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处在技术转变期的美国，国外投资发挥着两重关键作用：一是若想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就意味着要有大量资金接盘已经相对落后的产业，促进社会就业，使得新解放的资源可以布局到新兴产业当中，为新技术的发展打下必要的基础；二是在经济衰退时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的不断攀升，如果要避免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带动作用，必须以出售国债的方式弥补赤字，外国资金无疑是主要购买力量。在里根时代，美国吸引的投资方主要是日本，一方面出台法案鼓励外商投资，先后出台了《外国投资研究法》、《国际投资调查法》和《关于农业用地外国投资申报法》等，另一方面，运用各种手段，鼓励日本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到美国投资。比如1981年美国要求日本自动限制对美国汽车出口后，导致日本各大汽车公司为绕开限额，都必须选择到美国投资工厂以维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到了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奥巴马政府的目光自然转向了中国。一方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欧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从根本上造成中国只有美国国债一个方向可投的局面，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已经成立了跨23个部委的“选择美国”办公室，启动国家招商引资活动，并有侧重地进行有关吸引中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的研究，提高中国商品对美出口的贸易壁垒，这都将最终导致中国对美国投资金额的大幅上升，以保障美国产业升级的完成。
3.对外态度强硬
在国内经济疲软、国际格局急剧变动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要维护美元霸权，利用一切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依仗军事上的强硬。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为了遏制苏联不断崛起的势头，不惜与西欧盟国关系恶劣，他们认定苏联不会采取激烈手段反应，肆无忌惮地对其实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高压制裁，造成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的不断恶化。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问题，都摆出了和当年对付苏联时一样的姿态。
从以上三个应对方式可以看出，当前奥巴马政府与80年代的里根政府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笔者发现，虽然奥巴马政府是民主党政府，而里根政府是共和党政府，但奥巴马最核心的经济学家——2008-2011年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恰恰是当年里根政府最主要的智囊——1982-1984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的博士生。二人在经济思想上不无传承，这也从一定角度解释了两任政府在应对思路上为何会有如此多的相似性。
当然，我们也已注意到，当前的形势与80年代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美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手段增加，国内宽松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被弱化，这也导致了美国尽管已经出台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和长期的超低利率政策，但截至到目前，国内通货膨胀依然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像里根政府一样，需要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而将货币政策转向。这一大变化也会导致这一次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比以往更持久。
三、对美国未来政策的判断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政府未来除货币政策以外，其他的主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继续遵循当年里根政府的政策思路，尤其是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对外政策等方面。
1.继续实行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尽管此前一度危险的美国债务危机，导致奥巴马政府一直强调要努力控制降低财政赤字，但依照以往的经验看，真正的好转只会等到新一轮经济增长到来之后，并且依照目前的世界形势，美国政府也不用担心国债的销售问题，只要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好转，美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再次出台相关的刺激政策以带动就业、拉动投资。再加上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的危害作用被大幅抵消，因此美国双扩张政策局面将持续。世界货币供应量将不断增长。
2.产业政策将有利于大型跨国企业的发展
当前美国在对新产业、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方面，政府的投入只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的投资靠的是拥有雄厚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了更好的促进这些企业对新技术的培育，除了已经采取的相关减税政策以外，政府下一步有可能在企业的游说下进一步放开对企业的限制，从成本收益角度去考虑是否执行相关管制，这会导致大型企业之前面临的比如反垄断限制等被放松，大型跨国公司有可能借助有利时机，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进行新一轮扩张和并购。
3.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度将加大
目前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吸引还只停留在联邦政府层面。随着产业转型要求的逐步迫切和思想的传递，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需求会从联邦政府进一步延伸至各州政府，投资政策也将更为灵活，优惠条件也会更为丰厚。尽管目前有议员提出“以房换绿卡”的想法不会得到政府的认可，但这代表着对未来的一种导向。结合美国现实情况，房地产投资必然会是美国最早也最努力向中国投资者开放的领域。
4.贸易保护主义将加强，对主要贸易国的升值要求将持续
在经济复苏期，无论是为了短期内解决失业问题，还是更好地培育新兴产业，美国政府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在WTO多边框架下，这种贸易保护可能会转化为绿色壁垒、环保壁垒、碳关税等看似合理的形式存在，但其核心是利用美国对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压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造成边缘国家经济不可遏制的衰落。同时，为了刺激出口，改善贸易结构，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升值要求将不断持续。但是为了照顾国债融资需求，美元并不会出现大幅的下跌。
四、中国的压力与应对
以上的各种分析和判断，从根本上是出于对美国转型所应采取的逻辑思路的把握。笔者认为，美国未来的政策发展变化带给中国的挑战远大于机遇。相关部门应该早作部署，谨慎应对。
1.产业升级以应对输入性通胀再次加剧
2011年下半年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通胀压力。但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步解决，美国一直推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全球货币供应量压力将很有可能再次引发世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将又一次面临输入型通胀问题。尤其是国内利润空间已经所剩无几的大量低端制造业企业，如果再次面临成本上涨和市场需求萎缩的双重冲击，新一轮的破产潮有可能再次上演。相关部门应加大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力度，鼓励国内企业整合，做优做强，并发挥在协调对外价格上的作用。这样，即便企业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抗成本上涨的能力，但至少可以形成在商品市场上的转嫁能力，保障一定的利润水平，将成本上涨导致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2.减税以应对资金外流
当前，国内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劣，如果未来美国放宽投资限制，出台针对中国的鼓励性投资政策，中国将出现大批投资美国的企业和个人。这种以个人和小企业家为主体的对美投资与国家此前所鼓励的优势企业“走出去”不同，处理不好有可能导致国内社会尤其是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思变心理和由短期资产转移所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靠堵、靠拦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只会将问题越积越大。因此，国内也确实到了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升个人保障水平的时候了。几十年财政收入增速大幅高于GDP增长速度的不正常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的不满。尽快出台合理的减税政策，加强税收管理力度，有效发挥政府转移支付功能，提升政府服务保障水平，这才是把人才、资本、技术留在国内的根本途径。当然，必须也要看到美国投资政策改变也为中国优势企业“走出去”获取先进技术、资源和管理方式提供了重大机遇，应坚决有力地把握之。
3.刺激国内消费能力以应对人民币汇率之争
按照美国政府的思路，人民币必须要进一步升值，而且最好是一步升值到位。如何合理解决这一问题，促成双方达成一定共识，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核心议题。并且，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必然也会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而频繁出现。面对出口受阻，那么就要开发国内市场，解决内需不足。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是由于居民储蓄压力较大、消费能力没有充分释放造成的。相关部门在做好科学测算各种方案成本收益的同时，应加快国内社保、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消费能力的多项体系内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需求拉动型转变。
4.加强军事实力以应对经济问题政治化
美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实施代理人战争策略和“软摧毁”战略，10在通过国债、债券挟制中国巨额国民财富的基础上，逐步收紧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绳子，把本属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政治化、扩大化，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用参众两院立法的手段强迫人民币快速升值。因此，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保持外交政策持续性的同时，要加强主动性和独立性，适时调整外交策略，加快军事准备，充分预估经济、政治得失，在必要时候以我为主，敢于、善于打破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对我国战略行为的约束。如果军事力量、军队建设不强，即使经济再发达、GDP再高，也终究难以摆脱被人宰割的命运。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某央企）
导读：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又一次引起中国社会的热议，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二。时隔几日，《人民日报》专门撰文对上述结论进行反驳，认为福布斯的榜单说法不实，并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张斌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朱青教授的分析指出，以国际通行的、衡量一国税负高低的“宏观税负”的概念来看，我国的税负水平仍相对较低。
一边是高“痛苦指数”，一边是低“宏观税负”。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如果说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的话，能否找到一种方式，在宏观税负水平保持甚至上升的态势下，缓解民众的税负痛苦？这次的探究就先从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宏观税负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