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赵光琛同志回忆， 早在1978年初， 小平同志在听取航空工业工作汇报时就指示：“航空工业用钱太多， 你们要发展， 就要想办法， 办公司， 去赚钱。”1978年12月， 赵光琛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 当时航空工业代表团已经在欧洲了。令赵光琛感到惊奇的是， 会上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很关切地问他，“你们航空工业的公司到底成立了没有？”说明成立公司这件事中央早有酝酿， 中航技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国防工业头一家外贸公司， 这和小平同志几次听取航空工业领导汇报， 格外关心和具体指导密切相关。
报批公司，雷厉风行
航空工业代表团1978年年底回国以后， 三机部党组立即听取了汇报。1979年1月18日党组会议决定成立公司。党组刚开完会， 陈少中副部长就找赵光琛谈， 要他马上向******写报告。因为赵光琛刚从国防工业出版社调到部外事局不久， 而当时外事局的副局长江同是有名的“大秀才”， 又参加成立公司的筹备工作， 赵光琛就请江同捉刀代笔， 写报告。开始报告写的公司名称叫“中国航空工业公司”， 觉得太大了些， 琢磨了一番以后， 改称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即中航技公司）。结果1月19日打的报告， 21日王震副总理就批了， 其他向******的报告不可能这么快就批准， 显然这是******等中央领导催促着要快办的事。
运筹帷幄，悉心指导
为了尽快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 当时的三机部领导很重视公司筹建工作。吕东部长从欧洲回国以后， 指示部外事局抓紧落实党组决定， 成立公司。外事局是1978年4月成立的， 负责人是江同， 实际上就是局长， 因为下边没别的人， 就他一个人； 赵光琛来了以后，负责筹备公司。当时是公司筹备组一摊， 外事局一摊。但到底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同志们没经验，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陈少中副部长就指示有关同志到******所属几乎所有的部委， 包括农业部、林业部、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以及国防口的各部门去走访， 和他们探讨。陈副部长还经常把赵光琛、任学经、江同、刘国民等同志找到一起商议， 从怎么组建公司， 到出口什么飞机， 陈副部长都十分关心， 一一给予指导。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对于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立模式， 赵光琛等同志经过调研发现， 各部门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还在准备阶段； 有的成立了公司， 归外事局领导； 有的公司和外事局分立。总的情况是各部都有外事局， 但成立了公司的， 其与外事局的归属关系各有不同。那航空工业怎么办？ 陈副部长领着大家分析研究了以上两种主要模式以后认为， 公司归外事局领导的， 层次太多，工作效率不高； 公司独立于外事局的， 形成两套马车， 工作也很难协调。因此不妨就把外事局和公司搞成一个机构， 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对部内厂所是外事局， 归口管外事， 对外是公司， 谈判做生意。结果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89 年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搞政企分开时，才将中航技公司 （即外事局） 的外事管理职能分离出来， 成立了国际合作司。但实际上一些外事工作， 如援外和引进技术等， 仍然还是通过公司去做。因为外事工作是有很强延续性的， 从早期航空局的对外联络科， 到三机部和航空工业部的对外联络处， 以至后来成立的外事局， 逐步升级， 一直都在搞涉外工作。
选贤任能，组建班子
有关公司 （外事局） 领导班子的组建及至处级机构的设置， 是吕部长亲自过问、陈副部长逐一组织研究定下来的。之后陈副部长指示赵光琛：“开个会宣布一下吧！”于是1979年3月3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航技公司， 和外事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人员编制暂定80人， 局长兼总经理是魏祖冶， 副局长兼副总经理是赵光琛、江同、任学经。后来又增加了几名副总经理， 包括孙大文、刘湘云， 还有许锡缵和庄国英。说到庄国英同志， 赵光琛同志满怀深情和歉意地回忆道：“直到他 （庄国英） 临终都没有正式文件任命为副总经理， 这件事疏忽了， 我也是有责任的。陈副部长还曾把他作为副总经理派到广州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到深圳去挂牌成立中航技办事处， 做了很多工作。”中航技老一辈的创业者们，是如此重情重义、淡泊名利， 如此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如此团结一心、忘我奋进！ 而今，这个8人组成的中航技首届领导班子中， 已经故去了5位。他们留给后人的， 绝不仅仅是无尽的思念， 而是不朽的奉献精神和不竭的创业动力！
制订规划，锁定目标
中航技公司成立以后， 三机部党组又成立了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由段子俊副部长任组长，陈少中副部长和徐昌裕副部长任副组长， 日常工作由陈副部长负责。此后******发文要求各部委都要成立外事外贸工作领导小组。所以总的形势对新成立的公司开展工作是非常有利的。但是， 由于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 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基本是外贸部门及其所属公司的一统天下。因此， 从国内环境来讲，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时的外贸部在思想上对其他部门成立公司不理解、不支持， 中航技的同志去联系工作， 就经常遭受冷遇和白眼。
为了转化不利因素， 部领导想方设法， 上上下下做促进工作， 帮助中航技公司尽快打开局面。
一方面， 吕东部长亲自做工作。有一次吕部长在中央开会， 给主管外事工作的陈少中副部长和党组成员王晓光同志写了一个字条， 当时赵光琛同志在场， 他亲眼看过吕部长写的那个条子， 后来还保存起来。这个字条写道：“少中、晓光同志： 关于出口创汇问题， 我心里不踏实， 已约谷牧同志向他汇报一次， 他感兴趣的也是创汇。如果我们能踏踏实实多搞点外汇， 一切事就都好办。因此， 请你们两位一起仔细研究一下， 到底到1985年能搞多少外汇，用什么具体措施搞到这些外汇。要具体、踏实， 本周内准备好， 下周中央会议结束， 我们讨论一次。”在研究汇报内容时， 吕部长说：“我主要就是准备讲讲出口工作， 要搞一个5~10年的规划。”当时是1979年， 实际是7年规划。这个规划对以后数年准备出口的航空产品以及民品的机种机型、出口的国家和数量、时间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预测， 并制订了落实的措施。主要目标是， 到1985年航空工业要实现军品和民品出口创汇15亿美元， 其中要拿出3亿美元用于“以进养出”， 也就是净创汇12亿美元。
1979年6月， 航空工业吕、段、陈三位部领导就这个规划向谷牧副总理做了详细汇报。在听取汇报以后， 谷牧副总理明确指示： 中航技公司进口和出口、军品和民品都可以自主发展， 在广交会上可以对外签订合同， 而且还要在国外设立代表机构； 外贸部体制要改革， 权力要下放。那一次汇报， 外贸部有一位副部长参加了， 中航技公司也有人参加， 中航技公司是赵光琛同志陪同汇报， 回来后还搞了一个简报。这次汇报的成果， 对于以后中航技的发展， 起到了关键性的、全面促进的作用。接下来第二年， 也就是1980年， 按照******和中央军委51号文件精神， 国防口各部门也都相继成立了外贸公司。我国国防工业的改革开放，从此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当然这是后话。
另一方面， 部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带领中航技公司，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提出了“一年播种， 两年耕耘， 三年收获”的口号， 作为指导公司开展外贸业务的工作计划和目标。陈副部长经常找大家一起商讨， 他说：“一定要想法干成几件事， 否则国家第一个批准我们成立公司还有什么示范意义？”当时反复研究的结果， 还是要千方百计努力在出口我航空产品上下工夫， 并将埃及锁定为第一个目标国家。
为什么选定埃及？ 用当下时兴的话来说， 就是要抓住机遇。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1979年， 正逢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 埃及军队收复西奈半岛， 取得了伟大胜利， 但同时它的空军遭受重创， 急需补充新的装备。那次战争打破了“不战不和”的僵局， 其结果是苏联对埃及失控， 非其所愿， 于是废除两国友好条约， 从埃及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并停止提供任何军需物资。埃及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萨达特总统派图哈米副总理为特使前来中国洽购军事装备。1979年2月28日， ******会见埃及代表团， 我国政府表示可以考虑。而刚刚诞生的中航技正是抓住了这个极为有利的历史机遇， 审时度势， 选择埃及作为我国航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突破口。
据刘国民同志讲， 这段历史情况实际上找不到任何资料。当时是外交部做的记录， 但估计现在即使到国家档案馆去查， 也未必查得到。现在唯一能够记述这段历史情况的依据， 就是当时埃及代表团走了以后， 中央召集各部委包括军工部门领导开会， 传达小平同志会见图哈米的基本情况和有关精神。吕部长回来以后， 出于保密原则， 就在党组扩大会上给与会的同志做了口头传达。那时候中航技赵光琛、刘国民等同志也参加了这次党组扩大会， 细心的刘国民就在本子上把这一段传达记录下来了。大体情况是： 1979年2月28日， 埃及图哈米副总理会见当时已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同志， 同时带来一份采购军品的清单。这份清单产生的背景， 实际上是埃及前副总统穆巴拉克引来的。穆巴拉克先后到中国3次， 他来后了解了中国有哪些军事装备， 回去后指示图哈米副总理到中国时要提出军援， 海陆空都有需求， 空军这部分就是要歼6和歼7飞机。当时小平同志向图哈米表示， 飞机是有， 可以提供， 但不能是无偿的， 要收成本费。当然双方经过一番较量， 埃方反复请求不收费行不行，而小平同志很坚决地回应说：“一定要收成本费。”这样使得对方没办法， 原则上接受了。
历史证明， ******与图哈米的会谈， 为此后中国与埃及以及其他国家的军品贸易谈判定下了基调， 成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坚强的后盾； 也正是依靠了这样的基础和后盾， 新生的中航技才能首战告捷， 与埃及签订了“军售第一单”， 为航空工业乃至整个国防工业掘得了“第一桶金”； 也才能节节胜利， 迅速扩大市场， 取得军贸的辉煌业绩。
首战告捷
———中国战机军售第一
公元1979年春夏之交， 世界文明古国埃及， 尼罗河分外妩媚， 金字塔更加雄伟。它们正在盛装迎接一群来自另一文明古国———中国的客人。这群人非同寻常， 虽然看上去略显疲惫，甚至有点憔悴， 却又个个神清气爽， 目光炯炯， 喜气洋洋。他们就是刚刚经历了50个日日夜夜， 同埃及政府和军方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商业谈判， 终于取得为埃方提供数十架战斗机和数百台发动机， 价值16700万美元巨额军贸订单的中国代表团的7位专家。他们是：
团长： 刘国民 （中航技公司出口部经理）
团员： 钱家骝 （沈飞公司试飞站副站长）沈永元 （成飞公司设计所副所长）伍 力 （西飞公司工艺室副主任）黄 健 （410 厂副总工程师）贵 智 （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刘明树 （成飞公司英文翻译）。
万事开头难
锁定了中国航空产品出口的目标国家， 只是初步确定了进攻的方位， 离真正起步以至最终达到销售的目标究竟还有多远多难， 那时谁也说不好； 也许至少还有万里之遥， 也许难于西天取经———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诸君若不信， 请看中国航空工业派赴埃及军贸代表团的征战历程。
未出国门前，先遇三座山
头一座山———外贸人才奇缺。要找到从事对外贸易， 特别是军贸工作的人才， 当时的航空工业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在新成立的中航技公司内部也无从寻觅， 调来公司的同志们虽经精挑细选， 其中最有经验的也不过是几位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框框里搞过外援、援外和技术合作的同志， 说起外贸这行当， 谁也不熟悉。别的不说， 连如何起草出口合同这件事， 也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虽不耻下问地向外贸部门躬身求教， 想借份合同参考一下，但被视为“冒犯行规”， 屡遭断然拒绝， 败兴而归。
第二座山———联系海运单位碰壁。做外贸势必要和海运公司打交道。某外运公司主管海运的一位处长， 面对好不容易通过同学关系前来求援的中航技同志， 冷眼相待， 官腔十足地说：“我们没有见到中央下发的关于允许哪一个工业部门自主出口军用产品的文件， 这种海运业务我们不能做！”
第三座山———出国外汇求借无门。众所周知， 出国办事， 如果没有接待方的承诺， 食宿行总是要自掏腰包的。但当时我国偌大的一个航空工业部门， 居然也囊中羞涩， 甚至连出国旅费也拿不出。为借些外汇给出国团组做盘缠， 中航技赵光琛同志亲自到外贸部去找以前曾在我驻苏联使馆共过事的郑拓彬部长帮助解决。郑部长批“请王副部长酌情借予”。王副部长则翻起了老账说：“三机部前几年买备件用的50美元， 还是李强部长亲自批准的； 外贸部当前外汇紧张， 要想借上千美元， 实在爱莫能助！”
面对这三座大山， 我派赴埃及军贸代表团团长刘国民说：“不管它， 先出去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