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盯住基层人民，力量来自枪杆子，道路在广大的农村。至此，毛泽东彻底觉悟了，构成他一生力量的关键点齐聚他的脑海。当年佛陀经历数十年的苦修，最终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开始了佛教的传播。而毛泽东则是经历了集会结团，再到组党，他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共产党中，他按照大知识分子南陈北李指引的道路，热情地组织工人运动，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说到底，只是锻炼了一下；随后，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引，与国民党联合，他积极为国民党构建湖南基层组织，参加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为讨伐军阀呼喊效力，这一切的努力与人家的刀枪相遇就烟消云散，生命都受到严重威胁，数年心血化为乌有，追随者被血淋淋屠杀而没有任何反抗之力。一切都是假象，力量在敌人的手里，震怒中，毛泽东豁然发现严重威胁他和他的同志们生命的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大本原：他以前忽略的，也是世俗力量中最关键的力量——枪杆子。
革命意味着风险与机会共存
不要以卵击石，要以石击卵
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后来人们熟悉的歌词“毛委员，指航程”就是从此开始的。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拿笔做武器，宣传部长的工作让他颇有成为大圣大贤的感觉，他从来没有真正做过军事工作，是敌人的枪杆子逼迫他拿起了枪杆子，因为在枪杆子面前，笔杆子代表的真理是那么地苍白无力。
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关键是第一步已经迈出。
他在8月12日秘密回到长沙，我们熟悉的起义是9月9号，有没有人问过自己，为什么农民起义要等到秋收的时候？军队的起义就是在8月1日，说干起来就干起来了，而毛泽东的起义则要等到秋收呢？这就是革命条件的约束，所以光想着闹革命，不想着革命需要成熟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要创造条件，脱离了这些很细微的工作，革命无法成功。同样我们后人学习和了解近代史，如果只是停留在革命理当成功的阶段，那对自己的进步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要想发动农民起来就要等到秋收后，能想明白吗？其实原因比我们想的要简单，秋收后有饭吃的人，就不会革命，但没有饭吃的人就会造反，中国人不是印度人，会木然地等着饿死，这就是革命的真相。
毛泽东在起义前做了认真的调查，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是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另一个结论是，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了军阀的旗子，只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才是正理。
第一个结论很重要，它表明机遇和机会的作用，要造反得看有没有人跟着走，也就是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第二个结论则有利有弊，公然造反意味着风险与机会共存，会直接面对强敌，但也会得到自己人的支持。
在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做出的是同样的规定。
毛泽东不再跟在中央的屁股后头，他要领头了，湖南秋收起义时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这显然是重大的路线问题，毛泽东此时已经站出来，为自己的党指方向了。
旗帜问题很重要，但策略更重要。毛泽东清清楚楚地知道靠着乌合之众与国民党正规部队拼命终归是要失败的，拿着梭镖和敌人的钢枪直接对打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一方面宣传鼓励人民奋起反抗，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要有以一当十的气魄，另一方面又提醒大家不要以卵击石，而是要以石击卵。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少而又少，但在毛泽东的心中，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毛泽东的做法与中央的决定不一样，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彻底地独立了，他有了较为完整的自己的套路，共产党人被逼拿起刀枪来拼命，但具体怎么办谁也不知道，而实干家毛泽东显然比其他的书生们强许多。
毛泽东开干了，他制定了五条暴动纲领：1.同国民党决裂；2.建军；3.没收土地财产；4.高举共产党旗帜；5.组织政权。
莫道书生空议论，书生只是毛泽东的表象，真要干起来才知道，毛泽东可不是只会写文章的文化人，看看他的纲领吧，南昌起义可没有他搞的这么多内容，他一出手就是全方位的。就是从这时候起，毛泽东走在了他的同志们的前头。
我们看看毛泽东能拉起来的队伍：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手下的一个团；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老人和三个孩子，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夫妻的永别！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开始集合他的力量。几年前在安源的工作有了收获，安源的工人们愿意随他暴动。就在这时，长沙暴动计划被敌人截获，长沙戒严了。
毛泽东在安源做好安排后，赶往铜鼓，在途中被民团抓住，据说靠着行贿，更主要靠着逃跑，毛泽东躲过了这一劫难。
这一段经历是中国古语“白龙鱼服受制于渔夫禽鸟”的最好的注解，毛泽东这个后来震撼世界的巨人，差一点叫几个民团的团丁给捉起来毙了。人类最奇特的一点在于社会结构，使得某些在权力金字塔的上层的人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幻象，一句话决定千万人的生死荣辱的权力使人膨胀，以为自己金刚不坏。但作为生命，却又不能摆脱生老病死，在某种特定的力量面前，又是完全平等的。西方人常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了不起的人也不能直接面对子弹刀刃。真正的力量在于你可以有所选择，中国人常说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是这种智慧的体现。这是毛泽东少有的危险之最，面对指着脑壳的刀枪，他完全没有办法，最终他只得下决心靠自己的腿跑路，才脱离了危险。
好在毛泽东跑了，跑了就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这时候的他第一次真正成了军队的指挥者，他发出命令，形成三路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但是真实的情况远不是诗词中描述的那样令人激动，令人乐观，工人、农民根本就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一呼百应，没有干柴，自然没有烈火，一点点火星子，遇到的是湿草和暴雨。起义军在强大的敌人反击下，败退下来。
有资料表明，毛泽东上报给瞿秋白的报告中，他预言的将参加起义的人数超过了实际人数，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则进一步夸大。信以为真的共产国际大喜，其指令自然是猛烈地扩大，最好席卷湖南，最好拿下长沙，最好……
事实上没有最好只有更糟，农民运动在高温情况下的轰轰烈烈是一个表象，到了严寒冰雪的时节又都猫了起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没有直接能够看到的好处，还很危险。中国的大多数人只会躲起来，做旁观者，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就痛心疾首地指出过了，这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起义没有成功，这一桶冷水没有浇灭毛泽东革命的热情，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撤退。这时，毛泽东的人马锐减到一千余人，原来到底是五千还是一万，甚至十万？多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手下就这么多人，怎么办？怎么干？
毛泽东需要做出抉择：是进攻还是退却？进攻将全军覆没，退却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毛泽东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这是他自立的开端，在困境中做出最正确的决断，表明他是最合格的世俗领袖，总指挥卢德铭支持了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空场上向他的残兵败将们发表了如此演讲：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比喻准确之极。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有人相信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追随毛泽东，其中就有罗荣桓元帅。
注意这时候，毛泽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因为他尚未找到战无不胜的方法。
南下的路途依然充满险情，毛泽东巨大的名气给他带来集聚跟随者的优势，但也带来副作用——他的小部队遭到相对猛烈的追击。追击的动力来自高额的奖赏。
撤退江西途中，他们得知了井冈山可以落脚。于是毛泽东继续南下，途中，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惜哉，卢德铭，活着岂不是一位元帅？
秋收起义也不是一次胜利都没有，经过莲花县时发现县城没有敌人的正规军，毛泽东就领兵打下莲花县城，这个难得的胜利，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一白遮百丑，一胜也能掩饰前面的失利，这就是人性，没有人能在失败中感到振奋。
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安全了，毛泽东和他的部下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此时的毛泽东手下只剩下了不足千人，毛泽东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被后来历史证明是绝对英明的决策——缩编。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在毛泽东宣布他的这支军队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打天下的目的之后，所有留下的人就成了有政治理想的中坚力量，他们将接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苛刻的规矩，是什么因素让七百来人留在这样一个几乎不发军饷的队伍里呢？不发军饷而建军，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杰作，这个几乎不成立的命题被毛泽东证明完全可行，这意味着毛泽东将克服任何艰难险阻，从成本角度分析，他的成本最低，这也意味着他将战胜所有的对手，真相就是中国当年的现实，就是中国当年残酷的生态，就是中国有大量恹恹待毙吃不饱饭的人民。毛泽东天才地知道中国不缺人，缺的是能够带来胜利的领袖。
一位老红军给自己的孙子讲故事的时候说起自己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的父母饿死了，哥哥也饿死了，就在他饿得已经开始摇摆的时候，遇到了一队人马，给了一块馒头，于是他就跟着走了。后生们十分惊讶，说敢情不是什么有阶级觉悟啊？于是一个聪明的后生说，要是当时来的是国民党军队，那你就可能参加国民党了。老人想了想，摇头说，不是的，要是国民党给饭吃，我的父母和哥哥就不会饿死了。政府不管人民死活，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过去。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也是逼迫人民造反的因素。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源自曾国藩的策略，他们作为上层人物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人口众多所产生的问题和困境，采取了残酷镇压和杀光屠尽的政策。站在社会底层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绝对是反动透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劝说美国的上层社会对穷人做出必要的让步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如果某一个人（anyone）活不了，那么每一个人（everyone）也活不好。美国空间大，能说出这样的言语就是智者，就能被多数富人接受。中国空间小，加上蒋介石没有这种觉悟，他曾受过贫困的压力和窘迫，所以他努力向上爬，爬上去后他就努力保护着自己的利益，这本来也不能说错，但问题是有很多中国人活不了，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管是不成的，中国的历史早就证明，你可以杀死造反者，但只要没有饭吃，总会有人造反的。所以蒋介石一辈子将曾国藩捧在手里，作为楷模，真正的湖湘子弟毛泽东则将曾彻底地抛弃了。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官兵平等，党指挥枪。
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变革。“三湾改编”是建设人民军队的开端，这一开端之伟大，它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的军旗上飘扬着“八一”的字样，这是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确定的，毛泽东掌权后也没有更改，他把建军的荣誉给了“八一”领导人，但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却是秋收起义的这支队伍，是从经历“三湾改编”开始的。
人还是那些人，但被毛泽东注入了思想和灵魂，他就脱胎换骨，成了新人。中国从此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队，它的参与者不再是拿命换钱的雇佣军，而是为了政治理想而战的强力团体。最后毛泽东将它塑造成人民子弟兵，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政体，意义非凡而深远。可见毛泽东出手时，已经完全自立了。没有上级指示，这一切完全来自一位思想家的独创，他超越了他的上级和同一时代的人们。
在三湾，毛泽东给他的追随者们讲了他的全盘打算和路线图，用官话说就是武装斗争要同建立根据地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手握紧了枪，眼睛瞄向地盘，他第一步是先和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部队从三湾出发前，对着誓死跟随他的这些忠勇之士发表讲话，他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这些话是很能鼓舞人心的。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高明的鼓动者，面对民众奔走呼喊若干年，没有取得实际性效果，但一旦面对绝对追随他的部众，几句话就起到了激扬斗志的作用，可见语言的力量与实力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力，真理也会变成空话。
不能将所有人看作你的敌人
起义军继续往深山里面跑，以获得喘息立足之地，前来联络的是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是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这是一个好兆头，至少可以说服大家伙儿，我们不是无目的地瞎跑。
井冈山，自古就是土匪的出没之地，进可攻，退可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人多枪少。
井冈山的妙处，只要到过那里的人，一下子就会明白了，南美的革命者就曾经说过：到哪里能找到我们的井冈山呢？但井冈山更是一种思想，井冈山已不再是一个地理的名词，它已化作了一种精神、一个方法，理解了这种精神和方法，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就化作了新的井冈山。
转回到1927年，怎么与袁文才和王佐相处，就涉及革命的目标、方向、方式及政策和策略诸多方面。我们热衷于关注毛泽东最初始的作为是有道理的，秋收起义之前的毛泽东，是在别人下面打工的，虽然获得了不少的赞誉，但不是领袖，从秋收起义开始他才真正成为完全自立于世的人物，不要看他人少，但重要的章法却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