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胡林翼同理学之间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吗？实则也不尽然。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只是胡林翼“负才不羁”（《清史稿》，第39册，第11927页。），不肯接受理学教条的约束，故从言行上看不出理学的影响，别人也不把他归入理学家之列，唯曾国藩赞其“进德之猛”，出人意表。曾国藩在给李续宾的信中说：“润公聪明，本可移入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笔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曾文正公书札》，第6卷，第24页。）有人认为，胡林翼治学甚勤，军中课读不辍，亦极为注意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惟“其学问则掩于勋烈，世庸有不尽知者。”称其“在军治经史有常课，仿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以己听之。日讲《通鉴》二十页，四子书十页，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讲肆不少休，每问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颇不悖于斯义否？”其所著《读史兵略》四十六卷、《论语衍义》十卷，“皆自抒其所心得，而非捃扯以成书者。宜曾文正疏陈劳勚，尤服其进德之猛与！”（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民国四年版，第7卷，第131页。）胡林翼本人有时也效仿理学家的样子，强调“诚”之可贵，谓“唯诚之至，可救欺诈之穷。”（蔡锷：《曾胡治兵语录》，民国二十六年铅印线装本，第14页。）而欧阳兆熊则认为，胡林翼这样做不过是赶时髦，对其事业的成功了无作用。他在《英雄必无理学气》一文中列举江忠源的例子之后说：“他如胡文忠公，以纨绔少年一变而为头巾气，亦不能舍此时趋，究竟文忠之所以集事者，权术而非理学也。”（《水窗春呓》，第14页。）这与赵烈文称其行权为“英雄举动”（《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三日。），曾国藩谓其“于朋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曾文正公书札》，第6卷，第24页。），意思是大致相同的。就是说，胡林翼将儒家的“修齐治平”拦腰裁为两段，以理学、权术分任之：修身、齐家奉理学为本，治国、平天下靠权术收功，故亦不失为义理经世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理学经世派人物与理学的关系，除上述习染程度的差别外，其门户之见的深浅亦有所不同。有的门户之见甚深，有的门户之见不大，有的则全无门户之见。就其著名人物而论，左宗棠应归第一类人，而曾国藩则属于最后面一种人。
曾国藩学宗宋儒，兼治汉学，尊周敦颐、张载为理学正宗、孔孟传人，认为程、朱、许、郑各有偏颇，不过是儒学的支流旁系。他早在青年时期，就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治学志向说：“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曰博也。”“许、郑亦且深博，而训话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见道“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而自己则“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而“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能雷同而苟随。”（《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4页、第5页。）其好友刘蓉亦治理学，但不仅对王阳明心学攻之甚力，且于“崇道贬文之说”持之甚坚。他对曾国藩醉心古文一事，多有批评，认为“文也者载道之器”，“犹花草之美、锦绣之文，犹末也”。而欲探“治乱之本源”、以求“济治之方”，则应按照理学家“即物穷理”的办法向社会寻求，“静其心以察天下之变，精其心以穷天下之理，息其心以验消长之机”，而“非特记诵词章”（刘蓉：《养晦堂文集》，思贤讲舍光绪三年刊，第3卷，第17、18页。）所能济事。实际上是批评曾国藩舍本逐末，不务正业。曾国藩不同意这种看法，上面那段引文就是在二人往返辩论时讲的。
还有一些人对汉学成见甚深，不仅从学术上贬斥该学“素少研求”，而且在政治上“痛诋汉学，谓其致粤寇之乱。”曾国藩有个名叫孙鼎臣的好友，“尝作《畚塘刍论》”（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册，第3824页。）一书，函请曾国藩为其作序。“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乱源，深咎近世汉学家言用私意，分别门户，其语绝痛。”（《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33页。）其后左宗棠作《重刊＜吾学录＞序》，持论较孙鼎臣更加偏激，不仅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甚至将西方列强的入侵亦归罪于汉学。他说：“出于礼即入于刑，其翼教持世者不可忽也。礼坏慝作，讼狱繁而干戈起矣。盗起岭峤，祸延下国，中原糜沸，夷戎凭之。三朝忧于上，公卿将吏瘁于下，阅廿余诒乃有止戈之望。推原祸始，厥有由来。”（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文集》，萃文堂光绪16年刊，第1卷，第20页。）显然，该文作于光绪年间收复新疆之时，实际上是将咸、同年间的内忧外患归因为“礼坏”，而又将“礼坏”归咎于乾嘉考据之学。其见解之荒谬、偏狭是不言而喻的。曾国藩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34页。）而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则是清朝政治的腐败。咸丰元年他在给朋友一封信中说：“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也。”（《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30页。）同左宗棠相比，曾国藩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有较为符合实际的认识，当然不是由于他更接近基层，了解下情，而是在学术上没有门户之见，也就不会像一般学者那样，轻易为世俗偏见所惑。当时士林中怀有左、孙之见者大有人在，不仅治理学者，即如今文经学一派也“力诋乾隆诸大儒。”“谓海夷之祸，粤寇之乱，酿成于汉学。”（《清稗类钞》，第8册，第3825页。）直到民国年间，湖南仍有人持此成见，认为左、孙之说虽“为通儒所訾”，但对“破碎害道”的汉学，“殆非厚诬之言也”（《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第191页。）。此亦可见门户偏见为害之大，流毒之远。也正出于这同一原因，作为一代通儒的曾国藩，被后世治理学者屏出理学家之列，称其“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罗罗山之所讲论者。”（夏震武：《灵峰先生集》，浙江印刷公司出版，第4卷，第13页。）
与其思想上宗尚理学、尊奉三纲五常相联系，曾国藩集团最基本的政治特点就是拥护封建制度，极力维持封建秩序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尤其君主专制政体与土地剥削制度。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就产生出相互矛盾的政治态度：既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反对各式各样的反清起义。他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清政府吏治败坏，官吏、胥役贪赃枉法，敲诈勒索，严重侵害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并造成官逼民反的动荡局面，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一是当这种局势愈演愈烈、无可挽回的时候，这些平日如狼似虎的人物又一下子变得昏庸无能、摇摆不定，甚或胆小如鼠、望风逃遁。曾国藩在咸丰元年接连呈上的一折三疏，即《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和《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以及这一时期或稍前稍后所写的书信、诗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情绪（参见拙著《曾国藩传》，第32—38页。）。而其中《备陈民间疾苦疏》所列“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三大苦情和《里胥》一诗所描绘的生动画面，无疑是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发出的呼喊。而他的这种情绪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乡友人刘蓉、罗泽南等人，基本上代表了这个集团。
左宗棠对清廷的不满似乎比曾国藩更甚。他三试礼部而落第，其后绝意仕进，宁充幕僚而不肯为官，恐怕不能不与此有关。道光二十年他在给贺熙龄的信中说：“洋事日浸不佳，江东复作败局。”“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百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则正未可知耳。”又说：“山农勤瘁，终年不及一饱，释耒而叹，诅怨侯兴，而百里之君尟有省之者。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午夜独思，百忧攒集，茫茫世宇将焉厝此身矣。”万般无奈，只好“营一险僻之处，为他日保全宗族亲党计。”（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以下简称《左文襄公书牍》），萃文堂刻刷局光绪十六年版，第12卷，第20页。）咸丰二年洪秀全围攻长沙期间，“相传有人微服往诣之，说以勿弃孔孟而事天父，秀全不纳”。此事传播甚广，不少人测猜此人为左宗棠，而尤以郭昆焘言之最切：“此必左宗棠也。幸不合，合则不可收拾。”“宗棠以意诚有意陷己，与断绝往来。”事过多年还有人旧话重提，当面询问曾纪泽：“左帅于洪杨围省时，传曾微服由柳庄走长沙，谋谒洪杨于天心阁畔，上万言书，确否？”（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第3册，第812—813页。）而这种测猜无论确与不确，都足可说明，左宗棠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到了行将造反的程度。否则，人们为什么会测猜是他，而不是别人？郭昆焘与左为姻亲，其兄郭嵩焘与左为至友，他说得那么肯定，则因其对左了解最深，绝非有意陷害。
此外，王錱的经历也可说明这一问题。王錱初为县学生员，在本县坐馆任教。道光二十九年“夏间大旱”，湘乡饥民“啸聚数百人，于县南掠食，居民惶惧”，社会上出现即将发生大动乱的某些征兆。而当时的湘乡县令“为政贪虐”，与胥吏朋比为奸，漕折、地丁银两的征收，“浮收倍取”，“县民苦之”。他与“县人士”屡次到省城告状，“大吏不省”，乃公推王錱为代表，“赴都控告”。王錱“乃赍粮走京师，行千里，疾作，不得已罢归”（《湘军人物年谱》（一），第46、47页。），其内心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显然，王錱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全县大多数士绅。只是问题解决得很快，才未造成严重后果。朱孙诒由酃县调任湘乡知县之后，主动向他征求意见，并接受他的建议，将“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的旧例，“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券”，遂使“百年积弊”尽消，官绅双方和解。否则，湘乡县难以成为湘军的发源地。不过，这只是一县的情况，而就全国而言，这个集团同清政府的矛盾可没有这样容易解决。
曾国藩集团同各式反清起义的矛盾和斗争则完全是另一性质的，是势不两立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用胡林翼的话说，这些起义“非叛国叛藩可比”，“非我杀贼，即贼杀我”（《胡文忠公遗集》，第74卷，第1页。），绝无退避之地。按曾国藩的说法，对于这些反叛之人，“虽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他们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亦并非尽出于“忠君”的理念，主要还是由自身利害及本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他们所以联络同志，筹兵筹饷，起而同起义军拼命，少半为清廷，多半为身家。清廷是封建制度的象征，地主阶级的代表，当然要保卫它。这正是曾国藩集团与苗霈霖的不同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保卫桑梓，保卫身家。像曾国藩、左宗棠这样一批不习武事的文人，所以会干冒种种风险，起而舞枪弄棒，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无能，绿营兵腐败，不能克尽职守，迫使他们不得不越俎代庖，易装自救，从而创造出这一历史奇迹（参见拙文《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多年来一直为文人所乐道。所以，这个集团的不少人，或者本人，或者至亲好友，早在这个集团形成之先，或加入这个集团之前，就已经投入这场战争，参加镇压起义军的活动，其后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这场斗争在规格上的升级和规模上的发展。
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个个都有组织团练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经历，而动手最早者应数江忠源。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中举，二十四年大挑得教职，分发湖南补用。他的家乡新宁县地接广西，汉瑶杂处，官贪民穷，关系比较紧张。瑶民雷再浩等不堪忍受官府的压榨，组织青莲教，广结会众，酝酿起义。江忠源“察天下将乱，倡行团练，以兵法部勒乡人子弟，湖南团练自此始。”道光二十七年雷再浩发动起义，“道府议征兵”，江称“无庸”，“自率乡练捣其巢，禽再浩”（《中兴将帅别传》，第23页。），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并因功得知县，分发浙江，署秀水知县，补授丽水知县。道光二十九年雷再浩旧部李沅发再次发动起义，攻占新宁县城，亦很快被镇压下去。他虽远在浙江未与此事，但在他的影响下，其母弟江忠济和同县好友刘长佑、刘坤一都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江忠济“倡募乡勇，有复城功”（《中兴将帅别传》，第34页。），刘长佑与刘坤一则徒步赴宝庆府衙门“告变”于先，“请开地道”以攻陷城池于后，及起义军撤走，又“率乡勇追之，一日驰百里，”杀伤“百余人”（《湘军人物年谱》（一），第320页。）。道光三十年刘长佑赴京应试，所部乡勇交堂弟刘长伟管带。李沅发逃至广西兴安，无法立足，返回湖南后被刘长伟擒获，起义宣告失败。彭玉麟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其时他正在衡阳“协标充书识”（《中兴将帅别传》，第86页。），亦奉命随军追杀起义军残部，同刘长佑“一见如故交然”（《湘军人物年谱》（一），第3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