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八月，国家主席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全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人民公社化的运动热潮。
兰馨的家乡同样被人民公社的浪潮席卷，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只保留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皋地区的农村和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表面上成天闹哄哄的热闹异常，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地里劳动，在生产队开会，忙得不可开交。
清晨，似薄纱的雾气笼罩着田野，好像在给水稻最后的滋润。太阳出来了，眼前金黄一片，饱满的稻穗低着头，把稻秆都压弯了。露珠挂在稻粒上，在阳光照耀下，发出耀眼的亮光，好似无数珍珠。人们手拿闪着银光的镰刀，开始抢收，汗水在他们脸上流淌。“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汇成了一支田园交响曲。这声音多么动听，多么欢快！那大豆在豆荚里探出圆圆的小脑袋，向外张望，好像也在欣赏这丰收的景象。
面对这热火朝天的情景，兰馨的情绪有些低落。她知道，母亲要让她回来倒花生了。“倒”花生就是把散落在花生地里没有能够收起来的花生找出来。生产队统一收获的花生是归集体所有的，只有散落在地里的少量花生“倒”出来后是归私人所有。一般的劳力要去地里劳动挣工分，小孩和老人是倒花生的主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花生地都可以随便进去倒花生，只有已经收获过，得到生产队长许可，认为已经没有多少花生遗落的花生地才可以进入。获得生产队长的准许，称为“放刹”。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对兰馨说：“兰儿，明天，大渠南的花生地要放刹了，你歇两天，回来倒花生。”
“会掉课的。”
“再补吧！”
母亲的话就是命令，兰馨不再说什么，算是勉强答应了，她知道母亲只要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第二天清晨，一群老人和小孩早早地等侯在大渠南的花生地旁，兰馨拎着一个小小的篮子，带着一把小锹，站在人群中。
一会儿功夫，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走来了。他双手背在身后，昂首挺胸地走着，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就是晏家岱的生产队长鲍家凉，绰号凉狗。凉狗是晏家岱人见人怕的人物，手中掌握着整个晏家岱最大的权力，监督人们上工，记工分，分粮食，找钱等等。
生产队长，这个人民公社化的产物，现在已经随着历史的流沙渐渐远去了，随他而去的是一种制度一种风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仅仅只是一朵短暂泛起的浪花，但他却折射出了一个错杂纠纷的年代和那年代的纷纷扰扰的记忆。在那样的时代，生产队长对整个人民公社化的集体劳动是有相当大的贡献的，他们本应该成为被人们称道并记在心里的模范，但由于社会模式的缺陷，在最基层的劳动人民眼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形象并不高大。
就在这年春天，晏家岱最老实的麻子奶奶都被这个生产队长打哭了。在集体种花生时，有些人饿得实在厉害就会偷吃生花生。凉狗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想出了一个奇怪的办法。他规定种花生的人每一行种到头时，必须喝水漱口，证明自己没有在中途偷吃花生种。凡是偷吃过花生种的人只要一漱口，吐出来的水就是白色的。
麻子奶奶六十多岁，花白的头发，瘦弱的身躯，成天佝偻着腰，走路颤颤巍巍，仿佛一阵风都能把她吹倒。她有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村，老伴儿前两年得病去世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一个低矮的茅屋中。因为家中没有劳力，所以她也坚持一起下地，挣些工分。她也许是太饿了，在种花生的中途，忍不住偷偷地往嘴里塞进了几粒花生种。然后，就在这片花生地边上，看到麻子奶奶嘴里吐出的白色的漱口水，凉狗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顿时，麻子奶奶的嘴角就流出血来。
看到迎面走来的生产队长，兰馨悄悄地地往其他人身后躲了躲，作为孩子，她对这个这个凶神恶煞般的人有着天生的恐惧。凉狗的身旁是晏家岱最会算账的会计张邦杰，因为两个眉毛间有块黑色的胎记，人送绰号“三只眼”。三只眼的腋下夹着一本黄褐色封面的工作日记，双手抱在胸前，紧跟着生产队长一路小跑。
到了田头，凉狗转头看看周围的老老少少，脸上闪过一丝轻蔑的笑意，他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地说：“这块地呢，今天就放刹吧，可以进去倒花生了！”说完，带着会计转身朝远处走去，边走边轻声嘀咕：“谅你们也倒不出几粒来。”生产队长的身后，人们已经一窝蜂地涌进地里，如同美国西部的淘金者一样，低头拼命寻找他们眼中的“金子”来。
兰馨并没有急切地低头去挖，她先在地上走上一遍，捡起几粒遗落在地面上的花生。有的花生只露出一点点，泛着乳白色；有的则躺在泥土上面，看起来是那么美；而有的只有茎露在泥土上面，抓住它的茎可以吧它拽出来。
等在地里走过一遍后，兰馨才找了一块空地，蹲下身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遗落的花生都是埋在土里，需要仔细地寻找。她用小锹吃力地翻开一块土，再用力把它敲碎，细心寻找着。每当敲开土块，发现一粒花生，无论是大是小，兰馨的心里都会忍不住一阵欣喜。偶尔，也能在这块土地里发现三个粒的花生，兰馨便会如获至宝似的放到衣服口袋里。
紧张而忙碌的一个上午飞快地过去，这块地已经差不多被人们翻遍了。有些人应该是觉得再也不可能翻出一粒花生了，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有些人却仍不甘心，反复地翻着，敲着，找着。
一整天，兰馨随着倒花生的人群，穿梭于大渠南这一大片花生地。傍晚时分，她提着篮子与放工的母亲一起往家里走去。篮子里是她这一天的收获——大概一两斤的花生。母亲抚摸着兰馨那沾着土屑的头发，开心地说：“我们家兰儿真能干啊，明天河西的那块地也要放刹了，再歇一天吧……”
就这样，兰馨一连在家歇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兰馨早早地来到学校。她像做了错事一样，战战兢兢地走上自己的座位。几天没来，桌子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想到这几天落下的课程，她的心里忐忑不安。数学课上，老师讲的内容自己似懂非懂，这可是自己最擅长的学科啊。他知道，在这三天里，老师已经教了好几节新课了。
课间，她把前两天教的内容反复地看了又看，可还是一知半解。同学们大多跑出了教室，男孩子们在追逐打闹，最要好的几个女孩子都在在兴致勃勃地跳皮筋：
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花开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四五六……
若在往日，兰馨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同学们一起边跳边唱着自编的歌谣。三天没来，同学们自然有些疏远了她。她拿着课本，趁着休息的间隙，悄悄地凑到班长身边说：“班长，教教我呗！几天没来，这些题目我都不会做了。”“来玩跳皮筋吧，不要这么认真。”班长看了她一眼又转过身去跟着大家一起唱起跳皮筋的歌谣来。兰馨知趣地回到了教室里，她知道，同学们不会轻易有这个耐心专门来帮她补课的，老师更不会有这个时间，只能靠自己了。
第二天，兰馨从家里抓了一把前两天“倒”来的生花生放在了衣服口袋里。小小的衣服口袋顶多装下了十几粒花生吧。用这把生花生，她请两个同学帮自己把这三天的课补上了，还用最后的几粒花生从宋如梅那里换来了一张格子纸。从那时候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兰馨总会努力地去思考，想出最为有效的处理方法来，这种良好的习惯让她受益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