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为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为祸。
“译文”
一个人的幸福莫过于无事牵挂的了，一个人的灾祸没有比疑神疑鬼更可怕的了。只有那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人，才知道没有事是最大的幸福，只有那些经常心如止水的人，才知道多心病是最大的灾祸。
“解说”
歌德说：“能把自己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联系起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幸福，谁都能够拥有，只要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为此而努力。对于祸福的问题，应该这样看，我们首先应看到幸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祸又是以什么为诱因的？
幸福的基础是生命的健康。我们只将目光关注自己的生命，就大可不必去提防什么祸事，因为祸事是以人为的因素为导火线的。例如，假如一个人财富体健，他却老是想着自己的财产会失去，身体会有病，如此下去，他的身体肯定会患病，这一病便又要花钱，若是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致使情绪波动，那么他就会葬送自己的性命。
抓住生命健康就抓住了幸福，抛开了祸事。
“例解”
祸福的辨证关系
在宋国有一个乐施好善，广行仁义的人，从他的祖父开始三代都乐此不疲。有一天家里黑牛产犊，不想却是纯白色的，宋人疑惑地问占卜者，占者告诉他：“黑牛产白犊是吉祥的征兆。白色的牛可用作祭祖的牺牲，你还是及早宰了祭鬼神。”
隔了一年，宋人父亲的眼睛无缘无故瞎了，与此同时，家里的黑牛又产了一头白犊。父亲要宋人继续向占者求吉凶，儿子说：“上一趟问占说是吉祥征兆，结果你的双目无故失明。现在还要去问，问了以后又将怎样呢？”
父亲说：“占者讲的是圣人之言，转述神明的意旨，神明所示乍听闻往往有歧意，但末了还是应验的。尚且事情还没有个究竟，还是去问问。”
宋人无奈再去问占。占者说：“又是一个吉祥的征兆，继续用它祭鬼神。”
宋人回家将占者的话告诉了他的父亲，其父讲：“按占者的话办。”
次年，不知什么缘故宋人眼睛也瞎了。这年正好是宋文公十六年，楚庄王率师进攻宋国。宋国坚守城池，楚庄王屡攻不破，紧紧将宋城围住。城内粮草竭尽，互换子女尸体充饥；青年壮汉战死后，老弱病残登城死战。举城上下同心协力对敌，坚守到第九个月，终因内无粮草，宋城沦陷。楚军进城横加报复，死者不计其数。唯宋人父子双目失明未被征召，幸免于死。
祸与福的转化关系，并不具备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这种变化的关系也是依明事物的矛盾变化规律而转化的。只要人们按照事理去做事，就能驱祸迎福，而保全性命。
清心直道生 高风亮节死
少有孝行，晚有直节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省肥东县）人，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包拯之父包令仪，进士及第，曾授朝散大夫等职。令仪教子重操守、励节义，包拯幼年即“挺然若成人，不为戏狎”（宋·吴奎《孝肃包公墓志铭》），成年后的包拯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乡里父老都十分敬重他。
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赴京应试，中进士甲科，其时他已二十八岁。宋代实行优禄士大夫的富官政策，“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 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其科举制较唐代有很大的改变。史载，从唐初至后周，每次擢拔的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北宋代周之后，每次选拔的进士、明经多在四、五百人以上；唐制，科举合格者尚须经过吏部考试，吏部考试不合格者不入仕籍，宋代则不需经过吏部考试，士子一登第即为入仕之期。优厚的俸禄，宽裕的名额以及大量的特权，吸引了一批批热衷仕途的读书人，每三年一次的大考结束后，及第进士们偎集于开封，焦急地盼望着朝廷的任命。
朝廷拜包拯为八品京官，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并出知建昌（今江西永修县）知县。建昌是大邑，各方面的条件较为优越。但是包拯“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宋史·包拯传》）。吏部改派包拯监和州税务，包拯的父母还是舍不得儿子离开，包拯遂辞官归家。
从天圣五年（1027 年）到景 三年（1036 年）约近十年的时间是包拯的家居阶段。其间包拯一边读书修身，一边侍养双亲，力尽孝道。双亲亡故后，包拯遵古制，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守孝三年。丧期满后，他“犹徘徊不忍去”（《宋史·包拯传》），邻里父老来到墓地上一再劝慰，包拯才回到家里。
不久，包拯赴吏部候调，授天长知县（今属安徽），任满后，升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庆历三年（1043），拯赴京职，任殿中臣，不久拜监察御史，任言官职，其间以宋朝名臣身份出使契丹一次。皇 元年（1049 年），包拯升三司户部副使，次年，授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再为言官。不久又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等职，因此时人常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皇 四年起，包拯又先后出知瀛州、扬州、庐州、池州等外职，复赴京权知开封府。嘉 年间（1056年）起迁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等职，三任言官。嘉 五年（1060年），仁宗擢包拯为三司使，总理国家财政，次年四月，授枢密副使，相当副宰相一职，嘉 七年五月，包拯因积劳成疾，卒于府衙，谥孝肃。
从景 三年到嘉 七年（1036———1062）二十六年间，包拯或出知地方，或居京职，或任言官，或司财政，乃至最后摄政相职，凡其所任，都能“上裨帝厥、下瘳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宋·张田《包公奏议集题辞》）。
事亲为孝子，居官为直臣，包拯一生的行为证实了这条规律。与包拯同时代的北宋另一名臣欧阳修曾评价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明·胡俨《包孝肃公奏方集序》），欧阳修这十六个字精彩准确地概括了包拯的一生。
身在言路，极言时事
北宋仁宗赵祯（1023———1063年在位）在位的四十年一向号称“承平之世”，其实则“纪纲弛而边鄙扰，考功课吏，一切优容谀说，而贤不肖无所劝惩”（清·张纯修《包孝肃公奏议跋》），吏治腐败，纲纪弛废，军备空虚，边事紧张，北宋政权自开国以后积贫积弱积腐的局势有增无减，内外各种矛盾经过长期酝酿日趋尖锐。面对这种紧张的局势，仁宗赵祯一味因循，不思变革，朝廷内外普遍弥漫着谄媚阿谀、苟且敷衍的风气。
包拯在仁宗庆历、皇、嘉 年间，曾经三度担任言职，其言官生涯几乎与仁宗一朝相始终。同仁宗朝官场上的这种苟且敷衍之风相反，包拯“在言路”时，“极言时事”（《吕氏家塾记》），屡次上疏规谏仁宗皇帝，对国家大政坦诚发表自己的见解，克尽言责。包拯一生留下奏议一百七十一篇，这些奏议大多数是包拯三任言官职上的上书，这些上书“敷奏详明，谏诤剀切”（明·胡俨《包孝肃公奏议集序》），不仅表现了包拯犯颜直谏、刚正敢言的无私无畏品格，也表现了包拯对时政的卓越见识。
当包拯在皇 三年首次出任地方官时，范仲淹、韩瑗、富弼等人正在北宋朝廷推动旨在整顿吏治、利民富国、抵御西夏及契丹入侵的庆历新政。包拯其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但他关心国事，拥护、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新政。范仲淹的新政主张触动了许多当朝权贵的利益，也触动了长期以来因循守旧、苟且敷衍的官场，宰相吕夷简指使一些朝臣，攻击范仲淹以及支持范仲淹新政主张的一批朝官结为“朋党”，范仲淹等以结党罪名遭到仁宗贬谪。吕夷简此举肇开北宋政坛上的朋党之论。庆历三年，仁宗召回范仲淹等人，实施新政，不及两年，范仲淹又被逐，支持范仲淹新政的官员纷纷以结党罪名再遭贬窜。当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曾写下《朋党论》进呈仁宗。欧阳修在文章中指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利禄利益相互结纳的是“小人之朋”，以道义忠信忠君事国而同心相济的是“君子之朋”，“小人之朋”是“伪朋”，是真正的结党营私，“君子之朋”是“真朋”，目的只在同心相济、忠君事国。欧阳修在文章中呼吁仁宗皇帝“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矣”（《欧阳修全集·居士集》）。仁宗不听欧阳修的谏劝，不久，欧阳修也遭贬窜。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成为北宋政坛上各种异己的政治势力相互倾轧的手段，当朝权贵往往以“朋党”罪名来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包拯在庆历、皇 年间两任言职时，正是北宋政坛“朋党”之论方兴正炽的时候。包拯对吕夷简以“朋党”罪名打击政治对手的做法极为不满，对方兴正炽的“朋党”之论深表忧虑。包拯向皇帝进言，首先说明“朋党”之论的危害性：“进一贤士，必曰‘朋党’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党’相嫉。遂使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诫”，“朋党”之论使忠直人士“不敢公言是非”，不敢对国家用人行政各种举措提出异议，不敢推荐贤士，也不敢斥逐庸才，因为无论忠直人士有什么作为，他的政敌都可以攻击他结党营私，因此，蔚成风气的“朋党”之论实已成为“国之大患”。吕夷简之所以用“朋党”罪名打击范仲淹，是在利用仁宗皇帝憎恨“结党营私”的心理，从维护皇权出发，仁宗对各种形式的结党向来采取严厉打击的方针，这样，吕夷简以及后来群起效法吕夷简对人自然目的得逞。包拯劝戒仁宗。“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包拯集·七事》），作为天子应该对“朋党”之论十分慎重，应该兼听并观、爱惜人才，认真分辨被攻击的臣下究竟有无结党营私之实，不应该以先入为主的偏见干扰君主对于事实的公允判断。
自仁宗朝开始，北宋政坛上“朋党”之论愈演愈烈，迄徽宗朝，终于形成贤良尽逐，小人当道的局面，“朋党”之论确实是导致北宋衰亡的一大关键因素。包拯斥“朋党”之论是“国之大患”，要求仁宗“明听纳，辨朋党”，充分显现了一代诤臣包拯的远见卓识。仁宗一朝的“朋党”之辈始终有所克制、节制，这和言官包拯的大声疾呼不无关系。
北宋自开国以后，一直采取重文轻武、防内虚外的国策，对北方外族的入侵往往采取息事宁人、妥协防守的政策，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背叛宋朝，随即，西夏一面“引兵犯边，遣使致书，割地邀货”（《历代名臣奏议·富弼&；lt；论西夏八事疏&；gt；》），对北宋采取攻势，一面与契丹结盟，从西面、北面对宋朝形成夹击之势。仁宗接受宰相吕夷简的提议，以岁加缯金二千万为条件，获得和契丹的妥协，面对西夏的进攻，“朝廷以久安自恃，不悟边鄙之防；以无战为常，不求帅将之具；士卒骄惰，器用凋零；无谋臣策士以经营四方，无宏纲大纪以控制万国（注同上），竟然在西夏的攻势面前束手无策，初战失利之后，宰执们甚至提出以重金募人刺杀西夏国主的“国策”。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是通过改善内政以振作士气，通过“修武备”以“防御外患（范仲淹《论十事疏》）。
包拯庆历年间初任言官时，北宋政权正面临西夏和契丹两面夹击的危急时刻，除范仲淹、富弼等少数几个主战大臣之外，北宋朝廷内部一片议和之音。包拯上书皇帝，直率地指出：“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兵备”（《宋史·包拯传》），认为贿赂和缯金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国家应该逐渐地对契丹采取战略上的攻势！包拯的这一国策建言和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主导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挽救西北地区的危局，仁宗被迫调支持新政的韩琦安抚陕西，起用谪居越州（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主持防御西夏。仁宗又选派一时名臣出使契丹，同契丹进行联络和谈判，富弼、包拯先后承担这一艰难使命。包拯到达契丹都城后，契丹的接待官员对包拯说：听说你们在雄州新开城门，你们这样做莫非想诱惑一些契丹人，让他们刺探我方情报吗？包拯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在涿州也常打开城门，试问你们意欲何为？而且，刺探情报的方法多得很，何必一定要打开城门诱惑降人呢？
包拯侃侃而谈，态度不卑不亢，契丹官员无计可施，只得放弃了通过讹诈手段进一步索取缯金、打击北宋政权威信的图谋。
包拯以“刚毅”立朝（《宋史·包拯传》），时人或重其直节而忽略其才识，例如，恃才傲物的欧阳修钦佩包拯的“孝行”、“直节”，却怀疑包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宋·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宋人韩元吉对欧阳修此说曾加辨正：“世之论孝肃，第以刚正敢言，辨忠邪，低权幸，犯天子颜色以议国本、罢内除为难。而某独叹其为监察御史时首言国家取士、用人未得其实，岁赂缯币非御戎之策，宜选将练兵，以为边备，此诚知天下大计，为万世虑者。”（宋·韩元吉《序州重修包马二公祠堂记》，称赞包拯具有“知天下大计，为万世虑”的政治卓识，从上面议”朋党”、议“御戎之策”两个例子来看，韩氏此说允为公论！
三弹张尧佐
皇 二年（1050年），包拯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再领言职，著名的“三弹张尧佐”事件就发生在包拯的这一任期内，“三弹张尧佐”最能说明言官包拯诋斥权幸、刚直不阿的性格，也成为后世有关包拯故事的一个原本。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堂伯父。贵妃幼时，其父石州推官张尧封病逝。尧封妻钱氏携幼女投奔真宗皇帝的章惠皇后。张氏长相姣丽，“巧慧多智，数善承迎”，十几岁时就深得仁宗皇帝的特别宠幸。由于真宗另一皇后章献皇太后的干预，张氏未能成为仁宗的皇后，皇后地位先后由郭皇后、曹皇后取得，但是，郭皇后、曹皇后先后执掌内宫时，张氏始终是仁宗皇帝最亲近的宠妃。每一次陪同仁宗外出，张贵妃都要穿戴皇后的服装，由于张氏“怙宠”，曹皇后每次也只得将服装借与张氏。庆历八年，仁宗要求廷臣就张贵妃地位问题特议“尊异之礼”，实际上是想以张贵妃取代曹皇后。由于张方平等一班大臣的反对，仁宗此举不了了之，但张贵妃从此“势动中外”（《宋史·后妃传》），成为仁宗朝权势首屈一指的后妃。
张尧佐本是一势利之徒，张贵妃父去世时，尧佐正补蜀官，钱氏曾央求尧佐照顾其母女，携她们同赴四川，尧佐以路途遥远为借口，加以拒绝。庆历年间，张贵妃成为修媛后，“欲以门阀自表异”（《宋史·外戚传》），想通过抬高自己家庭的门第来加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她的伯父张尧佐由此飞黄腾达起来。不久，张尧佐由外职迁为京官，授开封府推官，提点府界公事。其时谏官余靖曾吁请仁宗遵守国体，进用外戚尧佐“不宜太遽”，仁宗不听，仅仅数年间，尧佐获得三司户部判官、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端明殿学士等一系列迁升，在经过这一连串的迅速迁升后，仁宗最后拜尧佐为三司使。宋制，三司使主管国家财政，与宰相、执政分职，尧佐由小小的外职短短数年间乘直升飞机式地升到足可与宰相、执政分庭抗礼的三司使职位上。
按照宋朝“祖制”，外戚并不允许干预军国重政，按照宋朝吏制，官员迁升则需要经过一定的考核、考课，仁宗的做法既违反“祖制”，又违反法制，当政的宰相文严博却丝毫没有提出异议。
张尧佐被任命为三司使的第二年，包拯和另外几个言官唐介、陈升之、吴奎联合上书，包拯等在上书中说：“此年以来，水冒城郭，地震河溢，盖小人道盛，天下皆谓尧佐主大计，诸路困于诛求，内 烦于借助，法制碩敝，实自尧佐。臣等窃惟，亲昵之私圣人不免，惟处之有道，使不践危机，斯为得矣。”任用尧佐为三司使，引起“法制碩敝”，财政恐慌，水灾、地震层出不穷。尧佐无经济之才，不应该放在总理全国财政、势关国家命脉的重要位置上。
迫于言官们的压力，仁宗将尧佐略为降级，改为户部侍郎，不久又拜尧佐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等四项要职，同时赐尧佐二子进士出身。诏令一出，舆论哗然。慑于张贵妃的影响力，陈升之、吴奎等开始态度游移。包拯、唐介再次上书，他们在上书中分析皇帝“私昵后宫”的“过失”源于“女谒近习与执政大臣”，由于皇帝未有子嗣，皇储未立，所以一旦皇帝向张贵妃示以恩宠，整个后宫纷纷趋附张贵妃，“执政大臣”不仅没有勇气纠正皇帝的过失，反而拼命向张贵妃献媚奉迎，高官厚爵几乎任凭贵妃挑选。包拯等要求皇帝以国家“大计”为重，收回成命，因为对外戚的这种滥赏滥用必将导致朝纲紊乱，“四方骇任人之失，鄙萌轻国之心”（《吕氏杂记》卷下）。
仁宗对言官们的进谏十分生气，他召见廷臣，命中书省官员监督言事诸官，“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规定言官今后凡上殿奉对，先到中书省领取许可证，凡中书省不许可讨论的，言事诸官无权再奏。唐介、吴奎等也先后谪出，仁宗名义上让张尧佐辞去宣徽、景灵二使，不久，尧佐复以宣徽使者身份判河阳。由于包拯在朝廷和民间的美名，“天下不得异议”（宋·张田《包公奏议集题辞》），仁宗无法找到借口将其贬谪，包拯和另一言官王举正又“抗章论之，至于三”，仁宗最后终于不得召还张尧佐。
铁面无私的“阎罗包老”
包拯为官的“守法持正”（宋·吴奎《孝肃包公墓志铭》），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北宋一代，有两个官员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中一个是包拯，一个是司马光，包拯以执法严正、不徇私情闻名，司马光以清身廉洁、生活简朴著称，“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个包家’；见贪污者，曰‘你一个司马家’”（《吕氏家塾记》）。包拯和司马光成为百姓心目中清官的两大典型。
皇 年间，包拯再放外职，曾一度担任庐州知府。庐州是包拯的故乡，包家的亲属朋友大都在这一地区。听说包拯回乡任父母官，亲戚朋友们喜出望外，其中一些势利之徒以为从此在官府中有了硬靠山，可以为所欲为了。包拯的一个堂舅就是这种势利之徒，他平日一向蛮不讲理，为害乡里，包拯到任后，他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一份控告堂舅的状子摆在刚到任不久的庐州知府包拯的面前，包拯立即派衙卒将堂舅捉拿归案，开堂公审，在查访堂舅的犯罪事实后，依律将之处以七十大板。时人曾记载此事：“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司马光《涑水纪闻》卷9载王禹玉语）北宋官场向以裙带关系复杂著称，地方官一到任，往往尽量扶植亲朋故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包拯“六亲不认”，“亲旧”“屏息”，和那些徇私舞弊者构成鲜明对照。
当包拯惩罚堂舅的消息传开后，庐州百姓奔走相庆，一时庐州法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是，包拯的一些亲戚对包拯的做法不以为然，一些人甚至散布流言，讥讽包拯沽名钓誉，借此做向上晋升的资本。包拯于是写诗明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包拯集》）
“清心”意即清心寡欲，克己修身，“直道”意即恪守道义，遵纪守法，包拯认为，克己修身是政治的根本，遵纪守法是做人的本分，自己应做为国家栋梁的“秀干”、“精钢”，对于那些追逐仓谷的“鼠雀”，追逐腐草的“狐兔”则不屑一顾。
对于一个公正严明的执法官来说，不徇私情不仅表现为“六亲不认”、“大义灭亲”，更表现在不附权贵，维护公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吏来说，做到前者固属不易，做到后者更是难上加难。因而，当包拯二度担任京职时，开封府知府一任是对他的为官原则的严峻考验。开封是北宋首都，居住着大量的皇亲国戚、官宦权贵，北宋政府给予皇亲国戚、官宦权贵大量的特权，加上仁宗朝标榜仁恕，法纪松弛，违法乱纪现象层出不穷，冤案滞狱更是堆积如山。
按旧制，凡有诉讼，当事人应先把状纸递投“门牌司”，由“门牌司”备案后转呈府尹。“门牌司”的职事人员往往趁机向当事人勒索敲诈，中饱私囊，一些家境贫寒的受害人常常因交纳不起“门牌司”的“例钱”而被长期拒之公堂之外。包拯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撤销“门牌司”，大开开封府府衙正门，任何诉讼人都可以径直来到公堂之上，面见府尹，鸣冤叫屈。衙门内部的这一弊政被革除了，诉讼程序简化了，开封府的平民百姓拍手称快，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可以自由进出从前“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可以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了。
开封府内有一条惠民河，长期以来河流两岸被内宫、外戚、权贵以及一些地方恶霸占去。他们在河岸修建花园，营筑别墅。使得原来宽阔的河道愈来愈狭窄。每到暴雨季节，河水泛滥，下游一些低矮的民房常常被冲毁，而紧逼河床的达官贵人们的高层建筑则可安然无恙。开封府百姓对此事十分不满，怨声载道。为了彻底解决前几任开封府府尹遗留下来的这一难题，包拯命令将惠民河两岸非法兴建的房屋、园林全部拆毁，清理河床，拓宽河道。许多皇亲国戚抬出皇帝、皇后、贵妃来威胁包拯，甚至直接向皇帝告御状，包拯丝毫不为所动，命令衙卒与百姓一起动手，拆毁这些违章建筑。一些人拿着伪造的地契来府衙叫屈，包拯也针锋相对，明查暗访，将之一一驳回，将其中情节特别恶劣者以伪造地契罪名治罪。由于包拯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宋史·包拯传》），惠民河两岸侵占一事获得彻底解决，包拯刚严持正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京城，违法乱纪、殴斗伤残事件迅速减少，开封府在包拯治下终于第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善”地区。嘉 二年（1057 年），欧阳修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接替包拯，“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京师亦治”（《宋史·欧阳修传》），这说明包拯治理开封府的威名、功绩对其后的开封府府治产生了良好的深刻的影响。
司马光曾简要记载包拯任职开封府期间的情况，包拯“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司马光《涑水纪闻》）“关节”指拉关系、开后门，“关节不到”，意思是说包拯执法、行政处处以法律为准则，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绝不讲任何私人关系，后门或情面；“阎罗”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是掌管地狱之神，以铁面无私、不徇私情著称。开封百姓称赞包拯是一个“关节不到”的“阎罗包老”，说明包拯公正执法的崇高思想和维护公义的铮铮铁骨已经得到人民群众的完全肯定。
《乞不用赃吏疏》
庆历年间包拯首次担任言官时，曾向仁宗皇帝上一疏，名《乞不用赃吏疏》，全疏原文很短，约二百字左右，现抄录如下：
臣问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鏝发，无日无之。
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忌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其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人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复以官爵。其责贪残、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
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受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包拯《孝肃包公奏议集》）
包拯在疏中批评仁宗朝的反贪政策。仁宗朝的官吏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从朝廷到地方，被揭露（“鏝发”即揭露之意）出来的贪污犯赃事件日有所闻。皇帝对被揭发的贪赃案总是责成有关方面认真查处，但是，这种查处实际上只是表面上的。由于官官相护、狼狈为奸，犯赃者最后往往能逍遥法外（“横贷以全其生”），仁宗自己一向采取“优容”士大夫的政策，对已被查出且依法判刑的官员往往又表示恩恕（“推恩以除其衅”），让他们官复原职，甚至委以重任。国家严惩贪污的法律条文虽然彰彰俱在，但都成了一纸空文，贪黩之徒寡廉鲜耻，肆无忌惮。洁身自律的廉洁官风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和激扬。
接着，包拯援引“先朝令典”，建议仁宗加强惩贪力度。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两汉朝的惩贪措施，两汉惩治贪赃十分严格，凡有犯贪者，朝廷禁锢案犯家属，使之今后没有做官的资格，官吏们考虑到亲属和子孙的利益，不能不心有顾忌；第二个例子是本朝太宗皇帝的做法，太宗曾依律将一批犯贪者罚入少府监充当杂役，当朝廷按常规举行全国大赦时，太宗特别提出，对于犯赃者来说，赦免令的使用应当有所限制，可以取消对犯赃者的惩罚，但应赶出朝廷，永不录用。
最后，包拯根据历史和现实，向太宗提出切实可行的反贪政策，一方面，皇帝应当遵行“先朝令典”，对贪赃情节较重者严惩不贷，宣布今后永不录用；另一方面，对于贪赃情节较轻者在依律惩治后，可以适当安排他们任“副使”、“上佐”之类不重要的职务，给予他们自新改造的机会。包拯认为，朝廷只有实行严惩贪赃的政策，做到“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才能弘扬正气、打击贪风，整肃吏治，使“赃污鏝发，无日无之”的腐败官风真正得到遏制。
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提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认为廉洁这一美德是民众的表率，贪赃则是民众的敌人，包拯这种崇尚廉洁、反对贪赃的言论不仅是他向仁宗皇帝提出的政策建言，也是他自己的生活和行为的真实写照。比包拯稍后的曾巩曾记载，包拯“仕至通显，奉己俭约，如布衣时”（曾巩《隆平集》卷一一《包拯传》），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王朝名臣言行录》中评述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官时”（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八《枢密包孝肃公》），《宋史》也称，包拯“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宋史·包拯传》），这些记载均证明，包拯不仅是一个敢于直言的谏臣，执法严正的青天，更是一个严于律己、廉洁自守的清官。
包拯早年的外职中有一任是端州知州，端州盛产砚石，所产端砚在唐代即负盛名，是文人学士极其珍爱的“文房四宝”之一，宋代，端砚成为朝廷贡品，端州每年向朝廷交纳一定数额的端砚。历任知州往往朝贡名义多加摊派，向制砚工匠勒索远远超过法定数额的端砚，以为自己交结权贵之用。包拯到任后，马上割除此项弊政，他只向工匠征收正好应付朝贡数额的端砚。端州任期结束后，当地百姓感念他的功德，巧匠艺人特地赶制一方好砚，要赠送包拯作为留念，包拯婉言谢绝了百姓们的好意，“不持一砚归”（《宋史·包拯传》）。
包拯一生育有二子，长子包隖早死，晚年生一子名叫包謌。当包拯病危时，包謌刚满五岁，包拯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他不仅对官场上的贪赃现象深恶痛绝，自己廉洁自律，生活俭仆，还要求后世子孙“从吾志”，恪守包氏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