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和他的散曲《潼关怀古》
张养浩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为人正直，因上疏言事得罪权贵，辞官隐居多年。晚年以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救灾，卒于任上。张养浩的散曲语言质朴豪放，有不少作品带有批评政治的内容，显示出沉郁的风格。张养浩最知名的作品是一组《山坡羊》，其中《潼关怀古》中“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古迹叹兴亡，充满深沉的历史感慨。
被元朝比喻成唐代李白的赵孟頫
赵孟頫是宋代皇室后裔，他从小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南宋灭亡后，他退出政治舞台，在家潜心读书。后来赵孟頫在元代皇帝身边参与朝政，他做官清正，敢于直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曾因为自己是宋王朝官员而在元王朝中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他博学多才，不论是书画还是诗文都有很高的水平，著作有《尚书注》《琴原》《乐原》等作品，曾被元代皇帝比喻成唐代李白、宋代苏轼。赵孟頫擅长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等书体，最终创造出独具风格的赵体，他的书法对明代、清代影响很大。赵孟頫与邓文原、鲜于枢齐名，并称元代三大书法家。
画家兼诗人王冕
王冕是元代的画家、诗人。自幼好学，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长明灯夜读。他的诗多描写田园生活，同情人民疾苦，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代表作有《伤亭户》《江南妇》《对景吟》《吴姬曲》《墨梅》《剑歌行次韵》等。王冕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工画梅，另外，他的书法、篆刻皆自成风格。
“元代词人之冠”萨都剌
萨都剌是蒙古人，他出身将门，博学能文，兼善楷书。他的诗歌内容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宴应答之类为多。但也有些诗涉及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压迫，如《大同驿》《黄河月夜》《鬻女谣》《织女图》等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惨状。在诗歌技巧上，萨都剌继承了唐、宋诗歌的某些手法，善于截取平淡的生活片断，铸成韵味悠远的意境，而且凝炼简洁，形象生动，偶尔还采用“通感”手法，将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嗅觉形象等联通使用，如“市声到海迷红雾，花气涨天成彩云”、“乌鹊横桥秋有影，银河垂地夜无波”等。萨都剌的词作虽然不多，但颇有影响，尤以《念奴娇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两首著名，后人曾推崇萨都剌为“元代词人之冠”。
“南戏”杰作《琵琶记》
高明的《琵琶记》是对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改编。《琵琶记》以赵五娘和东汉末著名文人蔡伯喈的不同遭遇的双线并行发展，一条线是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的罗网，满心苦闷地处于一片繁华富贵的气氛中，一条线是赵五娘含辛茹苦，拼命挣扎在满目荒凉萧条的境地。《琵琶记》改变了早期南戏不讲究宫调配合的做法，根据剧情的需要，考虑曲牌的缓急、性质的粗细、声情的哀乐，以及相互间的搭配，加以妥贴的安排。《琵琶记》对句格、四声的运用，也比较严密细致。《琵琶记》作为一部有意识宣扬道德教化的剧作，在后世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据说，朱元璋认为它的可贵甚至超过四书、五经。
四大南戏
在元末明初的著名南戏剧作中，《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四大南戏”。《荆钗记》写宋代文人王十朋与妻子钱玉莲“贫相守，富相连，心不变”的婚姻故事。《白兔记》写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拜月亭》是“四大南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名剧。以金末动乱为背景，描述了蒋世隆和王瑞兰、陀满兴福和蒋瑞莲两对年轻人在乱世中流离失所，历经磨难，最终结为夫妻的离合悲欢。《杀狗记》写封建家庭中兄弟、夫妻和叔嫂之间的矛盾冲突，对酒肉朋友的卑鄙势利暴露得较为充分，道德说教气息较为浓郁。
明初四杰
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一起被后人称为“明初四杰”。高启在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后来朱元璋想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高启的诗雄健有力，富有才情，其中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质朴真切，富有生活气息。吊古或抒写怀抱之作寄托了较深的感慨，风格雄劲奔放。杨基早年诗作意象新巧，运辞精工，显示出感受细腻、敏锐的艺术才华。明代以后，杨基诗中绘景状物的唯美境界被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所取代，语言也从精巧变得简朴。
“道统”文学的代表宋濂
朱元璋时期，以宋濂等人为代表的所谓“道统”文学在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宋濂的文集中，充斥着大量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宋濂的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宋濂的代表作有《竹溪逸民传》《送东阳马生序》等。
明朝开国功臣刘基的名作
刘基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他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慷慨豪迈。他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代表作有《卖柑者言》《郁离子》等。刘基的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他的一些抒情之作，则流露出豪杰气概，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如《感怀》等。刘基常被当作明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但实际上，他跟随朱元璋以后，就很少再写出有生气的作品。
吴中四才子
明中期文学复兴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其中徐祯卿后来在北京加入李、何为首的文学群体，成为“前七子”之一。吴中这一文学群体反宋儒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古文辞”自身的价值。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不像“前七子“那样激烈而鲜明，在诗风继承上也各有所长，祝允明追慕秦汉，唐寅偏向六朝而兼有白居易的浅俗率易，文征明虽然在理论上对宋诗表示不满，却承认自己受宋诗影响很大。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不但能写诗，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以多才多艺见称。
“唐宋派”杰出代表归有光
归有光是嘉靖进士，他批评攻击的对象主要是“后七子”。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等人有很多不同之处。他主张儒家之道，对宋代理学并无太多兴趣，在散文方面酷好司马迁，同时对宋、元文也不排斥。另外，他对文学的抒情作用也比较重视。正因为如此，他的一部分散文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写得相当感人。归有光这一类散文的长处，是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语言十分简练精洁，材料讲究剪裁。但这类散文在归有光作品中所占比率很小，大量的文章还是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
爱国诗人陈子龙、夏完淳
陈子龙是明崇祯时期的进士，清兵入关后，他在南明当官，后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陈子龙的《小车行》用汉乐府民歌的风格，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明朝覆灭之后，他的诗尤其七律之作更加悲壮沉雄，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落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类代表作有《秋日杂感》。夏完淳是陈子龙的学生，清兵下江南后，他积极参与抗清斗争，事败被捕，慷慨赴死，年仅十七。夏完淳的文学观点受陈子龙影响，主张复古。其诗作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和沉痛心情，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夏完淳的代表作有《鱼服》《细林夜歌》《长歌》等。
晚明散文大家张岱
张岱是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他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明亡后入山著书，生活艰苦，然始终隐迹不出。张岱知识广博，著述浩繁。他爱好享乐，性情放达。他的现存作品，大多作于明亡以后。其中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其风格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他的著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其中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中都是忆旧之文。
汤显祖和他的“临川四梦”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是《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剧的合称。“临川四梦”的四个梦境演绎了纷繁世间事。《紫钗记》中的霍小玉与书生李益先被卢太尉设局陷害，后由于豪侠黄衫客从中帮助，终于解开猜疑、消除误会、喜结良缘的悲欢离合的幻梦。《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因梦生情，伤情而死，人鬼相恋，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痴情。《南柯记》讲述了书生淳于棼于梦中做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享受荣华富贵，后梦醒而皈佛的故事。《邯郸记》则表现了卢生梦中娶妻，中状元，建功勋于朝廷，后遭陷害被放逐，然后再度返朝做宰相，享尽荣华富贵。之后醒来，方知是一场黄粱梦，因此而悟道警醒。
以诗记史的顾炎武
顾炎武曾在昆山、嘉定一带抗清，以后也为此奔走多年，并始终不仕于清朝。顾炎武著有《亭林诗文集》，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顾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他的重考据的研究方法，也开了清代的朴学风气。在文学方面，由于顾炎武本不屑为文人，也少有性情发露的创作。他的诗共存四百余首，大部分是五言诗，内容多记述明清之际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表现方面，喜用典故、语言简朴古雅，呈现出学者的本色。
“遗民”诗人屈大均
屈大均曾参加抗清武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上游历，与顾炎武等人交往。他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而以屈大均最为杰出。屈大均与顾炎武一样以“遗民”自居，他的诗肆扬奔放，富于才情。无论在诗歌还是人格上，屈大均对李白都极为推崇，他的诗也常有逼近李白风范之作，如《鲁连台》。除了顾炎武、屈大均二人之外，在清初被称为“遗民诗人”的还有阎尔梅、钱澄之、杜濬、陈恭尹、吴嘉纪、归庄等，另外，王夫之、黄宗羲的诗，也常常反映了民族情绪。
清代前期三大词人
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并称为清代前期三大词人。陈维崧的词题材广泛，无所不入，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他的词作今存约1800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朱彝尊是位诗人，但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他主张宗法南宋词，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产生了“浙西词派”，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纳兰性德的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之词出语天然，其感人处全在性情之真和感悟之深，而纳兰的词也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纳兰以哀婉凄清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但他也有些长调写得很出色，如《风流子·秋郊即事》等。
清初“三大家”
侯方域、魏禧、汪琬并称清初“三大家”，他们提倡唐宋古文，代表了从明末文风向清初文风的转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侯方域。侯方域在明末是一个活跃于东南一带的贵公子、名士和热心于政治的人物，他的散文往往能将传记、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代表作是《李姬传》剧作家孔尚任后来借用《李姬传》的主题创作了戏曲《桃花扇》。
“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
姚鼐是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并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阳刚”近于“崇高”而“阴柔”则近于“优美”。这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姚鼐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间有生动之笔。姚鼐的代表作有《袁随园君墓志铭》《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等。
洪升和他的《长生殿》
洪升做过二十多年的太学生，但未获一官半职。后来他还因在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学籍。此后他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放浪潦倒的生活，在浙江吴兴夜醉落水而死。他的《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全剧长达五十出，场面壮丽、情节曲折，而组织相当严密。《长生殿》的曲词优美，尤为人们称道。至今，《长生殿》的若干出还常常在昆剧舞台上演出。
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桃花扇》
《长生殿》问世十年之后，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二剧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桃花扇》取材于数十年前的明末历史，具有更鲜明的时代感。孔尚任是孔子后裔，《桃花扇》剧本的创作，始于他未出仕时，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桃花扇》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南明由建立到覆灭的动荡而短暂的历史，从而也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崩溃。《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他的悲剧性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常见的大团圆程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
郑板桥的诗歌作品
郑燮号板桥，曾为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被罢官，回扬州卖书画为生，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郑板桥的诗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儿行》《逃荒行》《姑恶》《私刑恶》《悍吏》等，都很具体真切而富于同情心，为一般诗人所少有。另一部分是山水游记及题画之作，他的这类诗语言自然，不喜模拟，但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代表作有《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开辟近代文学新篇章的龚自珍
龚自珍是道光年间进士，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学识渊博，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他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龚自珍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龚自珍的传世名篇
龚自珍的政论文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龚自珍的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他文无定式，不屑斤斤计较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虽然有时文句而不通畅，文义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龚自珍的著名诗歌作品主要有《己亥杂诗》等。
林则徐的著名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