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梅
（元）王冕
我家洗砚池头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在乾坤
绍兴火车站建成通车不久，就遭到了日寇的轰炸。那是1937年秋天，当时我正在绍兴县的第二小学上五年级。东洋鬼子在上海发动8 ·13 战争以后，就西向南京、南向杭州进攻，绍兴危在旦夕。父亲和大哥远在上海谋生，祖母和母亲准备带着我们去乡下逃难。那一天， 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才响过不久，嗡嗡嗡的日本飞机就到了。我和二哥不懂事，就跑到屋外去看，忽然看见东郭门上空那边朝城里飞过来两架日本飞机。飞机飞得很低， 机身上涂着太阳旗的双翼飞机中，每架上一前一后有两个飞行员，都戴着有大眼镜的飞行帽， 上身露在机身外边， 几乎连鼻子和嘴巴也看得清。不一会儿， 飞机朝北飞去， 轰轰几声，飞机扔炸弹了，然后它大摇大摆地飞走了。我们怎么没有飞机呀？ 不说高射炮， 连步枪也打得下来呀， 怎么没人打呢？ 不是去年全国还掀起向******献机祝寿吗？ 飞机呢？ 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战争就是这种似乎无人抵抗的轰炸。这永生难忘的一幕是我后来有机会上大学去考航空工程系要搞飞机的思想种子。
1927年农历十一月十八， 我妈妈戴琴声生日的第二天， 在山清水秀、鱼米之乡的绍兴城里， 一个平凡的家庭里一个平凡的男孩出生了， 没有欢呼和喝彩， 也没有铺红地毯的路等着他。但绍兴那甘甜肥沃的水土、勤劳朴实的民风， 以及加饭酒样醇厚的乡情， 滋润了他幼小的心灵， 使他一辈子为自己是一个绍兴人而庆幸和自豪。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们家住在绍兴东郭门内， 当时叫孟家桥13 号， 新中国成立后， 这条东西方向的街道有幸改称鲁迅路了。我家隔壁是姓孟的大户人家， 而13号则是一个破败的台门， 里边有几套屋子， 我们开始住在离台门最远的那一套房子里， 有一个很小的天井， 天井里有一株石榴树。记得小时候往外走时， 在中间屋的走廊里， 每次都能闻到住在那里钱家大妈烂屁股的臭味和她的呻吟声。再往外走的弄堂里有两只露天敞开着的粪缸， 当然是终年发臭的。后来我们搬到靠近台门一些的那套房子里， 那是台门外开小店的陈家住过的屋子，他们在外边又盖了新房， 这旧房就租给我们住了。这套房子有一间“客厅”， 地上就是压平的泥地， 黑漆漆的， 夏天铺上席子睡午觉倒是挺凉快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地板房， 是我父亲和三叔这两房儿媳住的， 外边一个天井， 边上侧屋则是祖父母住的。
我1927年出生时， 父亲屠开沅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做事去了，按现在的话说， 父母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祖父屠大荣 （又名平海） 是绍兴城里一个小纸店的管账的店员。纸店的纸是用稻草作原料的， 是当时绍兴的传统手工业锡箔纸的半成品。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 识得一些字， 十几岁时， 去一家米店当学徒， 后来因能写字打算盘， 就当了账房 （小店里记账的）。1927年经亲戚介绍去上海， 在一个内河轮船公司的船上当职员， 那是由上海经苏州河上游方向去苏州无锡的船， 后来调到汉口路惠中旅舍去当职员， 那个内河轮船公司和惠中旅舍是同一个老板。惠中旅舍是五层楼， 有阳台、有电梯的旅馆， 客房里都有电风扇和红木家具， 当时在上海租界也算中等水平了。职员见到老板都要立正点头问好， 管理上是老式的， 如父亲管账等就是用毛笔写的。父亲他们十几个职员， 就住在一间锅炉房楼上的大房间里， 双层床上下铺， 蒸汽管道经过这房间， 24小时都是嗡嗡响的， 夏天当然很热。后来我们在上海有了家之后， 父亲仍经常在那里住， 因为旅馆日夜两大班， 父亲经常有夜班， 而且从来没有星期天。
我有两个哥哥， 大哥基远比我大7 岁， 二哥基道比我大4 岁。我5岁的时候， 就被送到住家附近的一个私塾去念书， 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父亲从小没有更多的书念， 到了上海工作后见了些世面， 感到在社会上没文化出不了头， 所以主张孩子要多念书。祖母担心我太小， 对送我去私塾念书很不忍心， 说，才摘下****的孩子就要去念书， 多可怜。到了1933 年夏天， 我未满6 岁时， 大哥就让我去考在塔山下的绍兴县立第二小学 （简称县二）， 因为念过私塾， 所以进小学时考上了一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哥哥们还为此高兴了一阵子。那时大哥已从县二毕业，考进了稽山中学， 二哥则还在县二念书。从东郭门走到塔山下是有一段路的， 我就每天背个母亲用布为我缝制的小书包， 跟着哥哥们去上学。
在县二念书， 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 有钱的人家， 由佣人提个搪瓷饭盒天天送， 我们就在学校吃包饭， 八个人一桌， 一般都是素菜， 最好的是有一碗蒸的鸭蛋， 八个人每人一瓢羹， 也就没有了。有一次菜实在不够吃， 厨师给大家添加了一碟酱油泡的生萝卜丝，其美味我至今还记得。
学校老师中， 记得起的有一位姓沈的教务主任， 戴眼镜瘦高个， 常常主持全校的周会， 很和善的。还有一位矮胖的音乐老师，姓陆， 很严厉， 要大家记住哆、 、咪、发的简谱， 大家一时记不熟， 他就制了几张大卡片， 叫学生一个个站起来抽着让你念， 大家好怕他。
念小学二年级时， 母亲带着我去上海探亲， 住在舅父家， 我就因此留了一学期， 那时似乎无所谓。这是我和母亲第二次去上海了。在我4岁的时候， 母亲冲破大家庭的束缚， 带着我和二哥去上海， 父亲在上海租界外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附近租了一间亭子间， 算是在上海建立小家庭了。却不料好日子才过了几个月， 上海局势突然紧张起来， 在日军于1932 年初发动一·二八事件前夕， 母亲带着我们匆匆逃离上海返回绍兴。后来那租用的房子毁于战火， 买的一些家具都烧光了， 父母在上海第一次建家就失败了。当时租界内房租贵， 租界外便宜些， 却不料碰到了战争。也就是这第一次做上海人， 我按上海话叫母亲为姆妈， 一直到老， 与两个哥哥按绍兴话叫娘不一样。
我们台门外南边平行着有一条小河， 东郭门是一个水城门， 河流流过城墙后， 进城有南北分支， 向西继续流的一条就经过我们这里。河不大， 但水还可以， 反正我们家里除吃的是天落水以外， 用的全是那河水， 洗菜、洗米、洗衣、洗马桶等， 只是马桶在另一台阶洗而已， 水仍是那河水。我们没有井水喝， 天落水是用半根大竹头挖通作槽， 接住屋顶下来的雨水再用竹管引到缸里存起来的， 落雨时开始水脏先不接入水缸， 落一阵子以后才引水。有时天好久不下雨， 水缸里的水用完了， 当干旱时河水也不好， 就用明矾打一打， 使水中的杂质沉淀下来， 吃上边清的水。
卖鱼、虾的小船也从那河里进城来， 卖者一边划一边叫“鱼呀、虾呀”。鱼、虾就养在小船的舱里， 船底有个木塞， 拔开， 就放活水进来， 鱼、虾出不去。看着舱里没有多少鱼、虾在游， 但要买时， 他用竹篓一兜， 真还不少， 当然总共也就几斤吧， 我们这种小户人家也就买半斤甚至四两虾而已， 只是只只都是鲜活的。
那时绍兴交通很多依靠水路， 所以小划船、乌篷船常常经过我们那里。我们邻居中就有一个靠划踔 （音“淑”） 桨船为生的大伯。这种踔桨船恐怕只有绍兴才有， 船很小， 但有移动的篷， 人坐在垫草席的船底里， 有一块小横板当桌子， 船夫坐在船尾， 背靠在后边的木靠背上， 用前伸的双脚操纵一支较大的桨， 使船前进， 手中一支小桨则主要是起把舵作用的。那双脚很灵活， 往前蹬时也很有力， 而且奇怪的是桨在右边远远地划水， 船却能直线前进。不知道这种绝技现在是否已失传。当时， 母亲带我们去阜埠、湖塘等地方走亲戚， 都是雇踔桨船去的。城里交通则有黄包车， 即人力车，那较贵， 有一次母亲带我晚上回家坐过一次。有钱人家的少爷则有包车坐， 即自己家里的车雇常年的车夫拉， 那种车装饰当然不一样， 擦得雪亮， 后边插一根鸡毛掸， 前边脚下有一个用脚踩的响铃； 叮当叮当一路响过去， 要人让路， 还有一条毛毯盖在大腿上挡风， 好不威风。
小时候在绍兴最有趣的是清明节去上坟。全家租一条乌篷船到乡下去上坟， 那是祖父带着去的。大人带的祭品我们不注意， 只是总有些吃的零食带去， 一路上好吃， 如发芽豆、甘蔗之类。甘蔗是台门外小店里买的， 小店的陈大妈给我们刨了皮， 再用铡刀切成半寸多长的一小段一小段， 用竹篓盛好拎着走。船一路过去， 当然一路可看风景， 如过东湖， 当时好像还有人在叮叮咚咚地开石头； 还可看到拉纤的埠船， 它比我们摇的船快得多； 还有比较高级的明瓦船， 甚至还有小火轮。那时河里有养鱼的竹篱笆， 水道中间有较矮的齐水面的缺口， 我们的船摇过去， 犹如给船底挠痒， 每次哗哗地从船底挠过， 我们小孩便欢呼一次。河的两旁都种了乌桕树， 听大人说， 它结的乌桕可榨出油来， 做蜡烛。反正新鲜事情很多。到了上坟的地方， 那叫东堡， 我们上了岸， 那里有两座山， 叫大屠家山、小屠家山， 是过去老祖宗买下来的， 屠家子孙死了， 都可免费葬在这山上， 因此我的太爷爷就葬在这里。山上松树很多， 山风吹得松树都不停地沙沙作响， 城里人也听不到， 当然特有意思。到坟上拜过以后， 我们就去采映山红， 碧绿的山上， 东一丛西一丛的映山红， 好看极了。这时不仅我们小孩高兴， 连祖母、母亲等大人也高兴， 难得有机会来啊。
上坟以外， 还有游夏禹陵， 好像也在春季。记得有一次是三叔带我们去的， 坐的是埠船， 印象里夏禹陵的夏禹菩萨好高大呀。庙前一带全是摊贩卖吃的东西和玩具等， 三叔给我们买了一张蝴蝶鸢， 我们在回来的船上一路放过来， 真是好玩极了。东湖也是三叔带我们去的， 记得要坐着船才能玩， 船进到里边， 峭壁很高， 三叔告诉我们， 这都是开石板 （采石） 开的， 而且越是往地下开， 石板越好， 所以底下开得很深。原来这峭壁不是天然的， 对大自然的形容词里有“鬼斧神工”， 而这里却是人斧神工， 千百年间， 一锤一锤凿出来的———众志成城的人是很伟大的， 这能不能说是绍兴人的象征呢？
那时东郭门内还有很多田， 我们台门对面就是一大片田， 叫十三亩头。从台门前向南边远远望去， 有一座大山， 叫香炉峰， 那香炉峰我们小孩没有去过， 据大人说好高， 只有祖父每年要去一次；是拜菩萨还愿时去的。说到没见到过的， 还有大蜒蚰螺， 那是端午节， 一些男人喝了雄黄烧酒以后， 脱了衣服醉卧在塔山上， 妇女们都不敢看， 远远望去好像大蜒蚰螺， 据说还是一景呢。
夏天， 大哥还带我们到河里去学游泳， 他已学会， 我和二哥不会， 扑通扑通地玩玩水罢了， 现在想起来， 那河水虽是活水， 还是比较脏的， 但那时没那么讲究。春天河里蝌蚪很多， 抓些来养， 则是最简单的玩具了， 这黑色的小动物也很有意思， 慢慢地会长出脚来。
父亲在上海大码头做事， 也算穿长衫的先生了， 但不见得每年都能回来探一次亲， 但不管回不回来， 他每年夏天都要买一些红膏药和“十滴水”托人带回家里， 交给祖母和母亲做好事。一盒一百个红油纸的中药黑膏药是贴疮疖的外科药， 用火柴烤化， 揭开贴在疮疖上， 有脓拔毒无脓消肿， 还真有些用处。那时绍兴卫生条件差， 一到夏天生疮的人较多， 邻居们来要， 给一两个， 贴了就好；“十滴水”则是内科药， 一小瓶一小瓶的中药水， 治肚子痛、发痧、头晕甚至对牙痛都有用， 邻居们来要一两瓶去， 可解决大问题。祖母说花些钱， 为邻舍隔壁做好事， 是积阴德的。我们那时大家好像有小毛病都不大看病的， 到县二去上学， 要路过福康医院，那洋医院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只记得抗战前有一年绍兴流行霍乱，那时绍兴人叫它瘪螺痧， 因全身急性脱水， 手指也都瘪了， 我堂弟染上了这吓人的病， 送进福康医院治了才好的， 这时小孩当然不能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