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我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清官廉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认为官员如犯赃罪，绝不能轻饶。宋仁宗时，他任监察御史，奏疏“要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永不录用”，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后“臣僚犯赃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能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他还教育子孙后代必须戒贪，遗瞩“凡包氏子孙后代为官者，如贪赃枉法，一律不得进祖茔安葬”。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开国君主一般对贪风的惩治都是比较严厉的，而到了他的后代则奢侈腐化，怠于朝政，对臣下贪赃枉法姑息迁就，致使贪风形成气候，无法收拾，最后只好亡国。以北宋和清朝为例，足以说明包拯的观点是正确的。
据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四载：“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予治赃吏最严。盖宋祖（赵匡胤）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登基）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按本纪，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Ⅱ年），大名府主簿郭额坐赃弃市（处死刑）。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员外郎李岳、陈偃，殿直成德钧，皆坐赃弃市。蔡河纲官王训等以糠土杂军粮，磔（分裂肢体）于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四年，将军桑进兴、洗马王元吉、侍御史张穆、左拾遗张恂皆坐赃弃市。刘祺赃轻，杖流海岛。六年，中允郭思齐、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林皆坐赃弃市。此太祖时法令也。”宋太祖赵匡胤起于乱世，深知贪官之害。因此，对赃官典以重刑，不论亲疏高低，一犯赃罪，重则杀头碎尸，轻则杖流海岛。宋太宗时法令尚未废弛，曾下诏规定犯赃罪者永世不得叙用。但是执法已有亲疏之分，宰相王沔之弟王淮监守自盗，赃至千万，于法当死，而只打了几十板子了事。真宗赵恒、仁宗赵祯之后，朝廷对贪赃枉法之徒姑息成风，奸盗官吏非法横取，致使民怨沸腾，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方腊等农民起义军“凡得官吏，必恣行杀戮，断截肢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以泄其愤”。这样北宋王朝就在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走向了末日。
清初及康熙、雍正时期，十分注意吏治，在考核官员时，把操守廉贪放在重要位置。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规定，考核官吏宜以操守廉洁、实心爱民者为上考。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吏部规定：“填注考语，用才、守、政、年四格。才有长短，守则或廉或平或贪。政则或勤或平或怠，年则或青或中或老。”对操守清廉端洁的官员，“举以卓异”，提拔重用；对贪酷害民的赃吏，“劾以六法”，罢黜治罪。（《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6月，恢复京察考核，御史田六善上疏：“卓异之员，宜以清廉为首列。若非洁己爱民，不得滥叨大典，应如所请。”疏上朝廷即按此要求考核官吏，因此形成康熙初年朝廷官员操守清廉的局面。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元旦，雍正皇帝连发十一道上谕，其中大都是指斥官员的贪污和无能的。他针对康熙末年因吏治废弛，贪风重炽的局面，提出以奖廉惩贪为首要任务。并鼓励地方官员互相监督，及时举发不法行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规定，上司举为“文武卓异官员”，如有犯赃不法之罪，要将举荐的上司“一并议处”。到了道光、咸丰以至清末，吏治腐败，贿赂公行，馈赠陋规相沿成习。京官靠外官致送贿金，外官千方百计搜刮百姓。翰林院编修冯桂芬在《厚养廉议》中说：当时官员廉与不廉，已无多大区别，“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说明贪污贿赂已成气候，要想挽回是很困难的了。这种贪风也是形成清王朝最后灭亡酌原因之二（引文中公元年份系笔者注）。
以上事实说明，对贪官污吏必须严加惩处，不能放纵，若一再姑息迁就，势必不可收拾，最终激起庶民百姓的反抗，导致国家的灭亡。因此在治理国家中，必须对此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