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集团总的来看是一个整体，细而察之则又分为几个派系，其中包括统兵将领与幕僚、属吏等。大致说来有曾、胡、左、李、江五个系统，兹分别叙述如下。
曾国藩系统人数最多，地位较高，尤其幕僚人员，为他人所望尘莫及。就最初而言，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都曾是他的部属和幕僚，江忠源也不过门生之类，谁都没有同他并肩而立的资格。有人对《湘军志》中列有《曾军篇》、《曾军后篇》的章目表示反感，亦并非毫无道理。只是出于种种原因，造成他们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使之自立门户，相对独立，从中分离出一个个新的派系。所以，这里讲的曾国藩系统，主要指分派后的情形。不过，由于他们关系过于密切，成员又间有流动或一仆二主之事，故区分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
曾国藩系统的带兵将领主要有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鲍超、曾国荃、张运兰及其部属将领。其中，罗泽南、杨载福自咸丰五年去了湖北，一直由湖北供饷，鲍超咸丰十年由胡系调归曾系，张运兰初由湖南巡抚调派、一直由湖南供饷，其余塔、彭、荃则与他人了无瓜葛。塔齐布虽出身上三旗，由火器营三等侍卫改绿营即用都司，但升迁并不太快。其后两年之内，由候补游击、署抚标营中军参将超擢湖南提督，则主要出于曾国藩的识拔举荐，故对之感恩图报。即在曾国藩以前礼部侍郎带兵复受降级处分之后，身为一品大员的塔齐布，仍自甘部属之列，直至咸丰五年七月病死于九江城外，一直忠贞不二。曾国藩初练湘军，备受湖南地方官排挤，后借塔齐布之力，始立稳脚跟，故对塔齐布既欣赏又感激。同治八年回到京师，他还曾专门拜访塔齐布的老母。其部下主要有周凤山、普承尧、朱洪章等。朱洪章初为黔勇，随胡林翼至湖北，后改隶塔齐布，塔齐布死后复于咸丰六年改隶曾国荃。初为营官，后渐升至分统。咸丰十一年攻陷安庆后，曾按照曾国荃的命令，屠戮陆续投降的太平军战士万余人。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时曾充任头队，所部伤亡惨重，不久遣散。官至永州镇总兵，著有《从戎纪略》记其一生经历。普承尧武进士出身，原为营弁，应募为宝勇，咸丰二年调赴长沙，咸丰三年归隶塔齐布，咸丰五年拨隶罗泽南，随同赴援湖北。咸丰六年又随曾国华回援江西，积功迁九江镇总兵。咸丰十年末因战败革职，后为曾国藩护理安庆粮台。同治二年复出，统临淮军攻打怀远。周凤山营弁出身，在湘军中资格甚老，大约咸丰四年曾国藩整军再出时隶于塔齐布。咸丰五年塔齐布病死，周凤山接统其军。罗泽南走后，周凤山部就成为，曾国藩在江西赖以立足的主要军事支柱。不料，周凤山纪律严明，军容整齐，就是胆子太小，骤临大敌则往往慌乱。咸丰六年二月驻防江西樟树镇，被石达开踏破营盘，全军奔溃，周凤山亦离曾而去。曾国藩在江西陷于困境，与周凤山的无能和樟树镇之败有很大关系。此后，周凤山又屡出带兵，一再败溃，最后不知所终。塔齐布虽为湘军第一悍将，为曾国藩屡立大功，但毕竟是一介武夫。其作战不习兵法，亦不善识拨与培养将才，故身后无大将，死后少声息，同罗泽南恰成对照。
罗泽南生于嘉庆十二年，较曾、胡年长四五岁。咸丰四年曾国藩东征之始，亦因年龄关系留防湘南，未随军出征。迨整军再出，曾国藩以王錱故违将令，将其留于湖南，改调罗泽南率军随行。咸丰五年八月罗泽南以江西无所作为，执意赴援湖北，并要求增拨一营以厚其兵力。曾国藩一一允准，使其部由七营三千五百人增至十营五千人。曾国藩此举虽着眼大局，但亦出于无奈。因罗泽南自恃资深年长，复有乡望，看准之事要行便行，无人可以阻止。其时，塔齐布刚刚去世，曾国藩正倚罗为干城，急于攻破湖口一关，对罗的弃己他去不能不心存哀怨。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咸丰五年余率水陆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五、六两年竟不能破，七年丁忧回籍，寸心以此为大憾事。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罗泽南大概也自觉愧对曾国藩，特别当曾国藩身孤势危之时。咸丰五年十月石达开率大军由鄂入赣，十一月攻克瑞州、临江两府，曾国藩“奏请罗泽南带兵回剿”，清廷不许，谕称“俟武汉克复酌量催调”（《曾文正公奏稿》，第7卷，第21页。）。咸丰六年二月太平军踏破湘军樟树镇大营，周凤山全军奔溃，曾国藩再次奏调罗泽南带兵回赣。清廷不置可否，将其奏折批转湖北，令胡林翼酌定（《曾国藩全集》，第2册，第641页。）。胡奏以江西未能按时向罗军供饷为辞，约期十日攻克武汉，“如旬日无成”，则“先以数千赴援”。清廷认为“所筹甚是”，但又称回赣援军“仍由罗泽南等统带前往，方能得力”（《胡文忠公遗集》，第7卷，第8、19页。）。曾国藩见武汉得手前终难调回罗泽南一军，只得致函胡林翼、罗泽南，“谓东南大局当力争上游，亟望武汉速克水陆东下，不欲其奔驰于崇、通之郊以援瑞、临也。”（《曾国藩年谱》，第76页。咸丰六年三月。）然清廷却逼得很紧，屡下诏“诘责不即克复湖北省城状”（《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156页。），使之进退两难，倍感压力。《胡林翼年谱》称：“罗公念曾公艰危，义与同生死。终虑公（指胡林翼）南岸兵单，若果撤围，前功顿弃，日夜忧愤，督战益急。连月大小数十战，每战官军辄肉薄城下，伤亡枕籍。”（《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41页。）罗泽南临终之际亦引此为憾事：“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湘军人物年谱》（一），第36页。）他不顾兵家大忌，急切强攻坚城，最后竟重伤死于武昌城下，大概与此有很大关系。罗泽南部下弟子众多，其著名者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杨昌浚、刘典等人，湘军骨干多为罗王旧部。王錱为老湘营统领，肇左湘军之基，杨昌浚、蒋益澧、刘典亦皆属左湘军，李续宾、李续宜、唐训方属胡湘军，此处略而不述。惟李续宜死后，所部之萧庆衍、毛有铭两军大约在同治元年改隶曾国藩，在曾国荃的指挥下，参加围攻天京之役。同治三年夏攻陷天京后，被曾国藩首批裁撤遣散。
杨载福出身营弁，彭玉麟出身诸生，皆咸丰三年应募入湘军，初为陆军隶于曾国葆营，后改水师充营官。长沙整军后，水师再无外省营官，统由彭、杨统带。故湘军水师将领，皆他二人的旧部，非隶于杨，即属于彭。咸丰四年十二月水师炮船困于鄱阳湖内，长龙、快蟹亦大部被毁，只好撤回湖北金口休整，从此分为外江、内湖两支。咸丰五年七月原内湖水师统领萧捷三中炮死，曾国藩急调彭玉麟接统内湖水师。当时正在湖南衡阳探亲的彭玉麟，闻命而起，“易衣为贾客”穿过太平军占领的广大地区，“草履徒步七百余里达南康”（《中兴将帅别传》，第87页。），受到曾国藩的赞赏。咸丰七年曾国藩在籍守制，奏章所称尤感愧对的两名部将，就是李元度和彭玉麟。这年九月内湖水师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从此取消内湖外江之名目，但水师仍由彭、杨分统。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彭部由曾国藩供饷，杨部由湖北供饷，统归曾国藩指挥。同治元年七月杨载福奉旨改名杨岳斌，同治三年四月离水改陆，督办赣南军务，五月迁陕甘总督，水师统由彭玉麟节制。从此水师归于一尊，彭玉麟成为唯一的权威。杨载福易地非其所宜，成为曾国藩密保人才的一大教训。而彭玉麟颇有自知之明，坚决不肯舍水改陆，为此一再辞官。咸丰十一年授安徽巡抚、同治元年授兵部右侍郎、同治四年命署漕运总督，皆辞不就，但坚持每年巡阅长江一次。光绪九年正月授兵部尚书，又辞，清廷不允。谕旨称，若再辞职，即以轻视朝廷论罪。彭玉麟不再辞职，也不赴任，仅每年巡阅长江一次，奉旨允准。光绪十四年六月病免，巡阅长江如故。彭玉麟淡于名利，“素志雅不欲入官场”，是湘军中少有的清廉将领。其一再辞官的另一原因，就是对清朝官场的腐败深恶痛绝，而又感无能为力。相传授皖抚之初，“偶至安庆，命府县限三日内，将闾巷伪示剔除净尽。届期，首府据知县之禀上谒销差。彭公驰马通衢，视之果无伪示，及入穷街避巷，则见伪示张贴者如故，且多悖逆之辞。彭公大怒，知其犹是官场敷衍旧习，召首府擢发骂之，复奋拳殴之。”（《庸庵笔记》，第2卷，第19页。）真可谓嫉恶如仇。彭玉麟巡阅长江时，遇有商民控告水师弁兵之案，总要认真查办。相传有一水师军官，因妻子拒绝为他引入家中的妓女敬酒而杀之，引起公愤。彭玉麟查明事实，将其立予正法，得到社会的好评，民间致有“彭青天”之誉。然曾国藩认为，彭玉麟德长于才，为人“光明伟俊，而本事不及杨厚庵。”（《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
由于湘军水师改为清王朝的长江水师，骨干分子基本保留下来，故在该集团主要成员中，水师将领所占比例较陆师为大。他们主要是黄翼升、李成谋、李朝斌、王明山、任星元、彭楚汉及王吉、邬桂芳、胡俊友、喻俊明、丁洒滨、孙昌凯、刘国斌、郭明鳌、成发翔等。黄翼升、李成谋曾先后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朝斌曾任江南提督，任星元官至广东水路提督，王明山、彭楚汉官至福建陆路提督，其余王吉以下亦保至提镇大员，且多数得总兵实缺。
鲍超原为营兵，咸丰三年离伍赴长沙，谋生不就，川资将尽，欲自杀以终。为黄翼升所救，应募加入湘军，初为陆师，后改水师，隶杨载福营。咸丰六年经胡林翼识拔，改陆师，募霆字六营约三千六百人（霆营每营六百人，营制有别于他营。）。咸丰十年改隶曾国藩，渐有悍勇之名，所部亦增募愈众，其中不少属太平军降卒。迨同治五年北上剿捻时，所部马、步各营已近二万人，成为当时湘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霆营纪律之坏为湘军之最，其行军作战之悍勇，亦非他营可比。据曾国藩称，闻命即行，一路爬山涉水，日夜兼程，按时抵达目的地并可立即投入战斗者，湘军各部中唯霆营可以做到。但它只听命于鲍超一人，此外无人可以约束。同治四年曾因鲍超回籍探亲而相继在湖北金口和福建上杭索饷哗变，同治七年鲍超离营后又一再哗闹。曾国藩只得忍痛割爱，将其全部遣散。鲍超贪财嗜利，积蓄甚厚，甚至连部下的截旷银，也要追回收归己用。据说，杨载福免职回籍后财用每每拮据，常去奉节向鲍超讨取。鲍超感念旧情，辄能满其所求。鲍超官至浙江提督，其部下将领宋国永、娄云庆、谭胜达、唐仁廉亦皆至实缺提、镇。娄云庆官至湖南提督，唐仁廉官至广东陆路提督，宋国永官至云南鹤丽镇总兵，谭胜达官至直隶正定镇总兵。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第三个弟弟，本应排在第四位，而在大排行中却成了老九。曾国藩初创湘军时，他未曾出而带兵。咸丰六年曾国藩坐困江西，曾氏兄弟纷纷出援，曾国华赴鄂搬兵，曾国荃则募勇三千，随刚任吉安知府的黄冕前往江西。因该军以收复吉安为目标，故曾国荃所部称吉字营。初依老将周凤山，及周风山军败溃后，黄冕即将全军数千人委曾国荃一人统带。咸丰八年曾国荃攻陷吉安后，即投奔曾国藩，从此成为其嫡系部队。数年间接连攻陷景德镇、安庆、天京等名城重镇，所部兵勇也由六七千人扩充至三万五千人，加上萧庆衍、毛有铭、韦俊等部，使曾国荃统辖的总兵力达五万人，成为湘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曾国藩规定，各军增募新勇，必须事先经他批准，否则粮台拒绝供饷。而曾国荃仰仗胞兄之势，每每擅自增募，粮台碍于曾国藩的情面，也往往破例照准，供饷不误。所以，吉字营虽军史较短，战功不著，主帅又无勇悍之名，但其发展速度却非他军可比。不料，祸福变幻，得报太促，一夜之间，这历克名城的最大功臣，竟成为清廷心目中的最大隐患。曾国藩迫于无奈，只得首先向它开刀，将其大部裁撤，主帅曾国荃亦开缺回籍养病，从此之后，再没有吉字营的名号。迨其同治五年授任鄂抚，募勇再出，所统新湘军则不堪一击，不到一年即相继败溃，曾国荃只得再次辞职回籍，从此不再带兵。事实证明，曾国荃确实不是能征贯战之将，昔日之功多借他人之力。曾国藩说他侥天之幸，贪天之功，看来并不过分。
曾国荃的部下将领主要有曾国葆、萧孚泗、李臣典、彭椿年、朱洪章、刘连捷、彭毓桔、郭松林等。曾国葆是曾国藩的第四个弟弟，也是最小的弟弟，小排行第五，称季弟或满弟。咸丰三年他继曾国藩之后，第一个出而带勇，后因作战不力，在咸丰四年长沙整军时开差回籍。咸丰九年改名曾贞干，投奔湖北巡抚胡林翼麾下，募勇千人同驻英山，咸丰十年改隶曾国荃。曾先后参与围攻安庆、天京之役，同治元年病死于天京城外的军营内。萧孚泗位至福建陆路提督，又因俘获李秀成而封赏男爵。但为人贪卑，名声太坏，攻陷天京后即被迫辞职回籍，所部裁撤。李臣典官至归德镇总兵，复因开挖地道成功得一等子爵，旋因贪淫无度受病死，所部遣散，连授爵的荣耀也未能领受。彭椿年先为曾国藩的幕僚，后转至曾国荃名下，充任幕僚和分统。刘连捷原为刘腾鸿族人和所部营官，刘腾鸿死后转隶曾国荃，从陷吉安、安庆、天京等城，获布政使记名。曾国藩大裁吉字营时，所部三千人保留下来，移防舒城、桐城，复追杀霆营叛卒和太平军至广东。战事结束回籍养病。光绪六年经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再出为其练兵。中法战争期间，曾国荃督两江，刘连捷奉命统万人驻江阴，光绪十三年病死军中。朱南桂亦为吉字营分统，裁军时所部得以保留，移驻皖南，大约在同治四年裁撤。彭毓桔本是曾国藩的表弟，咸丰九年入吉字营，大约同治二年左右充任分统。同治三年攻陷天京，得布政使记名。同治五年随鄂抚曾国荃再出，充分统，独领一军剿捻，同治六年二月在湖北薪水战死，所部溃败。郭松林初为湘军，隶曾国荃部。同治元年随李鸿章赴上海，积功授福山镇总兵，同治三年七月迁福建陆路提督。同治五年三月随鄂抚曾国荃复出，带勇剿捻，十二月在湖北臼口大败被俘，所部溃散，后被降于捻军的一旧日部卒救出，回籍养伤。同治六年李鸿章接统剿捻各军，郭松林伤愈复出，奉命统万人作战。同治八年调湖北提督，同治十一年忧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