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口苋肠者，多冰清玉洁；衮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颜。盖志以澹泊明，而节从肥甘丧也。
“译文”
能够忍受吃粗茶淡饭的人，他们的操守多半都像冰一般清，纯玉一般白；而讲求穿华美衣服，吃山珍海味的人，他们大多都甘愿作出卑躬屈膝的奴才面孔。因为一个人的志气要在清心寡欲的状态下才能表现出来，而一个人的节操都是在贪图物欲享受中丧失怠尽。
“解说”
“心明者，不暗昧也。”心明则志坚，心不明则惑生。养心的要务在于消解掉那些瓦解意志的东西。怎样才能消解掉迷失心志的外物？古人以淡然态度对待外物和自身欲望，与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就可以既关注自身生命又可摆脱外物的侵袭。采取这种消极又积极的养心方式，以自身的静去控制外物的动，粉碎且是彻底地粉碎了外物异化人心的企图。对外物冷淡，对自己的冲动却需克制。关键的因素还是人自己，如果自己不成为事物发生矛盾的诱因，不激发或引出事物的负面价值，人的生命就会获得自由生存的空间，忽略了人的因素，只强调对外物冷淡，也不能起什么作用。人的志气在哪种环境中都可以表现出来，只要人做到永远保持心神的清明。淡泊明志实际上就是要求养生者把握住矛盾事物的界限，养心还得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
“例解”
健康老人话养生
1987年左任侠教授曾被评为上海市第二届健康老人，1988 年获得老有所为精英奖，谈到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拥有宽大的胸怀、良好的心境，比什么都重要。俗话说心宽体胖，是有道理的。”
他进一步说：“当然，要做到心宽也不是很容易的。这要淡泊名利，不要什么好事都抢先，要多想到别人，能让的就让。在我70岁之后，当我收到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会议通知时，有些在取得主办单位的同意后，，就派比我年轻的代表去参加。这样，就我个人来说，可以避免旅途的劳累；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比我年轻的人得到学习和锻炼。”
稍停，他又说：“追求名利，患得患失的人心情肯定是不得安宁的。所以我感到，一个人如果能够淡泊名利，活得就轻松了。”
“一个人遇到不如意的事，往往会闷闷不乐，宽心不起来。请问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样调节自己的心情的？”我问。
左老回答：“遇到不如意的事，我就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进行自我疏导。我通常是看古典文学作品，有针对性地默诵有关名言，以达到排忧解闷的效果。”
左老说：“背诵一些名言，注意力朝高远的方向转移，心中的烦恼就渐渐疏导出去，也就心境平静，心理平衡了。”
不为名利所累，便得一身轻松。冷眼观看世人，无不形忽神倦，分明累及了生命，还认为是为了生命而费心。这就是由于他们心智不明，才得出错误的选择。陷人物欲之中而不能自拔，弄得人神伤气少，形体变样，早早地就失去了生命的光采。
取不义之财 赔身家性命
封建社会里，贪官污吏贪污中饱、盘剥人民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清朝乾隆年间云贵总督恒文借口备制贡品，大量收购黄金，同时抑勒金价，藉以牟利。他聚敛财物的方式颇为特别。但是，正因为他未能经受得住黄金的诱惑，不仅断送了自己的仕宦前程，而且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身为云南巡抚、助纣为虐的郭一裕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恒文，满族，乌尔佳氏，隶满洲正黄旗，生年不详。雍正初年，以生员（俗称“秀才”）身份被任用为笔帖式。笔帖式为清朝中央各衙署中负责文书工作的低级官员，例由旗人专任。八旗子弟在科举道路上受挫之后，若想出任文职官员，大多数须以笔帖式为起点。其中缺乏才干者，终老此职亦不鲜见。但恒文却很快地显示了自己的办事能力，不断得到提拔，经过四次升迁，已任至正五品的兵科给事中。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具有向皇帝建言、进谏及稽察政务、弹劾官吏等特权，虽然品位不高，却是在朝官员人人侧目的重要职务。后来，恒文被外放为地方官员，出任甘肃平庆道道员，转直隶通永道道员。乾隆十一年九月（1746年11月）升任贵州按察使。次年三月他再次升任贵州布政使，成为掌管一省财赋和民政的地方长官。从以生员身份踏入仕途，到当上从二品的地方大员，恒文虽然用了约二十余年时间，这在当时用人非常讲究资历、提拔官员严格按资排辈的情况下，升迁的速度还是较快的。再者，恒文既无显赫的战功，又无卓著的政绩，却能不断地被提升，说明他为人精干，除能够较好地处理一般公务外，还善于吹拍逢迎，能够讨得上司的欢心。
恒文任贵州按察使时，四川西北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作乱，攻掠附近的其他土司部落。四川巡抚纪山力主征讨，反为所败。乾隆皇帝先将贵州总督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率部进剿，却师久无功；再派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讷亲前往督师，亦遭挫败；最后任命他的小舅子（时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傅恒为经略大臣，率八旗劲旅前往征讨，虽取得局部胜利，但鉴于当地道路险峻，难以用兵，傅恒遂派名将岳钟琪进入敌营招降了莎罗奔等。此次用兵历时两年多，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纪山、张广泗、讷亲先后被革职或处死，结果仍以抚局而告终，真可谓得不偿失。就在乾隆皇帝为征讨军事没有进展而忧虑之际，已升任贵州布政使的恒文曾对战事有所建言。他奏称：兵贵神速，用兵边远地区，首先必须组织好军队的后勤供给工作，才能保证出征部队可以闻令而动，不致贻误戎机，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他在甘肃平庆道任上，曾亲见甘肃提督从所辖各营中抽调勇健者，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作为“援剿兵将”，其实并不要他们赴前方作战，只是要他们在后方筹备旗帜、器械、粮草、银钱等军需物质，以随时满足作战部队的需要。但贵州却一向没有这种做法，以致于前不久四川从贵州调兵二千人，部队接到命令后，耽搁了六天才出发。建议贵州亦仿照甘肃的办法，命贵州提督驻扎安顺，“设重兵”筹办军需，并“请于府库贮银五千待用”。同时还上疏就行军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认为他会办事，能力强。先于乾隆十四年十月将其调任直隶布政使，乾隆十六年四月即很快实授为湖北巡抚。
恒文在湖北巡抚任上曾着力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增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乾隆十八年一度受命署理湖广总督，随即于当年十月调任山西巡抚。至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又被任命为云贵总督。
如果说，恒文在当上贵州布政使以前，能够始终注意获取上司的好感，为自己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创造了条件的话，那么，他在贵州市政使任上关于金川用兵的条陈，则受到了皇帝的好评，从而为他日后的青云直上辅平了道路。自此以后，恒文作为一个“简在帝心”的能员而备受青睐，仅七八年时间，就由布政使升任为从一品的最高地方军政长官。假如不发生意外，他在仕途上必将会进一步发展，完全可能有位极人臣之一日。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恒文还曾上疏弹劾贵州粮道沈迁，罪名是“婪索属吏”。朝廷派员审讯确实后，沈迁被处以死刑。恒文当然知道贪污、婪索是犯罪行为，并且能够从这一方面来稽察属下的官员，检举其中的贪墨者，甚而亲眼看到了朝廷对于贪赃枉法者处罚极为严重。他完全应该以此来时时告诫自己，像要求属员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只要能够做到洁身自好，无需再做出什么成绩，他就可以继续升迁了。遗憾的是，恒文这种最起码的要求也未能达到，于是，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恒文出任云贵总督后不久，即打算购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进贡给皇帝，但他对云南的物产情况不太了解，遂与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此事。郭一裕说云南的物产以黄金最为贵重，他本人即拟购买一些黄金，制作四个金手炉作为贡品。恒文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决定照样办理，当即派督标中军明柱至巡抚衙门领来了金手炉样品。黄金具有无比贵重的品质，它可以被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容易诱发人们的贪欲。世上有多少人在黄金的诱惑下丧失了理智，心甘情愿地陷入了犯罪的泥坑！恒文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云南和贵州是我国重要的黄金产地之一，两省境内有金矿多处。诸如：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有上潞江金厂，临安府（今云南建水）与开化府（今云南开化县）毗邻处有“锡版金厂”，镇远府（今贵州镇远县、三穗县一带）所属有“天柱县相公塘、东海洞等处金矿”及中峰岭金矿，思南府（今贵州思南县）有天庆等金矿。黄金的产量是比较可观的。恒文认为找到了发财的财源，遂借口备制贡品，令属下的司道府县等官员代为大量收购黄金，同时极力压低黄金价格，蓄意少付金价，藉以牟利。人们对他这种强行压价，名为购买，实同敲诈勒索的做法极为不满，一时间全省上下道路喧传，人言藉藉，影响极大。同时，恒文在循例至各州县“巡阅营伍”时，又纵容家人赵二等沿途向州县官员索要“门礼”。一些无耻官员乘机大量贿送金银，买好上司，希图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在恒文抑价购金及勒索门礼过程中，或为虎作伥、甘作鹰犬，或为情势所迫而供驱使，因而事后受到牵连的官员，包括云南巡抚郭一裕、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永昌府知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方桂、署理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共五十六人。可见恒文勒索范围之广，得赃数额之大。
郭一裕为官本不清廉。他购买黄金制作金炉，固然是为了贿赂皇帝，同时亦未尝不想乘机渔利。他将此事照实告诉恒文，明显具有讨好的意图。不料恒文胃口太大，明目张胆地到处勒索，手段也不够高明，以致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指责。此事由他发端，一旦败露，岂不是要跟着倒霉？于是，他很快照市价支付了自己所购黄金的价值。同时，为了争取主动，洗刷自己，他上奏揭穿了恒文令属员抑价购金、纵容家人收受门礼等劣迹。但因事情与己有涉，毕竟有些心虚，他隐瞒了恒文与他商量预备贡品及自己亦曾购买黄金制作金手炉等情节，结果也终未能使自己逃脱惩罚。
郭一裕奏参恒文之日，正是乾隆皇帝着意于整顿官风之时，对于营私贪墨的官员处置尤重。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皇帝收到了郭一裕的奏折，感到非常意外，认为“恒文历任封疆，受恩最重，当不应至此”。尽管疑信参半，但此事关系重大，不容轻视，他立即命刑部尚书刘统勋尽快赶往云南，会同贵州巡抚定长审理此案。为慎重起见，并未马上将恒文革职拿办，而是令刘统勋、定长秉公严审，待弄清案情后，“应革职解任者，一面奏闻，一面查办，按律定拟具奏”。随后又谕令军机大臣等“不必先行寄知”，以防泄漏了消息，“著刘统勋面见定长时，再将所奉谕旨，令其阅看，即会同前往”。并特别关照：恒文的家人赵二，“尤属要犯，当密为防范，勿令闻风远”。
当年六月初，刘统勋、定长审明案情，复奏到京，恒文抑价购买黄金及纵容家人收受门礼俱确有其事。乾隆皇帝十分气愤，说：“恒文身为大臣，自应洁己率属，乃 簋不饬，一至于此，实为深负朕恩”，当日即令将其“革职拿问”。案情所涉之汪筠、罗以均等员，亦被一并革职。但自己赏识的大臣犯此重罪，乾隆帝总觉得心理上难以平衡。郭一裕以汉人参倒满员，也使他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是不是能找到替恒文开脱罪责的理由？于是，次日他又颁布了一道上谕，首先，因为恒文供称购买黄金“实缘欲购备方物进贡，”是以申明：“臣工贡献，前曾屡经降旨，概行禁止。即督抚所贡方物，不过茗柑食品等物，以备赏赐。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使恒文果有金器进到，亦必申饬发回。况内府何所不有，宁藉此戋戋金器为耶？”“嗣后各省督抚除食品外，概不得丝毫贡献，违者以违制论”。其次，由于恒文供出了郭一裕向他建议制作金手炉等情节，进而指出：恒文历任封疆，应该懂得不应以金器作贡品，“一闻郭一裕进贡金炉之语，即应据实参奏，乃不惟不奏，更尤而效之，反被所欺，是何愚之甚耶？”“郭一裕既以进贡金器怂恿总督，随以购金参奏，是复何心？”言下之意，，即要刘统勋、定长追究郭一裕是如何“愚弄”恒文的，试图以“被愚弄”来减轻恒文的罪责。第三天，乾隆皇帝再降谕旨，先重申前说，曰：“郭一裕先以炉式示恒文，继乃以购金参劾，又明知金炉不可进献，必奉严饬，乃告以今年不进，竟似恒文全堕其术中者。”复据案情推测：“此二人虽共事日浅，未必素无嫌怨，阅郭一裕所奏及恒文所供，彼此俱不无构陷挟嫌恶习。”显然是想要刘统勋、定长讯出郭一裕“挟嫌构陷”恒文的情节，以便进一步为恒文开脱。同时提出：“恒文之金既资购买，岂郭一裕制炉之金，独不需购买乎？其购买属之何人？未进之金炉何在？亦不得因系先参，遂置之不问”。
乾隆皇帝对于此案的态度是比较反常的。他在煌煌上谕中一再强调的，不是穷追被告的贪赃枉法行为，而是查究原告“愚弄”“、构陷”被告的情节。其用心之所在十分明显，刘统勋、定长也完全能够领会。因而他们的办案工作难免要受到影响。好在他们审理及汇报案情还能够实事求是，尚未至于随意捏造事实、篡改案情，为恒文开脱，使之免进一步审理的结果证实，恒文贪赃，证据确凿。而郭一裕“愚弄”、“构陷”恒文，俱无实据。尤其是郭一裕所购黄金，已全部按市价支付完毕。但是，乾隆皇帝并未就此甘休，在七月初颁布的一道上谕中，对于恒文，承认“现据查出赃私累累，应俟各案审明，按律治罪”。对于郭一裕，一则说他“先以贡金怂恿恒文，并呈式样，后见阖省喧传，乃先发制人，冀立身于不败”，“行险取巧情状，一一毕露”；二则说他“本属小器”，以前在山东巡抚任内晋京陛见时，曾面奏愿进献白银一万两，皇帝当即“斥责其非”，“今观其先购金炉备进，其病根深锢，是以随处发露耳”；三则说他“购金亦委之司道，即云照数发价，而以司道大员，供督抚私役，阖省趋风，成何政体？国家设官分职之义固如是乎？”并宣布：“郭一裕深负封疆之寄，著解任来京候旨”。他又担心自己力主严格审查郭一裕，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猜测或非议，所以又特地申明：“朕自登极以来，满汉从无歧视”，“外人无知者或谓恒文系满洲，郭一裕以汉人参奏满洲，是以两败俱伤，此则鄙谬，大不知朕心”。并承诺：“此案审定时，必办理至公至当，允惬众心”。三天之后，他又提出：郭一裕购买黄金“虽据供照数发价，而此外有无赃私，殊未可信”，令刘统勋等，据实穷究。“如郭一裕在云南任内果不能洁己率属，簋不饬，亦如恒文之负恩，自当将伊资财查封，请旨治罪”。要在本案的范围之外，查出郭一裕贪赃的实据，再绳之以法。
刘统勋等经过“穷究”之后，查出郭一裕令属员代买物品，曾少给价银不及百两，及属员曾为他修造一座花厅，值银数百两。于是，他们奏称：郭一裕“诈伪贪鄙”，拟判处流放罪，并呈请批准查封其家产。乾隆皇帝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对恒文与郭一裕作了不同的处理，他谕令：“此案情节，郭一裕与恒文各有应得之罪，而轻重不同。恒文赃私累累，众证确凿，家产自应查封，以惩贪墨”；而郭一裕“较之恒文，情罪亦应有差等，若即一例办理，殊不足以服其心”，令“将伊资财照旧给还，不必查封”。是时，刘统勋已遵旨先后派员将恒文、郭一裕押送北京。乾隆特别关照：对于郭一裕“应饬令委员妥协伴送”；对于恒文“宜加意防范，严密关防，毋令伊家人窥探消息，致伊畏罪自戕”。无论其内心感受如何，至少在表面上对恒文和郭一裕的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
此案全部审理清楚后，乾隆皇帝于是年九月结案时进一步分析说：据查恒文“任所资财至数万余两。恒文非素封之家，其历任封疆，不过二三年，养廉所入，除足敷一岁公用，及往来盘费外，即极为节啬，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 簋不饬，不待言矣”。就是说，恒文除抑价购金及纵容家人收受门礼所得之外，还有许多非法收入。其贪赃之事绝不止上述两件，亦非仅近二三年才有，而是由来已久，一贯如此，只不过没有暴露罢了。同时，针对刘统勋于被召见时曾面奏说：“恒文之败检，皆由于家人恣横所致”，指出：“恒文果以洁清律己，奴仆下人，其孰敢肆行无忌至是？恒文亦非昏聩无能之流，又何至为所蒙蔽，全无察觉？况勒索门礼，即系家人所为，而购金短价，受属员馈送，岂亦家人教之耶？”所以刘统勋“此则所见非是”，恒文“情罪重大”，不容狡御。若“曲为宽宥，其何以饬官方而肃吏治？”遂“派侍卫三泰、扎拉丰阿驰驿前往”，途遇恒文“解送所至之处，即将此旨宣谕，赐令自尽”。并特意提及：恒文“虽有老母，而孽由自作，国法所在，朕亦不能为之曲宥也”。一方面，让恒文死而无怨；另一方面，向臣民表白自己并未徇情枉法。至于郭一裕，虽则承认“其在官尚不至如恒文之狼藉，同一购金，而发价并未短扣”，仍斥责他“为人本属庸鄙”，就任云南巡抚后，“一惟以声色货利、殖产营运为事，深忝封疆之任”。并据以将其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以为大吏鄙琐者戒”。随后，郭一裕按照惯例向刑部呈请以钱财抵赎罪刑，亦未获批准。
郭一裕于乾隆十九年四月由江苏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次年六月改署云南巡抚，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实授云南巡抚，至次年七月被革职，出任封疆大吏前后总共亦不过三年零三个月时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即曾提出要向皇帝进献白银一万两，在云南巡抚任上又制作了四个金手炉准备贡奉给皇帝，这大量的金银仅靠其廉俸所得是很难聚集起来的，其中当有不少系搜括而来。不难判断，郭一裕实际上也是贪官，他与恒文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无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的贪赃行为大部分未被揭露出来、公布于众罢了。
恒文一案中，除郭一裕外，其他助桀为虐或贿赂上司者，也大部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云南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曾帮助恒文、郭一裕购买黄金，又未能及时举发。案发后，乾隆说他们“身居藩臬，原许其具折奏事，遇督抚有此等事，应即据实陈奏，乃并匿不以闻，惟事迎合上司，毫不知愧，何以为僚属表率？”“著交部严加议处”。寻照部议将二人一并革职，永昌府知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别受到惩罚。恒文纵容家人赵二等州县官员勒索银两，事涉署理玉屏县（今属贵州）知县赵沁等十五人。会同刘统勋审理此案的定长（时已署理云贵总督）蓄意为他们开脱，在上奏时说他们俱系被抑勒，“又复自首，应照例免议”。乾隆帝批驳道：“上司家人婪索属员，例有明禁。该州县等？？始则被其勒索，甘心贿送，及至恒文败露之后”，因定长“行文饬查，始行报出，尚可谓之自首、得免吏议乎？”令将赵沁等十五人全部“交部察议”。随经吏部议准，将赵沁等十四人降一级留任。
恒文等贪官污吏大肆搜刮的结果，最终都必将全部转移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必然要加深广大民众生活的困苦。乾隆皇帝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惩办这些贪官污吏，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肃官纪、澄清吏治的作用，而且在客观上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生存。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乾隆皇帝首先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彻底地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也就不可能最终澄清几乎无官不贪的封建吏治。在处理恒文一案过程中，他对于贿赂公行的赵沁等仅给予象征性的薄惩。对于郭一裕，不仅未能根究出其贪赃的实迹，尚且在结案约两个月后又谕称：“郭一裕之派属员买金，虽亦不能无罪。固而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尚属彼胜于此。”若不准其赎罪，“恐将来各省督抚或有 簋不饬，而同官中以事相干涉，惧于己有碍，转不据实入告，将无由发觉，其何以明国宪而亻敬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准其纳赎”，先使其得免于遭受充军之苦。数年后，乾隆皇帝又赐予郭一裕三品衔，并实授河南按察使之职，使之得以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来说，封建地主阶级绝对不可能杜绝其官僚集团中的贪赃行为，也就绝对不可能预防或制止其国家机器的腐败。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之所以相继被推翻，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见利忘仁义 聚财把命丧
汉桓帝时太监王甫聚敛财富，其重要手段之一，是收受贿赂。他不但对一般人敲诈取贿，连皇帝的弟弟也成了他勒索的对象，勃海王刘悝（kuī，音亏）便是受害者之一。
桓帝即位之后，曾经封他的弟弟蠡吾侯刘悝为勃海王。延熹八年（165年），刘悝犯了“谋为不道”罪，桓帝不忍过重治罪，便把他贬为瘿陶王（其封地在今河北宁晋县境），由原来食邑一郡之租，减少到仅食一县之租。由于租税收入骤减，难以满足这个王子的日常挥霍。如何能恢复原来的封地，是刘悝朝思暮想的一大问题。他清楚地知道，王甫十分得宠，如果让王甫从中说情，或许事情能够成功。但王甫有一个特点，只要托他办任何事情，他便会借机索贿，没有大量的钱财，他是不肯尽力的。于是刘悝私下里与王甫达成了交易，请王甫在自己兄长桓帝的耳边多进美言，恢复自己原来勃海国的封地，事成之后，送赠王甫酬金五千万。王甫虽然表面答应，但由于刘悝事先没有重贿自己，所以在桓帝面前从未替刘悝说过半句好话，更不要说去提及恢复勃海国封地的事情。时过不久，桓帝得了重病，而且病得很厉害。在病榻之上，他想到以前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处罚有点过重，心中不免有点懊悔，在临死之前，他留下遗诏，恢复刘悝的勃海王爵位。桓帝死后，这道遗诏被公布于众，刘悝的封地马上由一县而恢复到一郡之大。王甫根本没有料想到桓帝的如此之举，事情出现后，他连忙在刘悝的面前装好人，表白自己在桓帝面前替刘悝说尽了好话，终于使皇上幡然改悟。言下之意，刘悝爵位的恢复，全是由王甫挣来的，并毫不客气地张口向刘悝索取五千万的报酬费。但刘悝也不是个白痴之徒，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爵位的恢复，完全是由于兄长桓帝的开恩，并非是王甫之功，所以分文不给。二人为此撕开了脸皮，争执得面红耳赤，从此结下了仇怨。
宦官的性格，大都残酷阴险，王甫由对刘悝的嫉恨，很快发展到报复。当初，桓帝死后，因其无后，太后与窦武决定让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的后代———解渎亭侯刘宏继位。王甫觉得，只有挑拨灵帝与刘悝之间的关系，才能置刘悝于死地，一解自己心头之恨。而当初灵帝继位之时，曾有一种流言蜚语，说刘悝对自己不能继位称帝而十分气愤，一度曾打算“钞徵书”赴京即位。王甫不失时机，添油加醋地把这些流言传到了灵帝的耳朵里，灵帝虽然感到不快，但未作表示。熹平元年（172 年），王甫让尚书令诬奏中常侍郑飒等人阴谋迎立刘悝为帝，大逆不道。灵帝仅听一面之辞，便命冀州刺史将刘悝收捕入狱，考问其罪。又令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到勃海国迫责刘悝，刘悝被逼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于狱中。勃海国的太傅、国相以下，以不能辅导勃海王的罪名，全被诛杀。这便是王甫贪财不成，一手所制造的大冤案。对待皇帝之弟王甫尚敢如此敲榨，那么对待一般庶民的敲榨就更不堪言状了。
刘悝死了以后，灵帝认为王甫立了大功，又不免对其进行封赏，加封王甫为冠军侯。
汉代封建政府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以垄断其利称辜榷。利用辜榷，从中渔利，是王甫的另一生财之道。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指出：在秦汉时期“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经商最容易发财致富。但是在秦汉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经商，特别是官吏是绝对不允许经商的。如果允许官吏经商，无异于监守自盗，原因在于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贱买贵卖，大发横财。既然官吏不能经商，那么经商者是绝对不能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如《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为吏。”哀帝的时候还规定“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到了东汉时期，情况亦然，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商人是不能步入官场的。为了防止官吏经商，封建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条例，规定官吏“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全部“迁徒免罢。”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对官吏经商处罚之重。两汉时期对赃罪的处置尤重，凡是官吏犯了“坐赃为盗”罪者，除了一般的处罚外，不但以后本人不能再当官，而且还要禁锢子子孙孙不能当官。东汉安帝之前，虽然有所减轻，但仍然禁锢赃吏子孙三世不能当官，直到永初年间，陈忠上书后，才“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事皆实行”。就量刑方面看，也是很重的。官吏凡是坐赃在二百五十钱以上者，就要逮捕系治，十万钱以上者就要判杀头之罪。
身为中常侍的王甫，其秩禄为二千石官吏，对当时的法律规定了如指掌，但他却明知故犯。他为了经商发财，采用了十分巧妙的手法，指使自己一位名叫王翘的门生，以自己的名义出面活动，而王甫躲在背后进行策划。门生王翘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王甫发了一笔横财。京兆尹杨彪了解到内情之后，就把此事上告于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主管司察京师百官不法行为，对王甫的罪行早已恨之入骨。当初，阳球任尚书令时，曾拊髀（bì，音币）发愤说：“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179年），阳球的愿望实现了，被迁为司隶校尉。这时，他接到上告后，一天趁王甫出宫在家休假的机会，诣阙上奏，揭露王甫辜榷官财物等罪行，请求皇上下诏收捕王甫及其党羽，“宜并诛戮”，得到了皇帝的允准。于是阳球便逮捕了王甫及其子永乐少府王萌等人。阳球亲自主持考审，使用了各种刑具，最后用土塞满了王甫的嘴，将其乱棍打死。并“僵磔甫尸于夏门亭”，尸旁还用大笔写下“贼臣王甫”四个大字。王家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这个素来贪秽贵骄的宦官，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