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们还就人才问题对于军事、筹饷、吏治方面的关键作用，分别作过专门论述，留有大量言论。在军事上，曾、胡、左都认为，将领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曾国藩认为，战争之成败在人而不在器，军队之强弱在气而不在形。“凡军气之盛衰，全视主将之强弱。”（《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5页。）“大抵艰难百折不辞劳瘁者，将领之壮志也。”（《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4页。）故“军事兴衰全系乎一二人之志气。”（《曾文正公书札》，第25卷，第39页。）咸丰六年初他在一封奏折中称：“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甲寅秋冬之间，臣军所以长驱千里、势如破竹者，以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军中士卒皆以塔、罗、杨、彭为法，沿江村市亦知有塔、罗、杨、彭之称，故能旌旗生色，席卷无前。不幸塔齐布中道殂谢，而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三人者又分往湖北、临江，不克遽聚一处”，致使“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寸心焦灼，愧悚难名。（《曾文正公奏稿》，第7卷，第3页。）”总之，将自己数年间军事上兴衰成败的主因，尽归之于数名将领的得失。胡林翼也认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曾胡治兵语录》，第10页。）故“纲领之要，成败之数”不系乎“法”，而系乎“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他还举例说：“设五百人之营，无一二谋略之士、英达之才，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谋略英达之士，亦不成军。”总而言之，“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而其要以得人为主。”（《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5页。）左宗棠也认为，“天下无可恃之兵勇，而有可恃之将。”（《左文襄公书牍》，第2卷，第20页。）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将领对军队的决定性作用。
至于人才对吏治、理财的作用，他们也有类似的论述。胡林翼在论及湖北的治理时说：“治理之要，贤才为本。苟不知求贤，即劳心焦思亦属废事。”（《胡文忠公遗集》，第14卷，第5页。）又在论及整顿吏治的“利弊之原”时说：“劾贪非难，而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巧避名目，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胡文忠公遗集》，第14卷，第5页。）至于人才对筹饷的重要性，胡林翼则说：“理财之道，仍以得才为先。”“得一正士，可抵十万金。”（《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4页。）曾国藩也称：“湖北军务迭兴，兵、事饷事唯在得人。”（《曾文正公奏稿》，第11卷，第28页。）而他对吏治与人才的关系，则有更多的论述。他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曾文正公书札》，第6卷，第35页。）“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于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曾文正公书札》，第28卷，第39页。）“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曾文正公书札》，第14卷，第6页。）又说：“凡国之强，必须多得好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曾国藩认为，“大氐吏治与军务相表里”（《曾文正公书札》，第22卷，第22页。），而兵事首在选将，吏治以择吏为先。“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废。”（《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11页。）又说：“行政之要首在得人。”（《曾文正公奏稿》，第18卷，第42页。）“一省风气全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曾文正公奏稿》，第18卷，第42页。）胡林翼也有同感。他在给邢高魁的信中说：“弟意公之吏才乃可，治行第一，可开鄂之风气，可使在位以为矜式。”（《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7页。）又在给周乐的信中说：“安得此等人布之郡守，何忧天下不治！”（《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8页。）
关于衡才标准，曾胡都曾作过专门论述，总的来讲，不过德、才二字。曾国藩在一篇笔记中称：“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扁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又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还说：“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钜，自间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31页。）曾国藩曾将当时的天下大事，分为兵事、饷事、文事、吏事四类，对于承办不同职事的人员，在德才方面又提出一些不同的具体要求。
由于当时的中心工作是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一切服务于战争。所以在人才的选用上，首先选拔的就是将才，最难得的也是将才。曾国藩说：“文士游从，往往不乏，唯将才殊难其选。”（《曾文正公书札》，第8卷，第25页。）胡林翼说：“天下人最多，将才最少。”（《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3页。）左宗棠亦称：“选将之难，古今同慨。”（《左文襄公书牍》，第6卷，第40页。）至于选拔将才的具体标准，咸丰四年初创湘军时曾国藩曾提出四条：“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并进而解释说：“治民之才不外公、勤、明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钜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最后，他还强调说：“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因“带勇须智深勇沈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看其是否具有‘忠义血性’”。“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文正公书札》，第3卷，第2—3页。）不过，这是最初立下的标准，其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说法又有所变化。时而强调德，时而强调才，但最重要的还是智勇胆识四字。例如，咸丰六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日临阵胆识（恃有胆，迪、厚有胆有识），四曰营务整齐。”（《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而咸丰八年则说：“余前言弟之职，以能战为第一义，爱民第二，联络各营将士、各省官绅为第三。今此天暑困人，弟体素弱，如不能兼顾，则将联络一层稍为放松，即第二层亦可不必认真。惟能战一层，则刻不可懈。”（《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同治元年又再次强调：“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而说话宜有条理、利心不可太浓两者亦第二义也。”（《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又说，“军旅之事必有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无前之气”，若“于祸福成败多涉计较，则危急之时难期坚定。”（《曾文正公奏稿》，第16卷，第68页。）有时又强调将领的智略和道德。同年在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说：“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今欲派与洋将会剿之将，亦必择三者兼全之人。环观江楚诸军，武臣唯多将军、文臣唯左中丞堪胜斯任。李中丞、杨军门与左相近，而耐苦少逊；鲍军门与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2—3页。）同治五年在给李鸿裔的信中则说“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曾文正公书札》，第25卷，第25页。）这些变化可能与收函对象的不同有关。然从曾国藩选用将领的实践看，能战始终是第一条。他手下最得意的湘军悍将，如前期的塔齐布，后期的鲍超，其治民之才，战略战术都谈不上，鲍超更是贪财好利、军纪败坏，但却因其悍勇敢战而备受青睐。周凤山带兵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惟临阵胆气不壮，终因其一再覆军而被淘汰。胡林翼于艰难竭蹶之中得罗泽南一军，对罗敬若天神，对李续宾赞不绝口，然仍能冷静地品评诸将。在选将标准上，他虽看重一个勇字，将能战与否放在首位，但也没有忽视其他方面。并能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例如，咸丰六年他在给周乐的信中说，湖北诸将“除迪庵最深固不摇外”，余如“何绍彩之胆力，亦一时无两，然尚不能如迪庵也。张荣贵勇而少学问，丁篁村勇而廉正无条理，周芝房正而严厉、阅历太浅，李景湖才情纪律过人而临阵未能冲锋，义渠细密而胆气稍逊、部伍最整，邹叔明朴质而见识游移不果决，又有鲍超者英鸷无匹而天姿太钝。”又说：“弟所用之将，在北岸则超群绝伦。在弟视之，可战也，未尽可恃也。又如水师，勇敢有余，然须用得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败。其本领亦在能胜不能败之列。”还说：“此皆弟一二年精思而得之，无一字虚浮者也。”（《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7页。）李续宾三河覆军之后，胡林翼则又开始强调将才的谋略方面。称“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此次之败，其过仍不在兵寡也。”（《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1页。）又说：“为将亦须稍具智略，审时审机是为上策。此番长城顿失，坚贞安重之将亦且无人，何况智士哉！”（《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3页。）还说：“行军之道智略居首，勇力次之；保国之道全军为上，审时审势审机为上，得土地次之。”（《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3页。）“谚云：‘兵贵精不贵多，将在谋不在勇。’”（《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9—20页。）所以，智勇兼备，方为将才之上选。胡林翼在给李云麟的信中说：“大抵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亟即沮；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5页。）左宗棠也深知智勇兼备的重要性，并以此慨叹选将之难：“勇锐者不悉机宜，明练者多甘退懦，求其指挥若定、一往无前者，盖戛戛乎难之。”（《左文襄公书牍》，第6卷，第40页。）
至于文吏的衡才标准，曾国藩则将之概括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四条。称：“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并进而解释说：“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心叮嘱也。”（《曾文正公批牍》，第2卷，第14—15页。）又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还说：“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23页。）这样，曾国藩就将他取人之式的四条和办事之法的五到合而为一，制定出自己的选才标准，并根据以往经验与现有条件，尽量多用新取进士为州县官，主要用士人筹饷。因为在他看来，新进士官气较少，士人操守较好。对于一般文吏的取才标准，胡林翼谈得不多。咸丰八年曾在一封信中，说：“罗淡村、庄惠生均极一时之选，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9页。）又说：“许金堂颇淳朴不苟且，亦无虚浮名士之派。”（《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8页。）“少固笃实不欺，阶亦然。”（《胡林翼未刊往来书稿》，第54页。）他对这些人的赞许，都是在强调德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才。有的地方，他又非常强调德的主导作用，与曾国藩德本才用之说颇有相似。如咸丰九、十年间在给阎敬铭、严树森的复信中说：“人到靠得住便可用，无才亦可用；人到靠不住便不可用，有才尤可用。此天下古今之大局也。”（《胡林翼未刊往来书稿》，第54页。）还说：“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尝论孔孟之训，注意狂狷。狂是气，狷是节。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9页。）
关于求才之道，曾、胡都曾有过专门论述。曾国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23页。）胡林翼则称：“国之求才，如鱼之求水，鸟之求木，人之求气，口腹之求食。无水无木无气无食则一日不安，日即于亡，得水得木得气得食则生。此理至明，人自不察耳。”（《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8—19页。）曾国藩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又说：“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43页。）“在上者提倡之则有，漠视之则无。”（《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胡林翼也说：“天下无不可造之才。”（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编》（以下简称《庸庵文编》），第4卷，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