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教学形态的演进
文化变迁是以物质文化的变革为先兆，以价值取向的变化为实质的一种极为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旧的文化特质被淘汰，而新的文化特质被借入或产生出来，从而使原有的文化发生变化。文化与教学陈陈相因，息息相关。教学会因文化变迁而使其自身也随之发生变革，以一种新的内容和方式施教，从而形成新的教学形态。
一、传统文化孕育的古代德性教学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在长期与自然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等各种事物的总称。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的古代文化，即从远古至清晚期以前这漫长历史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古典文化。有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界定为“以中华为创造主体，于晚清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了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一般价值观念形成的理论依据。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面貌而言，具有如下特征：伦理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特征。历代统治者视道德感化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主张“以德治国”。同时，强调个人的伦理义务，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因此，有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德性文化”“求善的文化”。人文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把人放到宇宙万物的中心，重视人的作用，重视现实的人生问题，重视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和谐性——中国许多学者都把“天人合一”看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强调人类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认为人类与自然不是截然分离的对立物，而是互为包容的。务实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价值取向定位立足于现世，倡导惜天时，尽地利，重本务，远离玄虚，鄙夷机巧奸伪。
传统教学是与传统文化相伴而生，相随而长的，中国传统教学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传统文化为传统教学提供了生成、变化的基本背景，决定了传统教学的本质特点和基本内容。中国传统教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明显的特征：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学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中国传统教学也可以说是伦理型的“德性教学”，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孔子主张学“仁”；孟子强调遵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人间“五伦”；《礼记·大学》里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学的最高理想。这种伦理型的“德性教学”导致我国传统教学在知识获得、能力培养、个性养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人伦特征。以“圣人君子”为教学的培养目标。孔子以降，中国传统教学主张培养圣人、君子，把圣人、君子推崇为中国古代的最高理想人格。以“四书五经”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四书”“五经”是我国传统教学的基本内容，系统完整地表达了“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表征了传统“德性”教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以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方法。尽管我国古代有不少教育思想家倡导启发式教学方法，但在更广泛的教育实践中，灌输式教学一直占优势，记忆圣贤之书，复述儒家要义，依循经典宏旨，做满腹经纶之人，这样的目标、内容等必然导致灌输式教学的主导地位。师生关系上强调师道尊严。我国的传统教学强调教师的权威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专制色彩浓厚的师生关系，并带有宗法制的父权至上的精神。战国时期的荀子把“君师”提到同等的位置：“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学记》也十分注重教师权威，甚至提出连天子都不能以臣礼对待教师：“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之所以要尊师，是因为“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是为了重道，是为了“民知敬学”，以便能“化民成俗”，巩固统治。这种师道尊严的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教学的传统。
二、“西学东渐”激生的近代“新教学”
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它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社会进步的加快，文化作为动态过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文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会引起某一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结构和功能产生变化，这便是文化变迁。美国学者K.M.伍兹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形式、功能和结构乃至于任何文化现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产生的一切改变”。
“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传教。利马窦等人通过介绍西方学术为传教事业开路，在传教的同时挟带西学东来，开西方教学在我国传播之先声。同时为传教之便，西方传教士在华办起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学校之肇始，带来了西方的学校制度，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学校全新的课程、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但此时的“西学东渐”毕竟是被动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形成或进行变革，传统文化和传统教学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中国文化的最大一次变迁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使素以涣涣大国而自喜，以高度发达的伦理道德文化而自豪的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沉重打击，使中国传统文化承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遭到西方文化强烈而持久的冲突与挑战，魏源、龚自珍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要求主动引进西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学习西方以此来摆脱困境。此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被作为资本主义“新学”，逐渐在中国传播。
19世纪60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处于强敌深入、国土日整、主权丧失、民不聊生、民族危如累卵的危险境地。为了“自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兴办起“洋务”实业。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先后开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等一大批洋务学堂。在教学内容上，这些学堂侧重于“西文”“西艺”。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实行了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洋务学堂的教学使几千年以来以道德传输为要务的教学出现了新的变化，标志着中国近代教学的萌芽。但是，洋务派官僚害怕西方文化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统治，因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建立在中国儒家文化“三纲五常”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不能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孔学名教不能丢，达到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而能格守名教，以正人心之目的。所谓“西学为用”，即“西政”“西艺”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洋务派希冀的“自强富国”的手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成了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纲领。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教育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惨败，实际上标志着坚持传统道德本位文化和教育的失败，意味着传统的“祖宗之法”已不能保祖宗之地。战败极大地震撼和启迪了中国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传统的思想准则、道德结构和价值观念提出怀疑，反对“中体西用”，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他们一方面通过改革科举，创办“万木草堂”“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普遍重视国民素质教育，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追求德、智、体和谐发展的新国民人格。另一方面，提出学习西学的教育主张，极力引介西方近代的教学制度。1900年以后；迫于当时的形势，清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新政”，改革教育，实行“新教育”。《壬寅学制》的制订和《癸卯学制》的制订与实施，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05年，废除了自隋朝起在中国实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旧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宣告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自此之后，中国的教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五四新文化催生的现代民主和科学教学
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文化发展发生明显的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剧的重组、更新与整合。在文化转型时期，“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文化转型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举足轻董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一旦战胜并取代传统的文化模式，就会为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新的文化模式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原本内含的超越性和革命性会从根本上剔除已经成为个人活动和社会进步栓桔的旧的文化要素和体制障碍，从而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新的文化模式的确立会从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旧体制，从而为社会的运行提供一种新的合理性”种新的运行机制和体制，这种新的体制反过来又成为受新文化模式支配的个体生存的自由空间。
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一次社会文化大转型，它开辟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首先是它高举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而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从古代进入现代的首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新青年》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就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科学从狭义上说是指自然科学，而五四时期更为重视的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的科学理性精神。民主从狭义上说是指民主的政治体制，它在中国是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直接对立物。五四新青年高举民主的旗帜，他们除了主张政治的民主外，同时主张“经济的民主”“社会的民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引入中国文化。与此相应，中国教育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倡导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教学。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很快将新文化的理想落实到教育宗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改革上。首先，修订教育宗旨。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倒行逆施，大搞复古主义教育，将民初厘定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变更为“爱国，尚武，祟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很显然，此教育宗旨与晚清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如出一辙，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调查会”拟定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新教育宗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教育宗旨的修订，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要求，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改进教学内容。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相适应，教学内容改革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改“国文”为“国语”，由“文言”改用“语体”，采用白话文教学。白话文教材的使用对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教科书的内容也有改革。新编的小学教科书多采用寓言、童话、笑话、故事、儿歌、民歌等为儿童喜闻乐见的内容。中学教材也较过去充实，删去一些封建性的内容，增加了反映民主和科学精神相关的现实生活内容。最后，变革教学方法。五四新文化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所回应。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蒙学教育”，实行个别教学方式，其方法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五四新文化以来，受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儿童本位”的观点得到广泛的重视。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教学。这一时期，各种新教学方法的介绍、实验，形成热潮。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智力测验法等，均被相继引入中国。这些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教学的缺陷，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对后来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涌现出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国家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又构成了一个新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其主题和核心就是民主和科学。它不仅对中国传统教学予以猛烈的冲击，而且为日后的教学发展，特别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打下了基础。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在对封建教育展开猛烈批判的同时，在广大工农大众中进行民主和科学教育，赋予民主和科学教学最为现实和真实的含义，展示了中国教学崭新的发展方向。基于此，中国近代教学向现代教学转型，并构成了中国现代教学的基本格局。
四、多元文化共生的当代主体教学
当代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差异或差别的多元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交往的神经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伸展，导致全球化进程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全球化为人类多样性价值提供了一个竞技的舞台，允许它们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各个民族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社会中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同的个人之间，既彼此交往相互合作，同时又彼此竞争相互冲突，各自追求着独特的价值目标。
当代中国教学具有多层面的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及其样式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又具有普遍的当代人类社会教育的某些共同特征。就文化纬度而言，对当代我国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多元文化和网络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国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乃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既是知识课，又是思想教育课。我国学校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作为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精髓。作为思想教育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青年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