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任文职的将领中，也有家境不太富有者，那就是出身教员家庭的李续宾、李续宜、潘鼎新和长期靠课徒授馆度日的罗泽南。罗泽南“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年十九，靠课徒自给”（《中兴将帅别传》，第70页。），应属于农村中的贫苦知识分子。他年过三十始补县学生，四十岁后举孝廉方正，生活虽有好转，而“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中兴将帅别传》，第70页。），遇有灾年，或竟无米为炊，还仍说不上富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亦称：“泽南与阁下贫士也，饥寒交迫，变故频加。泽南之贫较阁下为尤甚。”（罗泽南：《罗忠节公遗集》，长沙线装本，第6卷，第1页。）潘鼎新的父亲潘璞以教书为生。他中举前，其父曾向青阳司巡检求婚，本名士所不屑为者，而竟遭拒绝，遂与同乡同学刘秉章“担簦徒步入都”，至都，穷困不能入郡邸（《中兴将帅别传》，第273页。）。中举之后，巡检“反求焉”。潘璞要以重聘，“曰：‘与我二百金者，吾子与尔婚。’巡检不得已而与之。”潘鼎新便“以二百金鬻为富家赘婿”。（《异辞录》，第3、第4页。）可见，潘鼎新当时的家境，虽无饥寒之虞亦仍尚不富裕，大约与左宗棠差不多。李续宾之父李登胜（字振庭、南轩）原为岁贡生，未出求官，筑家塾以教子弟。因生计日艰，家用不给，“货其田且强半”。又以家庭开销太繁命李续宾“兄弟析■，债负亦共任之”（《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05页。）。李续宾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因家道中落，长、次、三兄皆外出经商，自己亦于二十岁那年中途退学，操持家务，间或进山打猎，从事贩运。（吴酉云：《藤花馆掌故笔记》称，李续宾为人至孝，“家贫亲老，贩煤以供甘旨，自食粗粝”。《小说月报》第8卷，第11号。）他与王錱的胞兄王勋为挚友，二人志同道合，对讲学里中的罗泽南心仪已久，曾“相约执贽其门，而皆以家事纠缠未克竟学”（《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04页。）。其后家境逐渐富裕，不仅将早年卖出的四十亩田重新购回，还于咸丰元年出资“捐纳从九品衔”。这时，李续宾在家经营土地，年“得谷百六十余石”，“诸兄懋迁益丰，丁口蕃庶”。咸丰二年他在乡里办团练，“招募二百人”，“官中又不名一钱，皆公（指李续宾）取于私家以食之。”（《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08、109、110页。）其经济地位大约已上升到中小地主的水平。
将领与幕僚中出身名门贵族者亦为数甚少，只有钱鼎铭、栗燿、帅远燡数人。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曾先后担任湖南、江西、湖北巡抚，故于咸丰十一年被麇集上海的苏南官绅选中，派赴安庆向湘军乞援。钱鼎铭先效申包胥秦廷之哭，继带洋轮迎接湘淮军赴沪，后又为李鸿章参谋军事，为湘淮军主办粮运，遂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栗燿为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之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以父恤荫，特赐进士。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赴任时汉阳已被太平军占领，遂受委综理营务，以廉干为巡抚胡林翼所赏识。复受命管理厘税、粮台，积官至道员。咸丰八年署荆宜施道，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十一年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病卒。帅远燡的祖父帅承瀛，自嘉庆十五年起曾先后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礼、工、吏、刑部侍郎，浙江巡抚，道光四年丁忧免职。帅远燡道光二十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系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同年，极受曾国藩的赞许，称“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曾文正公书札》，第3卷，第39页。）咸丰七年在江西投军，自募千人独成一军，依湘军老将周凤山对太平军作战。不料，初经战阵即遇翼王石达开来攻，周凤山部率先逃溃，帅远燡随之败死。帅远燡自视甚高，贵族习气甚重，求功甚切，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京服官时，即忿于清军屡败，“上封事历诋军机、封疆大臣，大臣切齿，非立奇功不足自表异。”（《中兴将帅别传》，第295页。）而初到江西时，又与湘军军营风气格格不入。“时湘军朴鲁，凡京朝官从军者，皆帕首腰刀，习劳苦，无敢鲜衣美食。”而帅远燡“雍容文儒，舆服都丽”，放不下贵族架子，完全不适于带兵打仗。当时有人劝他“宜居幕府”，帅远燡“奋欲自将”（《中兴将帅别传》，第295，296页。），又依屡将屡溃的周凤山为靠山，皆由其年轻气盛、不懂世事所致。在湘军史上，像帅远燡这样的例子是极少见的。原因不外二端。一则就一般而论，家境富有的子弟多不愿从军犯险。咸丰五年曾国荃曾推荐一个名唤曾和六的人入营，曾国藩复函称：“其人有才，但兵凶战危，渠身家丰厚，未必愿冒险从戎。若慷慨投笔则可，余以札调则不宜也。”（《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其后不见下文，大概尚未下定投笔从戎的最后决心。一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本来是投奔曾国藩的，而曾国藩恰好丁忧在籍，不在军营，否则，这件事或许不会发生。
就个人学历或文化程度而言，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则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幕僚高于统兵将领，一是任文职者高于任武职者。清朝有关任命制度规定，以军功保奏文职官员者，必须有一定文化程度，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历，否则，不能保奏文职，只能就任武职。当时的学历，也称“出身”或“功名”，主要有两类，一是各种官学的生员，如国学的贡生、监生，府、州、县学的廪、增、附生等；一是通过国家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如举人、进士、庶吉士。贡生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六种，监生分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四种。地方官学的府、州、县学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全部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人学考试分为院试与府、州、县试两级。府、州、县试由府、州、县官主持，取中者称文童，或儒童、童生。它是科举时代最低一级学历，有了它即可担任文官。这个集团官至督抚大员者，如刘蓉、刘岳昭、李续宜、蒋益澧，都是文童出身。而战功远在其上的鲍超，因没有这个资格，官职最高只能升到提督，一再要求转任文职而不可得。院试由学院大人，即各省学政主持，轮回在各府举行，取中者为秀才，只有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庶吉士通过朝考选取，由皇帝亲自主持，俗称点翰林。
清代科举除开文科外，还开武科，其情形与文科略相仿佛，有县试、院试、乡试、殿试名目，取中者分别称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所以，在武职人员中，还有一部分出身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者。自咸丰末年以来，洋务运动兴起，各地纷纷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筹办新式海军，开办技术、外语学校和武备学堂。从此，在这些学校毕业也成为一种学历。
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共有四百七十五人，其中武职及当任武职者二百六十四人，文职及当任文职者二百一十一人。除汉军正白旗李云麟（以四品京堂改任武职，系秀才出身）和另一军校毕业生外，武职人员多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即使其中有读书数载、粗通文墨者，也没有获得犹如文童那样的学历。不过，有些人参加过武科考试，获得一定资历，也算是一种功名。据不完全统计，在二百六十四名武职人员中，获得武童以上功名者计有二十七人，其中武进士三人，武举六人，武生四人，武童一十三人。另有秀才一名，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一名，共计二十九名。占武职人员总人数的11%。不过，除李云麟外，这些人员文化程度并不高，同其他武职人员没有多大差别。只有其中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文化程度较高，受过近代教育，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多半还会外语，同文职人员较为接近，而与靠弓、马、刀、石争得功名者大不相同。
在二百一十一名文职人员中，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属武职改授文职者。杨载福由福建水路提督升授陕甘总督，刘铭传由前任直隶提督改授福建巡抚，田兴恕以贵州提督署贵州巡抚。此三人虽就任文职，但既无学历，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文职人员具有文童以上学历者实际上只有二百零八人。在这二百零八名文职人员中，已确切查明其学历者计有一百四十二名，其中翰林二十四名，进士二十四名，举人三十三名，秀才二十三名，文童八名，贡生一十七名，监生一十一名，孝廉方正一名，留美学生一名。此外，确知其具有一定学历、但不知其具体名称者三十六人。其中标明为“士人”者二十五名，标明为“生员”者一十一名。在这三十六人中，除一人官职不明外，其余则或实任，或署理，或实缺，或候补，或实官，或虚衔，自总督至从九，官职高低不等，但皆有官品或名称。其中（含实缺、候补、即用、记名等名目）总督一名，巡抚一名，布政使四名，按察使四名，道员一十五名，知府二名，知州、直隶州知州、运同五名，训导一名，从九品官员二名。另外，还有未注明学历者三十三名，连士人、生员的字样也没有，但确实具有一定官职和文化程度。其中查明其所任官职（含实缺、候补、署理等名目）者二十六名，自四品以下中、下级官员一十一名，自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一十五名，计署理总督一名，巡抚二名，布政使七名，按察使四名，盐运使一名。其余未任官职或职衔不明者十名，则包括著名科学家二名，著名学者一名，著名古文学家一名，办理函、奏的幕僚一名，担任贴身秘书的幕僚一名，主办粮台的幕僚四名。最后还有十名如商人胡嘉垣等，既无法归入武职，只好算作文职的人员，因资料缺乏无从查明或推测其文化程度，也只好作罢。
即使不讲什么学问与科学知识，仅就学历而言，幕僚也普遍高于统兵将领。在这个集团的四百七十五名主要成员中，幕僚人员计有一百五十六名，占总人数的32.8%。非幕僚人员计有三百一十九名，占总人数的67.2%。在确知其学历的一百四十二人中，幕僚人员为一百零三人，占72.5%，非幕僚人员为三十九人，占27.5%。在确知其学历的一百零三名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一十七名，进士一十八名，举人二十九名，秀才一十五名，文童四名，贡生一十三名，监生六名，留美学生一名。在三十九名非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七名，进士六名，举人四名，秀才九名，文童四名，贡生四名，监生四名，孝廉方正一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级别较低的三种学历，如监生、秀才、文童的总人数四十一人中，幕僚人员为二十四人，非幕僚人员为一十七人，双方的人数相差不远，其比例大约接近于四比三。而在较高级别的四种学历，如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的总人数九十七人中，幕僚人员为七十六人，非幕僚人员为二十一人，双方人数的差别极为悬殊。这就是说，两者相较，非幕僚人员具有学历者不仅所占比例小，而且所处级别低。
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籍贯，就其地域分布而言，则南方多于北方，江、淮流域多于黄河淮流；就其行政区划而言，则两湖、三江多于其他省份，其中尤以湖南、安徽最为突出。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有籍可稽者，计有四百四十五人，占总人数的93.7%。其中，湖南二百五十七人，安徽八十四人，江苏二十四人，江西一十五人，四川一十三人，广东九人，浙江、湖北各八人，贵州七人，直隶、河南各五人，广西四人，福建、云南各三人，陕西二人，山东、山西、甘肃及顺天府各一人，满洲镶黄旗、蒙古正白旗、汉军正白旗各一人。值得注意的是，籍隶两湖、三江五省者即有三百八十八人，占总人数的81.7%。其中湖南占54.1%，安徽占17.7%，两省合占71.8%，其余各省（包括顺天府与旗人）所占比例只有28.2%。就湖南、安徽而言，湘乡县七十九人，人数与安徽全省差不太多，合肥县四十人，占安徽总人数的将近一半。其次如宁乡二十二人、湘潭一十七人、新宁一十五人、长沙一十四人、湘阴一十人，也超过湘、皖、苏、赣、川以外的所有省份。究其原因，则不外湘、淮军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创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也都是湖南人，他们在自己的本省、本县募勇最多，保奏升迁者最多，所出的统兵将领也就最多。虽然招聘幕僚的人数也会多于外省、外县，但究竟不会这样悬殊。因为这个集团毕竟靠军队和战争起家，统兵将领占了主要成员的大多数，仅在大帅手下充任幕僚或属员、从未带兵打仗的人不多，能够处于重要地位、保奏三品以上实缺官职或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取得成就者人数更少。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中，没有带兵经历而又有籍可考者只有一百人，计湖南一十九人，江苏一十九人，安徽一十五人，江西九人，浙江七人，广东六人，贵州五人，四川、河南各四人，湖北三人，陕西、福建各二人，山东、山西、直隶、广西及顺天府各一人。如果拿这个统计数字同前面的统计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全在统兵将领身上。正是由于统兵将领所隶省份的相对集中，造成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省份之间，人数上的悬殊差别。
§§§第二节 思想与政治基础
这个集团的首脑与核心成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儒生，其学历自文童至翰林不等。他们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将儒学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它为“义理经世之学”（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道光十一年条。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页。），而把这派人物称为理学经世派。而这一学科与学派的形成，则既有其特定的社会、地理环境，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