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天安门事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加紧反共，暗中勾结的产物，参与制造事件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李安东，意大利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住在北平，专为日本侵华当局收集情报；另一个叫山口隆一，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来到北平，曾任日伪华北航业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搜集华北沿海船舶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抗战结束后，李安东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因为有了’改换门庭，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表示，美方出面斡旋，让李安东出狱，接受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1校武官包尔德的领导，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山口隆一则被军统局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罗，后来也为包尔德所用，成了服务于美蒋的双重间谍。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安东、山口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山口隆一还分别向美国与台湾传递情报。与美国的联络方式是将情报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转送东京美军总部；与台湾的联络方式是经台北日侨自治会转保密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与保密局准备联手在北京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于是由美方授意，李安东策划，保密局配合，炮制一个叫“炮轰天安门”的方案。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国庆大典的那天，于李安东居住的甘雨胡同乙17号大院内架设一门追击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当大典的礼炮鸣放时，连续发射三颗炮弹，只要有一颗击中，天安门城楼就会变成废墟。由于甘雨胡同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灯市口南侧，只要计算得准确，命中率无需担忧。因此，方案一经上报，立即获得美国情报机关与保密局的肯定，并许以五十万美金的重奖。毛人凤为了确保此举成功，还决定动用一个潜伏在公安部的特工，届时制造干扰，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如果获得成功，再设法策应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大陆撤退，或是到台湾，或是去香港。
计划拟订，一切都在积极的准备之中，9月中旬，山口隆一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被我公安部门截获，发现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图中画有两个箭头，一个指向城楼中央的小人，旁边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第二个箭头指向天安门楼顶，附记：“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再看看信的内容，也有类似的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过去，是为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的一小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压至毛泽东立着的台子附近……”
早在北平解放之前，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已注意到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关驻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便对与该机关经常联系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李安东、山口隆一等。解放后，公安部门发现这些间谍大多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暗中对他们实施了监控，山口隆一的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截获的。1950年9月27日，中央北京市委书记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确凿证据下令破案，当天，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捕，在他们的住宅里搜出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1门，炮弹若干，以及手枪、剧毒药物、情报底稿等。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为题，发布了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于是毛人凤第一个配合“韩战”、迎接战略转变的“杰作”未立先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上开始变困守为出击，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于是保密局的潜伏武装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毛人凤冠之以美名曰“大陆总体游击战”。何谓“总体”？说白了也就是大面积、全方位，强调一个广度，突出一个力度。然而，实行起来，唱的不如想的，做的不如唱的，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显示力量”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到了1950年底，毛人凤手里剩的“王牌”（指潜伏武装）只剩三张了。
第一张是周迅予部。1949年12月，毛人凤在成都组建过六个反共救国军纵队。第一纵队胎死腹中，司令何龙庆在成都失守前，脚底抹油，率先逃跑了；第三纵队散沙一盘，司令罗国熙突然去向不明；其他如曾晴初、杨超群、刘崇朴等几个“司令”相继挑出白旗，向人民政府自首，队伍跟着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周迅予，赶在解放军进成都前，拉着队伍窜进灌县青城山区，后来又与原七十二军傅秉勋残部、原十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本初等会合，勾结当地实权人物、土司头人等，逐渐在川西北的清化、茂县、懋功一带形成气候，大本营设在地势险要的懋功。由于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政权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土匪活动。因此，这班反革命武装也就特别猖狂。他们封锁交通，办理捐税，自立法规，恢复国民党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扩充编制，把“纵队”的番号升格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开始以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义发号施令。王被捕后，再由台湾方面委以“甘肃川边游击根据地第一〇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西南游击一〇一路总指挥部”，周迅予任中将总指挥，何本初为中将副总指挥，称霸一方。
这股反革命武装从一开始起就直接听令于毛人凤。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50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在成都办了一个政训班，集中大批自首登记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学习，原军统分子、成都警察局外南分局长范白驹也在其中。范和周迅予有金兰之交，当年参加军统，周是介绍人。一个多月来，范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再加上周迅予的老婆央求范替自己找回丈夫、儿子（周迅予离开成都时，带走了儿子），争取宽大处理。范便只身进山，找到周迅予后，说明来意。周非但不听，还向台湾汇报，称：“范白驹前来诱降，已被软禁。”毛人凤立即回电，严令周“迅速制裁并复”。就这样，范白驹被自己的结拜兄弟杀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勾勒“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蓝图，周迅予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加紧了反共破坏活动。1950年8月，解放军川西军分区兵分三路，进攻懋功，周迅予未作任何像样的抵抗，率万余众逃之夭夭。不久，解放军的主力撤走，留下了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驻守懋功。周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超过我军将近一百倍的兵力围攻县城，经过三天的激战，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懋功失守。当天晚上，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内容是由保密局提供的，声称这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时为1950年9月20日。
面对反革命武装的猖獗。中共川西军区与西康军区联手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再度进军懋功，五五五团由西康宝兴具翻过夹金山直扑匪窠，五三二团经美诺沟长驱而入，于1951年1月底，重新夺回懋功。这一次，周迅予故伎重演，又是未作抵抗撤出县城。在达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设下埋伏，把后到的五五五团包围起来。激战四天。第五天，五三二团闻讯赶到，也陷入包围中，才知道原先对敌人兵力的估计偏于保守了，最后，五三二团被迫作出放弃懋功的决定，集中全力救出五五五团。1951年2月6日，周迅予再次占据懋功，台湾电台、“美国之音”聒噪不已，只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改成了蒋介石“反共救国”战略的“辉煌成果”。
毛人凤的第二张“王牌”是流窜于西北夏河一带的所谓“甘青反共救国军”，匪首马良、马元祥纠集青海“马家军”的残部，凭借熟悉地形，擅长骑术的特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毛人凤为突出“大陆总体游击战”的效果，特意通过空投特工、电台对其加强控制与指挥，计划将马匪的地盘，搞成所谓的“甘青边游击根据地”，然后再跟周迅予部连成声气，构建西南、西北互相呼应的大格局。
第三张“王牌”是逃往缅北的残军。1950年1月，李弥的第八军主力在云南元江被解放军歼灭，该军所属第二三七师第七〇九团团长李国辉率千余官兵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再从三岛渡过楠垒河，穿越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于1950年4月中旬抵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捧，与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所率残部相遇，在此开荒种地，建屋修房，收税经商，落脚谋生。
小勐捧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日后这里便成为以种烟贩毒而闻名的“金三角”。当时，残军的不法行为，曾引起缅甸政府的愤慨，组织国防军进剿，残军以游击战的方式与缅军周旋，两次反击得手，将小勐捧夺回。缅方无奈之下，同意举行谈判，使残军获得了“合法”的基地。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的发展，引起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重视，决定给予援助，促使其向大陆窜扰。1950年8月，从云南逃到台湾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受命飞赴缅北，纠合这部分残军，正式打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的旗号，李弥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或许是考虑到毛人凤与李弥的“系”，以友防止美国人操纵这支队伍的可能性，老蒋决定把这股匪徒的“政治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线头都交给毛人凤。为此，毛人凤捧出夹袋里的亲信吕维英，推荐给李弥，一块儿从台北飞往缅北，在那里建立“滇缅边区情报总站”。1951年5月李弥率部八千余人，第一次大规模人窜云南，刚开始时，锋头颇健，兵分东西两路，东路攻克孟连，西路连占沅县、岩帅、党坝、镇康，但不到1个月的工夫，便在解放军云南军区的有力反击下，全线溃退，逃出国境。1951年7月，李弥重整残旅，第二次入窜云南，又告失败，于是重返缅北，再度经营起“金三角”来。
与“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套，保密局对内地的渗透也投入了更大的力量，贯彻的要求，同样是大面积、全方位。交通发达的地方，派遣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利用美国飞机的帮助，直接进行空投。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空投不下几十次，计二百余人，每一批都携带电台、枪支、弹药和其他用品。空投的人员，大多是毛人凤赋予重任的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专门用来加强台湾方面对“敌后武装”的领导和控制作用。当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这一类空投基本上都能奏效，因此，号称有几十万游击队的反动武装，通过这类渗透，抓到了毛人凤手里。另外，对一些中心城市的渗透，突出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情报搜集以及破坏暗杀活动的支持上，其中尤以北京为甚。
1950年10月，保密局的高级行动专家、号称“赛狸猫”的段云鹏从香港来到内地，通过先前组织的情报网络，得到了五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这是段第三次来大陆从事情报搜集和破坏暗杀活动。为了说清这一类渗透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段第一、二次来内地的情况叙述一下——
1949年1O月，段云鹏第一次来大陆，任务是：利用社会关系，迅速在北京建立新的潜伏组织的情报网络，然后再拟订计划，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为了给“赛狸猫”打气壮行，毛人凤破格提升段为上校，还带他去士林官邸见了蒋介石。
段云鹏进入大陆的路线是：先到舟山群岛（当时的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手里），以此为跳板进入上海，去张允福家串门。张是保密局特工，现已随上海站撤到台湾，家里只留下妻子。段见到张妻时，发现还住着一位王小姐，本名王忆南，妓女出身，油头粉面，搔首弄姿，格外引人注目，一打听才知是保密局特工孙某的姘头。俗话说：和尚不亲帽儿亲，凭着这段渊源，饥男渴女顿成“眷属”，王忆南便以段云鹏的“秘书”的身份与“赛狸猫”比翼双双乘车北上。
车到天津，段云鹏不敢马上进入北京（其时崔铎落网，段不敢轻举妄动），派王小姐前去探路。五天后，王忆南从北京返回，按照约定的地点——天津南马路二道沟二十九号于振江家与段碰头，进门未及汇报，先撞翻了醋坛子，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妇女伺候左右，与段的关系非同寻常。段见王“秘书”阴沉着脸，估计是女人肠子窄，犯了妒嫉病，马上把于振江、曹玉静（30岁的年轻妇女）介绍给王忆南。原来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人物，专干窝赃、销赃的勾当，仰慕“赛狸猫”的名声，附逆为“地下交通员”，并且引荐了在天津车站工作的王国庆，三人由段云鹏分派，成为华北行动组天津特别小组的核心成员，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破坏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调查政府领导人和外国驻华使节情况，准备暗杀。
根据王忆南的汇报，段云鹏了解到：北京还有不少老关系未被人民政府挖掉，立即决定去北京开展工作。段云鹏来到北京，化名李馨斋，商人身份，在朝内南小街某客栈住下，先去找徒弟——保密局的“运用员”杨某，没找着，却碰上了魏金山。魏是个生意人，从前在北平经营一爿茶庄，暗地里兼做毒品买卖，有一次蚀了本，段慷慨解囊，匀出二两黄金，助魏渡过难关，自此结为莫逆之交。半年未见，魏已中年发福，穿着一件长衫，仍是一副商人模样。
互道契阔后，段告诉魏，自己这次从台湾回来，任务是搜集情报，搞到了，毛先生有赏。魏金山老脾性难改，只要说到钱，立刻来情绪，当下表示愿为段云鹏工作。段便关照魏，要注意中共高干的汽车，发现了记下车型、车号，顺着行走路线跟踪，直到住处。同时，还要魏发展眼线，扩大组织。
过了几天，段云鹏又寻找魏金山，魏说物色了一个人，在民航局当炉工，叫李万成。段说，民航局是要紧地方，能发现不少中共头儿的线索，于是让魏约李万成见面。段对李的印象不错，当场夸口许愿，说是回台湾后，立即上报毛人凤，委任魏金山为华北行动组北平小组的组长，李万成为组员，为了便于隐蔽，还给两个起了化名，魏叫魏玉峰，李叫赵芝圃，并规定，今后由天津的曹玉静来北平和魏联系，如果有要紧的事，可以直接通过香港的联络处跟自己通信，封皮上写李馨斋收即可。
除此而外，段云鹏在北京还联络了赵友三；在通县找到了开和平小店的刘珍，同时把刘的伙计张文起发展为“行动员”，把刘的老婆发展成为“地下交通员”，凑合成一个“通县小组”。
12月里，段云鹏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建立组织的情况，毛人凤基本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