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育理文集》即将付梓之际，老领导朱育理同志请我作序。听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的同志说，大家一开始都建议请中央领导同志作序，但朱育理同志始终坚持让我这个晚辈来写，这既是对我的抬爱，也是我莫大的荣誉。
就像许多刚刚走出学校、进入航空工业的年轻同志会到处打听林左鸣这小子是怎么个来历，有过什么经历一样，我当年大学毕业来到航空企业以后，也对航空工业的“掌门人”充满了好奇。比如航空工业创始人段子俊副部长，当年曾经是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讲他们那一批人的故事；再比如莫文祥部长，他是老八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比如林宗棠部长，作为我党培养的第一批专家型领导干部，曾经是万吨水压机的副总设计师，等等。对于领导们的这些传奇经历，我打心眼里敬仰。
朱育理同志1992年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1993年担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作为军工五大行业总公司之一的总经理，他享受正部级待遇，所以我们更习惯称呼他朱部长。虽然那时我已经担任成发[1]的副总经理了，但依然保持着曾经的那份对“掌门人”的好奇心。通过主动了解，我朦胧地感觉到他的经历与我有一些共通之处。这种共通之处主要在于，朱育理同志在“**********”当中受到很大的冲击，而我的家庭在“**********”当中也受到了很大冲击。在这一点上，我在内心深处对朱育理同志产生了很深的情感上的联系。
“**********”期间，他的父亲因为早年的“瓦尔德事件”[2]被打成“走资派”。在当时“反帝反修”的大背景下，朱育理同志作为高级干部子弟以及曾经留学苏联的身份，加上他出于对“******”倒行逆施行为的憎恶，讲了一些坚持真理的话，最终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朱育理同志右手的残疾就是那时留下来的，至今他仍然用左手写字。
“**********”期间我曾多次见过自杀的人间惨剧，当我知道了朱育理同志的这些故事以后，我认定他一定是个很有思想、意志坚定，而且心态非常好的人，否则在那种环境下他根本扛不过去。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朱育理同志8岁起就参加革命，给359旅家属队当勤务员。留学苏联时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给他们做演讲，后来我有机会听朱育理同志绘声绘色地描述毛主席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段历史，就像自己也身临其境一样，心情激动澎湃。朱育理学成归国后，先后在航空工业的625所以及航空工业部机关工作，1987年调到国家教委担任秘书长，后又历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生产办副主任等，期间还按照******副总理的要求，发起了名噪一时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再后来，朱育理同志又“空降”回到航空系统，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直到1993年担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朱育理同志担任总经理后的1995年3月，我被任命为成发总经理。那时成发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军品任务了，全靠民品在外面拼杀，非常困难。也就是说，成发在当时航空工业整个大盘子里面，已经无足轻重。但朱育理同志对我当时搞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一系列做法竭力推崇、亲自宣传，连续两年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领导干部大会上点名表扬成发的改革。这一时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二次出国，就是朱育理同志带队到美国参加UTC公司[3]的一个高峰会晤。期间，朱育理同志带着我、陈浚[4]等3个人，坐直升机去UTC公司总裁乔治·戴维家里做客。印象之所以深刻，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人很多，如果论职务、论资历，根本轮不上我，可朱育理同志最后还是带我去了，这显然是对我的厚爱，更是对我放开手脚搞改革脱困的巨大鼓舞。
时间到了1997年年底，我当选为成都市市委委员，紧接着在1998年年初，我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成都市市长****轩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担任主管工业的成都市副市长，并提到将来推荐我接任他的市长职务。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我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与成发这个困难企业的总经理相比，副市长的位置显然更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想到成发刚刚有好转的迹象，特别是朱育理同志这么支持我，在公司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就跑了，有点儿不像话。所以我向朱育理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请他帮我挡一挡。后来组织出面，我最终才没离开我所深深热爱的航空工业。
1998年，朱育理同志开启了我人生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天，我正好在北京，准备第二天坐飞机出国，突然接到朱育理同志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左鸣啊，你现在在哪儿？”
我说：“我明天要出国，现就在北京。”
他说：“你住什么地方？有个事儿，我过去找你一下。”
我忙说：“这不合适，我去您那里。”
后来，他让司机把我接到了他的家里。
在他家里，朱育理同志跟我讲了黎明公司的情况，以及黎明公司有多么困难，******总理很不满意。经过朱育理同志提名，以及他和国家人事部部长******、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3个人研究，******领导点头，最终决定让我去担任黎明公司的总经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发自内心的不想去，因为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那时成发已经好转了，我坚信我这个年轻总经理的舒服日子就要来了。而黎明公司是航空工业第一亏损大户，在辽宁省也是首当其冲，而且又地处东北，冰天雪地，我这个南方人很不适应。朱育理同志说：“你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决定了，你不能不去啊。”我一时挺尴尬，这时朱育理同志递给我一根烟。我告诉他为了成发已经戒烟了。朱育理同志说：“戒什么啊？抽吧！”这一个劝烟，让我摆脱了窘境，也下了决心。
后来我跟许多人讲起这段往事，当初我在成发戒烟，要表示我一定能清清廉廉地把企业脱困搞好，所以戒的是“明志烟”；在朱育理同志家里我最终接过了他的烟，是表示豁出去了，决心一定要把黎明公司搞好，所以抽的是“决心烟”！
后来，朱育理同志亲自坐火车送我到沈阳。这一路，朱育理同志跟我讲了很多。跟我讲他的父亲担任沈阳第一任市长时的情况，****是军管会主任，陶铸是********，陶铸的女儿是他的干妹妹，他的妹妹是陶铸的干女儿，等等。他跟我说：“左鸣你别怕，在沈阳咱有根，你一定能干好！”
说句老实话，对于黎明公司的情况，我一点儿底都没有，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这次搞不好，就真的没法向******总理交代了。这时我们正好路过沈阳东郊的沈阳第二监狱，朱育理同志跟我说，他的母亲当时在法院工作，他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看枪毙犯人。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突然平升一股豪气和勇气，这次我真的豁出去了。
在朱育理同志领导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从1993年年底开始酝酿进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到1996年年底******批准方案，前后历时3年多时间。在这期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改革不等不靠，已经先行一步，成立了若干专业子公司。现在看来，我们今天搞的母子公司的做法和当年实际上是如出一辙的。在******批准的《试点方案》[5]中提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经国家授权，作为投资主体，统一经营航空工业国有资产，着力优化国有资本投资结构，提高资本运营效益，向国家承担保值增值责任。行业内部形成总公司、企业集团（专业公司和大型企业）、基层企业为基本框架的层层负责关系。其核心是，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逐步成为重大决策和资产经营中心，并作为下属子公司（企业集团）的出资人，享有规定的权益；集团公司作为独立法人，进行公司化改造，享有相应的权益，向出资者（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负责；基层企业享有规定的经营自主权，并向出资者（企业集团）负责。企业集团作为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朱育理同志搞控股公司的决心非常大。他为了开展国际合作的便利，曾经向******申请一个“国家航空工业局”的牌子。当时****总理讲，要航空局就不能做控股公司，做控股公司就不能要航空局。朱育理同志最后下决心不要牌子，做控股公司，可见当时改革决心之大。由于后来******进行国防科技工业改革调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被拆分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公司，所以这次控股公司试点也不了了之了。
2006年我接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总经理，以及2008年担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之后，关于中国航空工业改革的几乎所有重大思路，包括我们提出的“两融、三新、五化、万亿”发展战略，包括母子公司架构，都是按照朱育理同志“控股公司”这张蓝图做的。我之所以后来考虑让党组成员兼任直属单位董事长，也正是吸取了朱育理同志当初成立了专业公司后，出现过的一些教训而做出的决定，目的是防止直属单位被架空。包括资本化运作、国际化开拓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整个大的思路，都没有超越朱育理同志当初所设计的大框架。包括朱育理同志领导开展的“腾飞计划”“航空凝聚力工程”等，都给了我很多启示。甚至我们今天搞的干部交流、大量启用年轻干部等，也都是我从朱育理同志那里学来的。因此，我非常自豪地承认，我忠实地继承了他的思想和衣钵。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保密等诸多原因，朱育理同志有不少重要文章无法收入这个文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期间，正值台海之间风高浪涌、波诡云谲，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坚持航空为本、全面完成重点型号研制任务，以歼10、歼11为代表的武器装备研制全面发展。特别是在苏－27项目对俄合作中，朱育理同志作为一个留苏归国的高才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艰苦的谈判过程中，朱育理同志可谓如鱼得水，展现了特别的亲和力，他甚至可以大段地背诵普希金的诗，唱俄罗斯流行歌曲。当时的大背景是苏联解体后，中俄合作已经中断多年，是朱育理同志这个“强力胶”，在中俄两国的无缝对接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回首我在航空工业工作的几十年，无论朱育理同志在位还是不在位，他对我的熏陶和影响是巨大的。他给了我两次担任两个大型困难企业总经理的机会，这两次经历成为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同时，朱育理同志宽厚待人、个性谦和、知识渊博、睿智幽默的魅力，再加上他丰富的个人经历，无不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影响了我。
对于整个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而言，朱育理同志的意义在于，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航空工业才真正开始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觉醒。也就是说，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化，始于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阶段。是朱育理同志，领导绘制了一张中国航空工业改革发展的基本蓝图。
我相信，朱育理同志关于中国航空工业改革的一系列思想，不仅仅属于他的那个时代，而且必将继续指导中国航空工业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当下所要做的，就是勇于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继续振奋精神，将中国航空工业改革的这张蓝图一往无前地干到底！
注 释
[1].时称成都发动机公司，现称中航工业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成发。
[2].１９４９年６月沈阳市有关部门破获美国间谍案，１１月２１日瓦尔德及美国领事馆相关人员被判刑并于１２月被驱逐出境。此事件被称为“瓦尔德事件”。
[3].ＵＴＣ公司，美国联合技术公司。
[4].陈浚，时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发动机局局长兼发动机公司总经理。
[5].《试点方案》，全称为《******关于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进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方案的批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