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人员游走于虚幻与现实之间，演绎着自己的双重人生。无论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歌舞升平的和平时期，情报人员飘忽不定的身影总是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诡异难辨，“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谍海茫茫，情报人员带给我们的是一部部惊心动魄的传奇、一幕幕绝处逢生的盛宴和一个个也许永远解不开的谜……
§§§第一节 情报人员并非神话
如果有人提起情报人员，大概所有的人第一个想到的都会是“007”系列电影中的主人公詹姆斯·邦德。虽然詹姆斯·邦德是个虚构的人物，可他对人们的影响可不小，几乎人人都相信真正的情报人员生活就是詹姆斯·邦德那样——身手一流，不但能熟练地使用海陆空各种交通工具，甚至宇航员要用几年时间才能学会的航天飞机驾驶，也能够运用自如；开着最新款的豪华轿车，车上装备有神奇的各色武器；身着名牌西装，出入高级酒店；接触的人非富即贵，就连首相也时常要跟他通个电话，赶上他和美女亲热时，他还不见得给首相这个面子……
电影毕竟是电影，是虚构的，并非真实的特工生活状态。现实中情报人员的生活与电影中詹姆斯·邦德的生活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那不过是神话而已，是不真实的。下面，我们来剖析关于情报人员的神秘面纱，还原现实生活中情报人员的真实生活状态。
神话之一：所有情报人员都是神枪手、拳击手和赛车手。射击、格斗、驾车都属于世界各国情报人员学校的普通教学内容。但是，多数情报人员工作之后就迅速失去了这些技能。按照一名黑社会头子的逻辑：“拿手提箱的律师比持枪的歹徒抢的钱要多。”也就是说，情报人员主要是靠智慧的头脑取胜，而非武力取胜。在俄罗斯特工当中流传这样一句俏皮话：我们的主要武器是——钢笔、酒杯、方向盘。
神话之二：情报机构付钱慷慨。情报人员总是穿名牌时装，开豪华轿车，进高级饭店……
如今，最富有的特工机关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但是，按西方标准，他们在编人员的收入属于中等。受过高等教育并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的新手情报人员现在每月只能挣2000美元，而如果他们在私营企业至少可以每月拿3000美元。有数十年工龄的西方情报人员所拿的薪水只勉强够他们过上不贫穷的生活。情报人员一般要靠25年期的贷款来购买住宅和普通轿车。而且，情报人员们连想都不敢想拥有高级赛车、庄园和游艇，也不能指望经常进饭店狂饮海吃。只有当本部门在高级饭店举办“活动”时，才能吃上美味佳肴，喝到稀世好酒。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认为靠合法收入过不上好日子，于是与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合作。美国人说，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在同克格勃9 年的合作中，至少得到了270 万美元。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出卖中央情报局近100 份秘密情报，使数十名在前苏联的美国特工暴露了身份。
大名鼎鼎的前苏联情报人员左尔格也极其贫困。前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每月总共才给左尔格1000美元，这包括为他的情报人员小组租赁房屋，支付日常费用。即使是这些资金也不能按时到位，同时还接到节省开支的严格命令。
现在，同驻外机构工作人员一样，在国外合法工作的俄罗斯情报人员都配备了住房和汽车。他们的工资也同外交官一样，按照具体国家的生活状况，每月为1500到4000美元。
由此可见，情报人员们的收入并不高，情报机构也不会给情报人员那么多的经费，所以说，情报人员总是穿名牌、开豪华轿车、进高级酒店等等都是神话。
神话之三：情报人员的工作危险而刺激，常会携带微型相机，趁着夜色潜入将军、外交官、部长或银行家的家中，捅开保险柜，对着有价值的情报一通狂拍。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情报人员窃取情报要比我们常人想象中容易得多，一些情报简直其实就是他们信手拈来，信耳听来的。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埋葬着一个普通的中士，叫杰克·邓拉普，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危险性的情报人员。这位又高又瘦的超级情报人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担任邮差。只是在三年以后，杰克·邓拉普的上司才突然想起，这位一周挣100 美元的邮差驾驶的是美洲虎牌高级轿车，有一艘帆船，是豪华饭店和帆船俱乐部的常客。但是，杰克·邓拉普没有活到暴露身份的时候，把被招募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一个以使馆清洁工身份工作的人能同部长接触吗？部长桌子上的文件能随便被人拿走吗？也许普通人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所有高级官员必定有助手和秘书，他们知道的事情并不比上司知道得少。而助手和秘书就比高官易亲近多了。杰克·邓拉普正是通过与这些官员的手下套近乎获取了许多情报。
1943年，德国人从巴滋纳那里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盟军诺曼底登陆计划的谈话内容。而巴滋纳并不是什么高官，而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仆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巴滋纳向德国驻安卡拉的特务头子出卖了大量盟军情报。而这位老兄获取情报的渠道也非常简单，就是听大使与各种人聊天，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
因此，可以说情报人员搜集情报并非一定是危险重重，大部分的情报都来得非常容易，还是那句话，情报人员是靠智慧工作。
§§§第二节 情报人员没有自我
对一个情报人员来说，“国家的利益”，也就是他们收集到的情报的安全性，以及其他谍报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为此他们可以出卖感情、出卖肉体、甚至可以出卖任何可以出卖的东西，哪怕是自己的生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不顾正义的法则而不必承受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们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对他们来说是最崇高的。所以相对于情报的安全，他们自我的尊严、人格都是微不足道的。
从事情报人员工作的人需要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同于“英雄”们的勇敢，不同于“英雄”们的奋不顾身。相反存在于“英雄”身上的这些独特的、高贵的品质，对于一个情报人员而言非但无益，反而会害了他们，甚至会成为他们获得成功的障碍。情报人员需要的勇气是成年累月地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时刻警惕不要碰上冤家对头，不引起反情报人员人员的任何注意而形成的。
一个优秀的谍报人员，他不能酗酒、不能有情人，谈情说爱常常使情报人员送命，因为感情往往出人意料的难以控制。喜欢传播谣言、多嘴多舌的人，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同伴都是一种威胁。处在极度焦虑和期待中的他们，必须完全控制随时可能溢于言表的情感。因为他们的工作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杀死敌人，也能杀死他们自己。
§§§第三节 情报人员没有朋友
作为一个情报人员，往往持着仿造的身份证件，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形单影只，没有朋友。他不能相信任何一个人，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印象、希望、恐惧和秘密向任何一个人倾诉，即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甚至家人也要守口如瓶。他们的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的警戒之中，对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此外，他们必须承受常人无法理解的心理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亲切拍着他们肩膀的人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因此，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既要对周围的一切保持高度的戒心，但同时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作为一个情报人员，他们要善于控制感情，训练自己的力量、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露出破绽。即使是睡着的时候、作爱的时候，也必须控制好自己的神经。因为作梦时的一句梦话、作爱时的一声呓语，都足以让他们命丧黄泉。所以对一个情报人员而言，慎于言，严于行，是十分重要的。稍一不慎、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被比他们还要狡猾的反情报人员人员抓住，从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第四节 情报人员没有权利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培训特工时，第一条法则就是要求每一名特工保证不能被抓住。因此，情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总是随身携带着各种药品，其中一种就是用于自杀的，其成份一般是烈性药物，微小的剂量足可使情报人员瞬间毙命。对于情报人员来说，一旦被抓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死亡，等待他们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德国、日本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比如在无麻醉的情况下把削尖的针状物插入指心，或者拔掉指甲，或者给犯人灌辣椒水，或者用牙钻钻磨牙神经等等酷刑。其实有些审讯手段虽然简单，听起来不会让人毛骨悚然，但同样能摧垮犯人的意志。比如说有着古老历史的水刑。行刑之时，每隔几秒钟就把一滴水滴在犯人的头上，用不了多久，就足以摧垮一个人坚强的意志力。反复中断睡眠法、饥饿、使用药物等也是常用的不人道的审讯方法。对于常年克制自己、承受孤单、猜疑的情报人员来说，一旦抵抗力被摧垮，他们就会心甘情愿的将他们所知道的全盘托出，以便得到精神上的解脱。除了一些具有外交豁免权的情报人员以外，等待大部分情报人员的往往是死刑或者终身监禁，特别是战争时期，他们的命丢的更快。
情报人员是勇敢的战士，但他们却不能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享受战俘的权利。其实一个被抓的情报人员即便不会处死，也不会有任何人和部门再相信他了，包括他效力的祖国，实际上他和死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对于一个情报人员来说，任何时候他们都要承受被抓、被处死的巨大心理压力，他们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到升起的太阳。
§§§第五节 情报人员只有国，没有家
情报人员，作为国家与国家或集团与集团之间进行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乃至经济、科技竞争的有效手段，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自国家诞生的那一天起，各路情报人员就纷纷被染上国别色彩，情报人员们以隐蔽的方式打入对方营垒，进行发展组织、窃取机密及其他各种破坏活动，以颠覆对方国家政权。使用情报人员搞离间和颠覆活动，消灭异国，扩大势力范围，已成为了国家冲突中一种不动兵戈、制伏政敌的有效手法。
然而，在这些情报人员被染上国别色彩的同时，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灵魂也被夺走了，情报人员们被迫走上一条舍弃伦理、亲情乃至生命的不归路，演绎了一段隐匿于黑暗之中的别样人生。可叹的是，拥有如此命运的人并不占少数。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隐蔽战线上的情报人员战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各国的主要情报人员机构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前苏联的克格勃一处、英国的军事情报六处等无一例外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下的情报人员到别国去搜集、传递、分析信息，获取情报，企图在战争中做到知己知彼，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各种反情报机构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前苏联的克格勃、英国的军事情报五处等也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和手段铲除潜藏于内部的情报人员，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由此可见，情报人员战争的残酷和激烈程度，能过完成任务并能全身而退的情报人员屈指可数。
为了从抓获的情报人员口中得到重要情报，反情报人员机构要对被捕的情报人员进行严厉的审讯，偶尔也会精神摧残或者拷打他们。当国家荣辱和个人存亡发生了激烈撞击的时候，一些情报人员纷纷选择了自杀，因为他们的使命告诫自己不能招供任何情报，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危及情报人员任务和其他参与情报人员的安全。
美国曾指使中情局的人去破译法国的密码，前苏联人曾派人去搞芬兰的经济情报，德国外交官因刺探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被驱逐出境。即使这些背负光荣任务的情报人员明知前途的坎坷，但是，他们心中只有国没有个人，他们会毅然决然地踏上旅程。在寂寞和残酷的斗争中，激励他们的正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荣誉宣言。美国的情报人员飞行员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情报人员一直密切关注着冷战中的对手——前苏联，因为他们要洞悉对手的一切。高性能的U-2飞机研制成功后，飞行员鲍尔斯被立即委以重任，成为其首批驾驶者之一。
1960年5月1日，莫斯科红场上正在进行着盛大的庆祝劳动节的阅兵式。此时的鲍尔斯已经驾驶着U-2飞机进入了前苏联的领空。鲍尔斯将驾驶侦察穿越整个前苏联，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拍照侦察。
美国这边还在沾沾自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看来，U-2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飞得很高也很安全，所以鲍尔斯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但是U-2飞机也有隐患，U-2飞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们无法自我防卫空对空导弹，以及目测引航的地对空导弹的威胁。
U-2飞机起飞4个小时后，还是被前苏联的防空雷达发现了，前苏联的防空导弹马上锁定了目标。
苏军一共发射了14枚防空导弹，其中的一枚在鲍尔斯的机尾附近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摧毁了机尾，严重破坏了U-2飞机的构造。此时，鲍尔斯心里十分清楚，要想完成这次任务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防空导弹成功击落鲍尔斯的技术，正是由另一名美国情报人员泄露给前苏联的。
U-2飞机被击中后，鲍尔斯迅速启动弹射座椅并打开了降落伞，当他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时候，前苏联人早已在地面上等着他了。鲍尔斯面对的是，三个月的不间断审讯，每天的审讯都要持续16个小时。
在刺眼的聚光灯下，前苏联人对鲍尔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鲍尔斯的意志十分坚定，打定主意绝不投降。当前苏联人气急败坏地对他施以酷刑时，沦为俘虏的鲍尔斯只能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继续忍受这非人的折磨，要么用中央情报局给他的毒药自杀。
1960年夏天，鲍尔斯在莫斯科受到了公开审判。他走过宣判礼堂中间那条长长的过道，最终站到了被告席上，鲍尔斯郑重说道：“我恳求法院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敌人来审判。”
但是，前苏联人面前的鲍尔斯就是一个空中情报人员，就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敌人。最后，鲍尔斯因情报人员行为被判有罪，并将在前苏联监狱中服刑12年。
不过，鲍尔斯的牢狱生涯提前结束了。服刑仅仅18个月后，前苏联人就用鲍尔斯换回了前苏联的情报人员鲁道尔·阿贝尔。鲍尔斯终于得以回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