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后，学校发下来一张《学生登记表》。填表格没什么难的，“家庭出身”一栏，却让我触目惊心。我实在不愿意填“地主”二字。问题是，能允许我不愿意吗？踌躇半天，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填上那两个刺目的字。
别的同学填表都遮遮掩掩的，我不习惯这样做。
同桌郭尧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邻座的张守瑛瞥见了，讶然失声：“你怎么填这个？”
我红了脸，木木然不知应对。
同学们围拢过来，看稀奇般传阅着，只是谁也没有嘲笑鄙夷。
陈诗农看看表格看看我，关切地问：“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银行里。”我老实回答。
“那，你妈呢？”张守瑛问。
“我妈是老师。”
“那怎么会是这个？应该是、应该是——”
同学们马上七嘴八舌，“工人”、“职员”、“城市贫民”等等，不一而足。我傻傻地瞅瞅这个望望那个，无所适从。大家最后一致认同陈诗农的说法，应该填干部。
我终于让大家说动了，把原先的涂掉，在旁边写上“干部”。写完了，又十分不安。我想到了阿昌的事，隐瞒家庭成分不同冒充少先队员，万一被揭出来，会出大事。
我喃喃自语：“不行，我还是……”狠狠心，我又把“干部”二字涂掉。
同学们见状，一个个摇摇头，渐次散去。看得出，为我这事，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沉重。
“家庭出身”一栏已涂得不成样子，我只好从簿子上裁下一小块纸，粘贴在上面。可左看右看，总觉得不对劲。懊恼！
想来想去，还是找张老师，讷讷地说了一遍，等待发落。
张老师皱着眉头说：“这样吧，让你爸问一下单位领导。”
“可我爸在诸暨呢。”
张老师笑了，很和气的样子：“打电话。”
那时候，打电话是很奢侈的事，一般都要去邮电局。
张老师看出了我的犹豫，拍拍我肩膀说：“走，跟我去看看。”
张老师带我找到了赵校长。他们嘀咕了几句后，赵校长向我一挥手：“走吧。”
整个学校就两个电话，一个在总务处，一个在校长室。
赵校长领我到了校长室，问明我爸的单位，拿起电话就叫号。
电话通了。
我手握话筒，心别别跳。终于听到了爸爸的声音。
我把情况说明了。爸爸在那边沉吟了一会儿，最后说，等他问问看，有结果了，再打电话过来。
我撂下了电话，不知道说什么好。
赵校长说：“没事没事，到时候我叫你。”
下午，正在上课，赵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朝我招了招手。
爸爸说他已跟赵校长说过——填“待定”。我没有多说话。
赵校长和颜悦色地说：“你先上课，等下我跟你慢慢说。”
后来，赵校长告诉我，爸爸请示了单位里的四清工作队，工作队负责人表示，这种情况不在个别，以后肯定会有新的精神下来，从我家的情况看，按理可以填“革命干部”，只因出身问题政策性较强，暂以“待定”为妥。
赵校长取出一张空白表格：“你重新填一下吧。”
我非常激动。从此以后，我的出身不再是可恶的“地主”了。
飞快地跑回教室，把表格铺平，工整而庄重地在家庭出身栏里写上两个字：“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