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杰看了看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上半夜遇到三起敌机的轰炸扫射，总算闯过来了。敌机的照明弹可真让人伤脑筋，像个灯笼似的悬在半空，发出耀眼的白光。看来梁兴初传授的经验还真管用。每当敌机飞临，投下照明弹，韦杰照例吩咐司机：“加大油门，闯过去！”在部队从公路上向西侧沟谷里卧倒隐蔽后，大路更好行车，司机借着照明弹的亮光一通猛开，左冲右闯，抛下一阵阵的爆炸声，一路好不惊险！
在第三次遭遇敌机轰炸的时候，跟在韦杰吉普车后边的另一辆吉普车翻了，大概是那辆车的司机为躲避一个弹坑，打了个急转弯，方向盘还没再打回来，就冲到路旁的稻田里。
韦杰的吉普车冲过去以后，等了一阵，不见后边两辆车跟上来，警卫员和一个参谋去找，才知翻了车。好在只有两个人撞了胳膊腿，轻伤，而车子掀过来后，一试还可以开。
又赶了一程路，就下开了雨。敌机再没有来。然而由于道险、车多、人多，十分拥挤，车子时快时慢，有时要堵一阵，甚至个把小时都走不了几里路。在一些岔路口和桥梁渡口，常常有几个军的单位挤在一起，争着抢行，秩序很乱。风雨更增添了这种混乱和嘈杂。大车和辎重车不时陷在泥泞里；马蹄打滑；徒步行军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摔跤。
一路上，韦杰不时看到有仨一群、俩一伙的文工团员在路旁进行宣传鼓动。这些年轻的男女文工团员除了背着背包，还要带着各自的乐器，有的扛着沉重的锣鼓箱，挎着沉重的手风琴，和部队一样艰苦行军。不同的是他们多了一项宣传鼓动任务，时常停下来喊口号、打竹板，给部队加油鼓劲儿。过后，他们还要加快步伐，去追赶已经走远了的队伍。
韦杰遇到一个年岁很小的女文工团员--大概是崴了脚，让两个人架着走，一走一歪。韦杰让司机停下来，自己下了车，让那个小姑娘坐车。姑娘却说什么也不肯坐。那个姑娘大概也只有十四五岁，长得很秀气，雨水扑打着她那一双大眼睛。她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告诉军长：“首长请放心，我一定跟上队伍，一定完成任务！首长快坐车走吧，您还要指挥部队呢！”
姑娘说什么也不肯上车。韦杰只好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雨衣给了那位文工团员。
大雨一直下到天亮，依然不停不歇。韦杰一行问了好几次路，才在一处山脚下的村庄找到一八〇师师部宿营地。
那个村庄很小，仅有的十几间房子已被敌机炸毁了大半。雨水倾泻在一片废墟上，激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
哨兵把韦杰等人引到一处低矮的茅屋前。
推开柴门，韦杰看到师长郑其贵正蹲在地上一个火盆前烤着袜子。这大概是一间存放杂物的屋子，没有炕，破烂的窗户在风雨中吱呀作响，雨水顺着窗沿淌下，在地上积了一摊。
由于没料到军长的突然到来，郑其贵脸上掠过一丝惊异的表情，他连忙从火盆前站起，向军长敬了礼：“韦军长来了？我们刚到这儿，正要烧点水，待会儿给军长沏一碗热茶喝，驱驱寒气……”
“部队情况怎么样？”韦杰和郑其贵握了手，旋即也蹲到火盆前烤着手。
“还好……”郑其贵用一根树棍拨了拨盆里的炭火，“每天平均行军一百多里，可以按时赶到集结地。”
“掉队的多不多？”韦杰又问。
“不多……也不少……”郑其贵嘟囔着，“每个团都有一些……太艰苦了，白天露营，夜里摸黑行军，敌机又轰炸，吃不好，睡不好，非战斗减员增加……”
火盆上吊着的铝制饭盆里的水烧开了，热气升腾着。警卫员用两个大碗分别给韦杰和郑其贵沏了茶。
滚烫的茶水喝得韦杰肚里热乎乎的。
“要是宿营后，战士们都能喝上碗热汤就好了！”韦杰自言自语道。
“难呀……”郑其贵摇着头。“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连饭也没办法做，部队宿营很困难，民房少，在大雨里……唉……”
韦杰透过缭绕的水蒸气，望着郑其贵。这是一个年近四十的长征干部。韦杰与他并不熟悉。只是在安东集结时，召集各师首长开会才认识的。韦杰知道，郑其贵以前是一八〇师的政治部主任，入朝前才被任命为师长的。
对于政工干部担任军事指挥员，或是军事干部改任为政治委员这种事情，在我军是比较平常的。韦杰知道，从红军初创时期开始，我军就有一批军政兼优的双料指挥员，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革命的需要，这些人时而担任这项职务，时而又担任另一项职务，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对于眼前这位他不甚相熟的郑其贵，韦杰觉却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似乎这个指挥员身上欠缺些什么：是军事指挥员特有的魄力与干练？或是仅仅是他气质上似乎多了些犹疑不定的东西？韦杰一时说不清。不过，艰苦的战争生活常常可以将一个平庸的人锻炼成一个出色的将才……谁能决然断定：一个普通人身上没有英雄和统帅的素质及潜能？而一个众口称赞的战将身上也常常暴露出普通人的弱点。既然如此，那么就让大家同心协力地迎接这场残酷的现代化战争吧！用中国人的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一遛。”
韦杰喝着热茶，继续和郑其贵谈着。这时候，郑其贵已从最初看见军长不期而至的紧张中松弛过来，尽可能详细地向军长汇报了各团开进的情况，并就掉队人员的收容问题和部队开进、宿营中的防空等事项听取了军长的指示。
韦杰是属于那种具有宽容品性和长者风度的指挥员，在与下级干部的接触中，常常使对方感到亲切自然，像一位和善的兄长。
他更多的是晓之以理和以身作则，并且常常表现出可贵的自责精神而不争功诿过。
他是一个壮族人，生有一副清癯的脸庞和凸起的颧骨，一双清亮的眼睛有些细长，总是那么温和而善解人意。
他也许缺少一般军事首长的威慑力，但其部属从他的冷静和智慧以及令人信服的分析判断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级首长那坚定的决心，因而自觉地不打折扣地去执行他的指令。
现在，当郑其贵陪着军长一起蹲在火盆边喝完热茶，汇报了工作，听取了指示后，把军长送到风雨阵阵的屋外，正与军长敬礼握别时，听对方轻轻一句：“我要去最近的部队宿营地看看。”郑其贵顿时强忍着瞌睡的神经和饥肠辘辘的肚腹，和军长一同上了吉普车。
“我也打算去看看。”郑其贵这样说。是呵，军长也一夜未合眼了，也一样疲劳饥饿，难道对自己师、团的责任感，军长就应当比自己这个师长更多、更重吗？
韦杰赞许地一笑，跨上了吉普车。随即，雨空里响起汽车发动的轰鸣声……
几十分钟后，吉普车停在了一处无法再行驶的窄小的山路上。
韦杰一行下了汽车，在随同郑其贵来的一位师作战参谋的引导下，登上山坡。
韦杰一行冒雨行走，一路泥泞，转过一片杂木林，看到山坡上一片高大的栗树林。一个营的部队在这里宿营。
韦杰的双腿顿时僵了一般立在风雨里--
那时天色早已大亮。栗树林里，部队的宿营地一片凄风苦雨。
战士们仨一群、俩一伙儿，有的撑着一块雨布，许多人躲在雨布下避雨，一个个坐在泥水里、树根上，背靠背打盹儿。
也有的躲在避风的石崖下，裹着雨衣、雨布横躺竖卧……
最让韦杰痛心的是：不少战士实在无处藏身，干脆互相用背包带或绳子把身体捆在树干上，就贴着树干站着睡觉……
韦杰泪眼模糊了，雨水和泪水一齐从脸颊上滚落，甚至连被喊过来的营长向他敬礼，他都没有注意。
“昨夜赶了一百一十里路，”营长报告说，“掉队的有四十三名……雨大，早饭生火很困难，有的连队搞到了干柴，烧了热饭，有的搞不到，只好吃些干粮……不下雨的话，一到宿营地就挖防空掩体，可以在掩体里睡觉。一下雨挖了掩体就被雨水灌满，人没处躲，这不是，大伙儿就这么克服……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咱们，只要两条腿不断，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到三八线……”
“军长，你看，是不是让部队休整一天？”郑其贵看看一身雨水的营长，转过头来，迟疑地对韦杰说。
又一阵风雨刮来，韦来浑身一阵瑟缩。他望着战士们的宿营地，半晌没言语。
“休息一天吧，军长……”郑其贵再次说。
“关键的时候，要看指挥员的坚定性……”韦杰对那位营长说，“替我向大家问好，就说，军长知道大家的艰苦，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韦杰伸出大手，紧紧握着那位营长的双手。之后，他转对郑其贵说：“既然大雨无法宿营，那就通知部队，稍事休息，继续前进！”
三
（文工队员任红举的回忆）
入朝后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紧急行军十八天，赶到向敌人发起新战役的集结点。我和在四川重庆一起参军的聂笃敬、陈小峰分到了某团一营二连，任务是在行军中鼓动宣传。那时，我们身上的负重量真不小，腰带上吊着两颗手榴弹，肩头上扛着一袋炒面烤饼，背包上插着一把铁锹，铁锹上还绑着两颗六〇炮弹（为连里的炮排分担重量），左右两胯除了坠着挎包水壶外，军衣口袋里还随时要取出使用的呱嗒板、笔记本、手电筒（偷偷带上的）。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个子长不高就是那十八天行军中压矬的。我年龄不大个头小却非常好胜，在战士面前从不显孬，我不但行军跟得上战士们，还能把机枪副手扛的子弹箱接过来“互助”一番。有一夜快步行军一百三十里，站在路边催促部队前进的罗占华团长看到我时一愣。“哟嗬，小家伙真上来了，文工队的娃娃嘴快腿也快呀！”我们怎能不快呢！脱离了连队，我们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和用武的阵地，若是掉了队就证明我们文艺兵没有资格上战场。
在行军路上最忙的要算我们了。我一边行军一边前后奔跑着收集各班的好人好事，收集好就蹲在路边写几句，写好再拔腿追部队，追上后要一个班一个班地给战士表演。有时要抄上一份快板交给聂笃敬和陈小峰，因为他俩都是西南人，对数来宝等曲艺形式不熟悉，我在北京读过书，写起来熟练些。我们有时还带领全连向并肩行军的兄弟连队拉歌或相互用快板鼓励，每当我们连拉赢了歌或是快板比兄弟连队说得流利有趣时，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就特别喜欢我们，脚步走得也更快了，好像汽车才出加油站。起初，这个营的教导员是看不起学生兵的（特别是“演戏”的），他在没出国之前曾在全营集合时操着山西话嚷嚷：“这些重庆自（知）识疯（分）子，打什么仗啊，给鹅（我）蒙（们）部队造（找）麻粪（烦）嘛！”紧急行军十天之后，他来到二连对我们说：“真想把你蒙（们）留下来当子（指）导员！”他对文艺兵看法的改变是由几件事情促成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一天他把全营隐蔽在树林里动员，意思是要坚持走到战役集结地。他刚讲完话，我们三个文工队员就用文艺形式演唱出来了，疲劳之极的部队为之一振，情绪十分高昂。我看见这位教导员第一次当着文工队员的面笑出了声。第二件事情是：我一路打呱嗒板儿，手腕子酸疼得不得了，几夜下来肿胀难忍，我就想了个点子，把竹板的一面插进背包带，另一面叫它活动着，这样走起路来背包一颠一颠的，竹板也一碰一碰的，我既可以甩开胳膊行军，又能轻松地为连队说快板，教导员看见了，悄悄对二连指导员郭忠义说：“小知识分子就是聪明！”这是老郭告诉我的。第三件事情是：在一个夜晚，我们快速行军一百三十里后，部队黎明前在一个大山沟里宿营，我刚挖好单人防空掩体，就渴得嗓子冒烟。全班谁都没有水了，我就到其他班去找水，好不容易才发现六班长的壶里还“哐啷哐啷”的响，我拔开塞子咕嘟咕嘟喝了大半壶，谁知这是一壶擦枪油啊！这是六班长怕每人自带的玻璃瓶擦枪油（苏制）难保管，而集中到自己水壶里的。我喝饱之后，腹痛、呕吐、眩晕起来了，最后连苦胆汁和血都倒了出来。这次教导员是营里最先跑来看我的干部，他还哭了，一个劲地喊我“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