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帮在中国十大商帮中虽然颇具实力，然而比起徽、晋两商，却不可同日而语。徽、晋两商不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也同时垄断了本省的城乡贸易，外帮的商人很难插足其中。而山东却不是这样。比如山东青岛，在清末开港之后，取代了烟台，占据了山东第一大商港的地位。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商帮势力比较大的有沙河帮、黄县帮、潍县帮、即墨帮等。然而青岛的外帮势力也很大，像广东商人就有广东会馆、山东、直隶商人合建的齐燕会馆，皖、苏江、浙西帮商号组织的三江会馆等等，可见山东商帮对于本省城镇贸易的控制程度，远远比不上徽、晋两大商帮。
城镇贸易没有得到控制，农村市场更是如此。山东广大农村中，山东商人只占据部分市场，其他地方均被外帮控制。如山东中西部的农村就大部分被晋商掌握。晋商活动的府县有东昌府、曹州府曹县、兖州府峄县、泰安的东阿县等等，以至于“外来者占十分之八，山西人多钱善贾，占大多数”。
同其他商帮一样，随着社会的变革，山东商帮也面临着资本转化的问题，山东商帮，究竟是将资本投于商业、产业、还是购买土地或尽情享受呢？
山东商人是属于封建性商人这一类的。明清之际，他们与封建政权与封建地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的资本转化逃脱不了封建的怪圈。
濮州中小商人房满出身贫寒，后来经过苦心经营终于发家致富，一旦有了钱，立马就买了二百亩田地，自己“躬亲家事，自食其力，积产可值千金”。
章丘县的商人十分希望从仕途上谋出路，他们的子孙一旦不能通过科举，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时，他们就会有“捐资补吏”。文登县商人也是如此，他们在清初北上燕冀，南走江淮，由贸易起家，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富得可比陶朱公。然而他们一心要教子成名。让子孙刻苦读诗书，争取走上仕途。
还有更可笑的。濮州的刘滋世开始时穷困潦倒，不但无法生活，还债台高筑。后来靠贩盐、麦挣了大钱。可能是穷怕了的缘故，他见好就收，不敢再投资于商业，而是在二十余年中“田连阡陌，家垒数万金”。他还专门将金子铸成锭，共有四十余条，用磁罐装起来，在上面放块木板，吃饭睡觉都在木板之上。活脱脱一个守财奴形象。
多灾多难的山东使饱受饥寒的灾民逃出来，经过一番努力后，发了家致了富，自然就难以摆脱“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思想。他们不能将资本进行再利用，大力发展商业产业以及其他事业，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龙游商帮
龙游县地处安徽、福建、浙江、江西四省之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是“入闽要道，八省通衢”。从陆路可以自婺州过龙游至福建，被称为“东南孔道”。而境内又有一条河流，上可达常山，江山，下可到绍兴、杭州。龙游所在是当时咽喉之地，所以明代万历年间，龙游知县万廷谦说这儿是“龙邱浙衢胜壤，水陆辐辏。”有这种地理环境的龙游人，谁不会去经商呢？
龙游人大批经商是在明中叶之后的事。隆庆时，只是“民庶饶、喜商贾”，而在万历时，则“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到了天启年间“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
龙游商人不怕吃苦，这种优良品质是他们成功的基础。当龙游人“空县之半”外出经商时，机会与市场都已被徽、晋等巨头所占，于是他们只有不辞辛苦走遍全国，寻找仅存的一点点出路。当时的龙游人“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足见龙游商人为经商所付出的代价。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通过龙游商人的努力，他们避开徽、晋等大商帮，深入到西北东南等偏僻地区，以与当地互通有无，从而沟通了东南与西南西北的经济交流。
龙游商帮知道自己与徽、晋大商帮无法匹敌，为了生存，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海纳百川不拒细流，只有大胆放开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在这点上，龙游商帮比任何商帮都显得更加明智。
首先，他们并不排斥外地商帮在本乡的经商活动，也不反对外乡对本乡的渗透，而是以积极的心态去接受容纳他们，这样一来，外地商帮的经商经验也自然而然地到了龙游人身上，从而促进了龙游商帮自身的发展。在这些融入龙游商帮的外来商帮主要有徽商、福建商帮和江西商帮。
当时从各地迁居于龙游的不但有零散的商人，还有聚族而迁的商人家族。在明清时期，安徽、福建、江西、江苏、广东、浙江等地都有商人家族大批迁入。如徽商程廷柱和四个弟弟于康熙年间在浙江经商，创立了龙游典业、田庄。福建商人在龙游的则更多，有黄静斋、龙岩来、池明英等颇有名气的闽商江西也有许多，像周学锦、康家中、刘邦颢等人都是如此。
这种异帮合融现象使龙游商帮借助了外来力量强大了自身，正因为龙游商帮具有这种心态，才使自己在既无强大宗族势力、又无官府支持的情况下，崛起于十大商帮之列。
龙游商帮的开放精神不但体现于异帮合融上，更体现于他们的资本转化之中。
明清之际，许多商人在挣足了钱后，总是拿资本用来购置土地或经营典当、高利贷，以求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其实这种资本转化十分有碍于社会的发展。龙游商人则不同，他们虽地外偏僻，却敏感地意识到，只有手工业和工矿产业才是资本的最佳去处，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于是，他们果敢地投资于纸业和矿产业，直接参与商品生产。
龙游造纸历史颇为悠久，造纸一直以来就是龙游的支柱产业，所以投资于造纸的商人（即槽户）颇多。“衙之常山开化等县以造纸为业”，“民多造纸”。当时江南、河南、湖广、福建等地为交纳摊派的官纸，都到龙游来进货，为龙游造纸业注入了生命力。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槽户生产纸张就必须雇佣工匠。没有雇人，效率就不会提上去。如纸商林巨伦，经营造纸，积资达到巨万，在修建通驷桥时，他一次捐银就是一万多两，足见其生产规模。一般工匠来自子江西、浙江等全国造纸中心。一个纸槽（即作坊），当时要八个人进行操作，抄纸一帘要三人，轮流抄纸就要有四个人，包括抄纸前的选料和检料以及抄好后的晒焙、整理，至少也要四个人。所以槽户就是全家都使上劲，也还得雇人。
实际上，这种雇佣方式的出现，就标志着龙游商帮中已经出现若干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龙游纸商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奇怪，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直觉和思考，走到了商品经济的前沿。
龙游商帮所经营的不仅仅是纸业，他们的经营范围涉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书、珠宝这类其他商帮不太注意的行业在龙游商帮却占有重要份量。他们经营的主要行业有纸、药材、珠宝、山货、丝绸等。
宁波商帮
当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商人有过如此评价：“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圈可首届一指者也。”
宁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位居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在东海之滨绵延一万四千余里，海上交通非常便利，对内可以南到广东、福建，北上辽宁、山东，对外可以到朝鲜、日本及西亚各国。因此，宁波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在明代海禁以前，宁波的商人主要是经营海外的贸易，明代海禁以后，宁波商人不得不进行走私贸易。这种走私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商人自行武装，与朝廷对抗进行走私；二是外商与中国走私商人或巨商人贾相勾结进行走私；三是葡萄牙和荷兰等国的商人在宁波进行走私。这些走私的规模都很大。在嘉靖十九年，葡萄牙人与麻六甲中国侨民许栋相互勾结，率领数千商人在宁波海口进行大规模走私。每年的夏天，数百艘走私船，就扬帆远航，规模宏大，气势颇为壮观。
走私贸易的热闹场面吸引了宁波一带商民纷纷云集双屿港，干起了走私，宁波海商则用棉布、绸缎等换取外国的银锭，并为外商贩运商品。这样，就渐渐形成了宁波商帮。宁波商帮指的是奉化、定海、鄞县、镇海、慈溪、象山六个县的商人。他们的海上走私活动规模巨大，范围广泛。其中出现了像王直、毛海峰、徐元亮、徐碧溪这样的大首领。这种有规模、有组织的走私，很快就遭到了明政府的仇视与镇压。如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视都御史朱纨摧毁双屿岛；嘉靖三十二年，都御史王忬摧毁烈港；嘉靖三十七年，胡宗宪摧毁岑港。
这样一来，宁波商帮只好另谋出路，转而进行内地贸易。如原来的大海离孙春阳就在苏州开了一家著名的南华铺，店房共分为六房：海货、南北货、蜜饯、酱货、腌腊、蜡烛，所制物品中还有进贡朝廷的。随着大批海商转成内商，在天启、崇祯年间，宁波商人终于在北京成立鄞县会馆，至此，宁波商帮正式形成。
宁波商帮形成之后，就大力强化了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势力，同时在汉口、上海、常熟等地修建会馆，保持联系。他们有利共享、有害共御，同乡互相扶助。宁波商帮有着强烈的同乡扶助和联合竞争的意识，他们在危难关头，往往能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外来势力的倾轧。如宁波商帮集资兴办的四明银行在上海曾受到外国银行的排挤，金融市场一旦有什么动静，外国银行便拿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来挤兑现洋，其实四明银行的资本并不太大，却能次次化险为夷，这就是因为宁波商帮开设的商店、银号和钱庄在挤兑风潮降临时，都为四明银行代收钞票的原故。可见，这样一个有凝聚力的商帮不会没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