，就把信奉“穆罕默德使者”与信奉“唯一的主”作为同等重要的信仰，两者缺一就不成为穆斯林。伊斯兰教承认的“先知”和“使者”很多，《古兰经》中提到名字和事迹的就有28位，其中最有名和最重要的有6位，称为“六大使者”，他们是阿丹（亚当）、努诲（诺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撒（耶稣）和穆罕默德。前边几位使者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中提到的使者和事迹基本相同，也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在“众使者”之后，由真主“派遣”的一位“新使者”，是最后一位“先知”，即“封印先知”，传播新的一神宗教——伊斯兰教，从而从理论上否定了先前的宗教享有“永久有效性”和“永久适应性”。由于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从而也就否定了再有“新先知”出现的可能性，在穆罕默德之后出现的所有“先知”，将被一律定性为“伪先知”，这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教义。那么如何理解穆罕默德先知与先前的“众先知”的关系呢？如何认识和评价他们的作用和地位呢？伊本·阿拉比提出了“穆罕默德真理”的观点，他认为“自从阿丹（亚当）出现，开始有了人类，宇宙开始有了意识，也就有了穆罕默德真理。这一真理是由众先知和众圣徒体现出来的，从阿丹（亚当）开始，直到穆罕默德”（8）。伊本·阿拉比认为“穆罕默德真理就是本原真理（第一完全真理），是真主本体的第一肯定，本体包括了上界和下界一切存在的真理，是理论和实践完备的流溢，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完备，体现在从阿丹（亚当）到穆罕默德众先知身上”（9）。也就是说，先前的“众先知”都是“穆罕默德真理”的“显现”和“组成部分”。伊本·阿拉比称“穆罕默德真理”时，时而称为“太极”，时而称为“封印灵魂”。他又提出了“完人哲学”观点，他认为现象世界是一个“大世界”，人是一个“小世界”，是“大世界”的缩影，也是真主在“大世界”的代理人。“完人”具有真主所赋予的“灵知”（即真主的德性和属性）。每个先知都是真主光的“显现”，穆罕默德居诸先知之首而为“完人”，他是真主“光中之光”的“显现”。伊本·阿拉比还认为，一般人只能认识“显现”的大千世界，很难认识到它们的本质和“同一性”，只有“完人”才能从这些纷繁现象的多样性中，看到它们的本质及其“同一性”。
（三）宗教统一论。在泛神论（存在统一性）和“穆罕默德真理”（先知统一性）的基础上，伊本·阿拉比又提出了“宗教同一”的观点。他认为“穆罕默德真理”既然是真主“本体”的“流溢”，并通过众先知“体现”出来，因此，各个宗教也是“同一”的。因为宗教同属于“主”，而“主”统于“一”;“众先知”也统于“一”，理所当然，宗教也应当统于“一”。伊本·阿拉比认为“宗教是真主的宗教，正确的信仰应当是接受各种表现出来的现实和形象，而不是某种特殊现实和形象，应当把宗教看作是认识真主本体真理的场所，这个真理就是:他是唯一的主，是真正的主”（10）。所以他说:
“我现在接受各种形象，
牧场、佛堂、道院、天房，
古兰经、圣经及各种篇章。
爱是我的宗教，无论它在何方。”
在他看来，各个宗教都是相同的、平等的，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真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是全能的。因此，不能用某一种信仰限制他。伊本·阿拉比和苏非派其他泛神论者一样，主张淡化各个宗教之间的界限和区别，认为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他们还认为，众先知各立门户，造成了分裂，对不同意见者还要严加惩处。
宗教统一论在伊斯兰教中一直存在着，伊本·阿拉比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只是他把这一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思想时续时断，时强时弱，但并没有销声匿迹，直到近代出现的“巴布教派”（Babism）和“巴哈教派”（Bahaism），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
巴布教派19世纪中叶出现在伊朗，其创始人为阿里·穆罕默德·希拉兹（18）19—1850年），是什叶派穆斯林。他于1843年宣布自己为“先知”，自称“巴布丁”（意为“宗教之门”），该派因而得名。他宣称自己是穆萨（摩西）、尔撒（耶稣）、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他也是这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交会点”。他认为三大宗教都是真诚的，是与时俱进的，只是它们表达真理的方式方法不同，因为它们要与当时当地人们的接受能力和水平相适应，因此在具体方法上有所不同。巴布教义主要来自伊斯兰教什叶派、苏非派和诺斯替派（Gnosticism）的理论和观点。他们认为各个宗教的“主”是“同一”的，先知是周期性的，每个先知都有自己一定的周期，不是永恒的，因此宗教的经典也是周期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巴布丁除宣布自己是新一周期的“先知”外，还把他自己的著作《白雅尼》宣布为“新的经典”，以取代《古兰经》。他还主张宗教与世俱进，与时俱进，宣传“没有压迫，只有平等和幸福的新世界”。巴布教派日益发展，在伊朗社会引起了动乱，1848年遭到当局的镇压，1850年巴布丁在德黑兰被处死，许多教徒逃亡至伊斯坦布尔、塞浦路斯等地，教派分裂，出现了巴哈教派。
巴哈教派创始人为侯赛因·阿里·努里（18）17—1892年），伊朗马赞达兰人，什叶派穆斯林，是巴布教派的忠实信徒。巴布丁被杀后，侯赛因·阿里宣称他曾受命于巴布丁，继承他的事业，并自称为“巴哈吾拉”（意为“真主的光辉”），故名。巴哈教派亦称“巴哈伊教”，在中国旧称“大同教”。巴哈教派坚信宗教是“同一”的，认为“真主是不可知的，不是人所能形容的。真主决定通过使者显示自己，其中有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尔撒（耶稣）、穆罕默德和巴布，他们是一体，都是真主在地上的代表，而真主是宇宙的中心”。这样巴哈教派就把二元论的拜火教和崇拜偶像的佛教也包括了进来。他还认为“人是被创造的万物中最高贵和最完善者，有永恒灵魂，天堂和火狱象征灵魂与真主的关系”。巴哈教派主张“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民族和社会地位，都是兄弟;人类应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男女平等，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对不同宗教信仰应持宽容态度，取消或简化宗教仪式;取消国界，推广世界语，建立正义国家，实现世界和平”。他们还主张世俗与宗教分离的“罗马的归罗马，恺撒的归恺撒”（即“神事归神，人事归人”）的原则。
在20世纪，巴哈教派不断发展，其传教活动遍及全世界，在伊朗和土耳其先后遭到镇压，其总部和活动中心也先后转移到以色列的阿卡和海法。其教派领袖侯赛因·阿里死后，由其长子阿巴斯·阿凡提（18）44—1920年）继任。阿巴斯·阿凡提死后，由其外孙邵基·阿凡提（18）97—1957年）继任。邵基曾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妻子是美国人，其教派活动也传播到欧洲和美洲，至今不衰。邵基死后，教权不再世袭，由巴哈教派的世界正义院选举产生新的领导人。
虽然巴哈教派最初源出伊斯兰教什叶派苏非等的学术主张，他们的创始人也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是后来其教义的发展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因此，埃及伊斯兰教宗教法庭1925年作出裁决，巴哈教派不属于伊斯兰教，巴哈教信徒也决不是穆斯林。
多样性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它体现在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也不例外，多样性是由诸多因素决定和形成的，所以伊斯兰教也认为“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和部族，是为了彼此了解和合作”。企图人为地以“大一统”的“信仰模式”来代替彼此教义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以此来实现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只能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一个“永恒课题”。就像19世纪末波兰人柴门霍甫人为地设计一个“国际通用”的语言——世界语（Esperanto）一样，100多年来，虽然用它发行的刊物有100种以上，出版的书籍也有数万种之多，在世界近100个国家都建立了世界语协会，但它仍然不过是一个“学术语言”、“书斋语言”，无法实际运用，更谈不上流行，与当初设计它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目标，相距甚远。原因很简单，“多样性”是语言的最根本特点，它是由诸多因素决定和形成的，不是人为的一种语言可以代替的。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所谓“宗教”和“信仰”的名义下，发生的大小冲突和战争，实际上是“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是利益的冲突，贫富悬殊是其根本原因，归根结底一句话，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与宗教信仰无关。
（四）神智论的认识方法。伊本·阿拉比说:“我在创作时所写下的一切，不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真主对我心灵的启发。”（14）他在《麦加的启示》第373章中说:“我在这一章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真主的授意，真主的口述，或者说是真主的精神传给了我的肉体灵魂。总而言之，这一切是众先知遗留下来的，是追随继承他们的成果，不是我个人独立的创造。”伊本·阿拉比是苏非派大学者，他认为他的知识不是通过感性认识得到的，也不是通过理性认识或通过思维探索得到的，而是通过精神“体验”和主的“启示”得到的。他说:
“我得到的知识别人都没有，
这是崇高的主特赐给我的。
我在另一个世界看到许多奇迹，
在感性世界中是绝对没有的。
人们不承认我说的话，
他们谴责我的学问，
但我绝对不因此责怪自己。
无论在阳光下活着的人，
还是在漆黑坟墓中死去的人，
我看到的一切，
他们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