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对统治者来说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流民”。“流民”就是失去了土地，到处流浪的农民。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民众的大多数。这些人其实最好统治，最高理想不过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只要温饱，可以传种接代，甭说让他自己造反，就是他人造反，他也会受统治者利用，无限忠心地充当着“捍卫安宁”的角色。他们绝对的是一堆“散沙”，只要有土地让他们挥洒血汗，他们就会安分守己，世世代代当顺民。可是一旦“顺民”当不成了，变成了“流民”。那就情况巨变。显然，他们成了更为凄惨的“弱者群体”。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却只能联合起来。即使是“初级阶段”的相互搀扶着共同逃荒，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更甭说有了编制的农民起义军了。“流民”是任何统治者的心腹之患。然而，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根绝“流民”之患，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怪圈”：要权力，就必然制造“流民”；有“流民”，就必然妨害权力。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常识：土地是“根”！有了“根”，农民才能“安居乐业”，紧紧地被束缚在一块块分散的土地上，才可能“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当天子的顺民。没有了“根”，草民也会枯萎。没有了分散的“家”，就只能扶老携幼，集体逃荒。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很难活下去，他们就会铤而走险，最后破坏天子的安宁，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可是，所有的帝王都利令智昏，他们都宣布“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并非是他们的绝顶愚蠢，而恰恰相反，是他们的攫取天下的绝顶聪明。一个帝王如果丧失了土地，实在连一个乞丐都不如。所以，土地更是帝王的“根”。自古到今，所有的帝王都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汉刘邦就接受了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教训，公然宣布；“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也就是说，在土地问题上，即使让人分一杯羹，也只限于他们刘姓一家。在具体进行过程中，当然帝王不会亲自去收取地租，会有各式各样的拿着地契（包括官印）的地主出现，但是，他们都只是“二地主”，临时地享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农民都是无“根”的“流民”，或者是“流民”后备军。“流民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
解决“流民”问题最好的莫过于宋朝。北宋加南宋也是三百年，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江，方腊是被小说家大事渲染才深入人心的，即使在小说家的生花妙笔之下，那规模也小得可怜，根本不能与前朝的黄巢相比，更不能与后来的李自成相比，甭说全国规模，连一个省都不是遍地烽烟。
宋朝的办法就是“军队扩编”，把“流民”统统收容到军队之中去，这也许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花上巨款来豢养军队。只要把军官喂得肥肥的，那些士兵都只是一些行尸走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没有一个头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所以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所有的军官都享有很高的俸禄，却是一个最孱弱的王朝，周边的所谓“夷狄”部落，哪个都能欺负他。他那庞大的军队根本就不是为了打仗的。
实施宋朝这个办法有一个前提，就是得国库里有钱。没钱养活军队，军队带头造反，那局面岂是“流民”所可比拟的？
这个办法对明王朝来说，不灵！
明朝的财政一直吃紧，不是搜剐得不狠，而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明太祖“马上得天下”，当然深知“军旅三昧”，所以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军队，登基不久全力诛杀的就是他的“亲密战友”。他接受了刘基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半部”中就大有文章。历代统治者全力打造的儒教文化，在宋代已经达到了“顶峰”。实践证明，所谓“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说教，经不住“放纵人欲”的“强势文化”的冲击，滚滚而来的蒙古马队把它扫荡到山乡的书院中和都会的戏台上了。“一场浩劫”过后，天下只剩下半部《论语》， 《论语》的精粹，诸如“诚信”、“仁爱”之类，经过巨大的民族灾难之后，本来就所剩无几，更何况朱家王朝的创业者在屠杀自己“战友”中的私私弊弊，更与“诚信”毫不搭界。天下的《论语》只剩下书皮了，当然只是“半部”。
在这种背景下，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天才”，就是建立起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体系。一方面要庞大的军队，军队是帝国的“命根子”，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是一把绝对需要的“安全锁”；同时又必须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己最信任的爪牙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去监视所有的大小官吏。这是另一把“安全锁”。与前者比较，后者更为重要，尽管级别不高，薪酬也十分可怜，但是却都是帝国的精粹，天子最信赖的人。
只可惜，他们遭际了“半部《论语》”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难产生真正的超越物欲的精粹。所谓的“精粹”概不例外的都经受不住“酒色财气”的诱惑。实在没办法，他们也是人。过节的时候，也要吃最大的对虾。冲动的时候，也要找最浪的女人。“食色，性也”。讲几句“无限忠于”之类的儒家信条，能解决吃饭****之类的大事吗？朱家皇帝哪个也得体恤亲信们的生理需要。
何况，他的这些亲信们在欲望上更异于常人。本来人为地剪除了那方面的能力，就急待补偿，越发有特殊的需求：大太监可以占有女人，获得心灵上的满足；小太监却只能望梅止渴。两种人的“好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贪婪，“黑洞”就应运而生。
皇帝要笼络喽罗，心里自然明白“空话是喂不饱肚子的。”甭说在“浩劫”之后，人们的道德水准只是“书皮水平”，就是在孔孟时代，也得“重赏之下，必有武夫”。所以，皇帝对亲信爪牙，都额外准备着“红包”。老实讲，许许多多的人之所以卖身投靠，全是奔着这秘密的“红包”来的。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简单：任何不敢公开的收入，都是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拿不到桌面上的金钱都是极其肮脏的，所以，能够得到这种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极其贪婪的。欲壑难填，必然出现财政“黑洞”，而且是无底洞。
大明王朝的钱都用来豢养特务了。国库空虚，全线吃紧，四处要钱，却没有钱可拨。眼下的崇祯皇帝早就被钱咬住了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自己一省再省，把“御膳房”都撤了，自己所用的银餐具也熔化了，变成了“饷银”。但是，杯水车薪，无可奈何，只得动员他的皇亲国戚，尽力捐输。然而遇到了太祖、成祖的不肖子孙，他们祖祖辈辈借助于“国”，骄奢淫逸，挥金如土，为了博取一个粉头的欢心，不惜花巨资四方寻求一粒宝石，可是， “国”真的用着他们了，他们就个个哭穷，崇祯越催，他们越穷，一个个都成了乞丐似的，恨不得再啃崇祯一口；与此同时，他们却把大量的金银细软偷偷地运出王府官宅。因为
“树倒猢狲散”是必然的。帝王的子孙都绝顶聪明，哪个还没有这点预感？给自己预留退路。这时候，那“国”，就成了崇祯皇帝自己一个人的“国”。他发动了整个皇宫，才筹集了不足四百两银子，真的是不够塞牙缝的。
庞大的特务体系仅仅贪婪还犹可说也，更可怕的是，他们制造了崇祯皇帝“无人可派”的局面。
既然是秘密薪酬，就带有巨大的随意性，但是这“性”总得有一点可操作****，否则的话，让喽罗们如何去献媚取宠？于是，皇帝们就不断地进行“政策调整”，“量化指标”。说白了，就是告密越多，越重要，就显示的忠心越强，越真诚。因而薪酬也就越多。
只可惜，遭际了“后浩劫”时代，只有“半部论语”，那些忠心耿耿但却操守有限的驯服奴才，这时就难免把“血腥”与“忠心”划上了等号。本来嘛！他们就是一群人格低下的无耻之徒，但凡稍有人格，谁肯以告密为职业？所以这班侏儒小人在物欲的熏陶下，很快就把“告密”升级为“诬告”，于是个个忠心可嘉，多多赏赉，国库囊空如洗不说，满朝文武可也就越来越少了。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流放的大学士也有两人，作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就落到了如此下场，实在令满朝大臣寒心，至少说明还有另外一批更为皇帝信任的人。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平均每人的任期只有一年。十七人中，一人被处死，五人被下狱，下狱中的两人又不明不白死在狱中。兵部尚书也不只一个被处死。地方督抚中，总督被杀者7人，其中就有建立了“鼎天”功勋的袁崇焕。巡抚11人，还不包括被逮后被迫自杀的。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大家都缄默其口，但是，却是绝对的两种人：一种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却并不信任皇帝，只是想从皇帝那里尽可能地多捞一点，他们决不锋芒毕露。但是，却时刻警惕着，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或者没有本事，或者把有限的本事都用在了“诬陷”、“告密”上了。平生是干不了一项正经事情的；另一种人真心忠于皇帝，却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偶尔有一两个敢于大声疾呼的，也决没有好下场，常常是未等开口就被众多的第一种人扼杀了。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读孔孟之道的书当了真，想干一点正经的事情，往往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尽管如此，还能够为天子的江山作一些修修补补，延缓崩溃的事情。发展的趋势却是：第一种人越来越多；第二种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到了“有君无臣”的地步。
众叛亲离，孤家寡人，正是“特务政治”的必然结果。
三
祸不单行，1642年崇祯皇帝唯一得心应手的屠刀易手，洪承畴投降了皇太极，让一场隆重的“举国皆祭”化成了“举国讨伐”。洪承畴的所有业绩统统一风吹。“常胜将军”也变成了“常败将军”。然而，这种中国式的逻辑却改变不了一种可怕的事实，就是他曾经战败过的敌手，不仅乘机崛起，而且加倍地幸灾乐祸。
曾经只率数十骑兵逃出洪承畴重围的李自成，很快收容了各地被打散的部下，重新点燃了漫天大火。
这年大年初一，他攻破了襄阳，宣布自己是新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