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花冲重新振作精神，准备投入新的生活时候，他收到二哥写来的家信。
二哥初中毕业当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写一手非常漂亮的字，家里有什么情况，一般都由他执笔通报花冲。
从四十天前收到家里寄来的二十元汇款，花冲就再没有收到家里的只言片语，当邹清泉在阅报栏前把这封厚厚的信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十分激动。同时，也有几分失望，按惯例，二哥写来这么厚的信，一般都是为了解释，这就意味着短时间内没有钱接济他，可花冲弹尽粮绝好几天了，如果不是邹清泉的资助，真不知道该怎样过日子。而邹清泉昨天下午又在向人家借钱了，这让花冲很过意不去。
但花冲还是迫不及待地把信折开，在大都市喧喧嚷嚷沉沉浮浮，尤其是近一段时间遭遇的感情上的挫折，使他时时思念家里的每一个人。
二哥的信带给他一个噩耗：父亲为了给他借生活费，跑遍几匹山梁上的人家，一分钱没借到不说，还从四、五丈高的崖上摔了下去！
二哥说，父亲摔下去之后，恶汗当即涌出，湿了全身，被到山上扯桦草皮的一个村民发现，捞在背上背回家。如今已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不能言语，只知呻唤，稍不注意，屎尿就撒一床。
花冲呆了，整个神经一片麻木，一直到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飘飘忽忽地掉落地上，也没醒过神来。
“你的东西掉了。”一个读报的女生喊道。
花冲没理睬，依然呆呆地发神。
“大诗人，”女生提高了嗓门，“你的东西掉了！”
花冲象受了惊吓，猛然别过头去看着那个并不认识的女生，女生正对他友好地笑。花冲也傻兮兮地回笑了一下，拾起信纸，就向广播站走去。
“唉，诗人也可怜，”女生在后面感叹，“走到哪里都在冥思苦想。”
其时正是中午，大家刚刚吃过午饭，整个校园，呈现出一天中少有的宁静，院办公大楼更是沓无人迹。广播站在三楼，花冲踩在厚实的木楼梯上，艰难地向上爬去，木楼也发出沉重的声音。
花冲开了门，坐在那架单人床上，脑子里一片混乱。面前的一张条桌上面，放着刚刚换置的播音器，再过两天，美丽动人典雅高贵的方圆，又会坐在那里认真地播音。临窗的墙壁上，是方圆送给他的一张“世界地图”，激励他胸怀应为博大的天空和海洋。可此时的他，对这些没有丝毫兴趣，一心只装着他的父亲了。
花冲永远也不会忘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已是黄昏，对面的杨侯山上燃烧着绚丽的晚霞，房屋后的柏林和青冈林，在远山晚霞映照下，闪耀着淡黄的光泽。
这时候，花冲坐在院坝边缘的碌碡上，与正在房顶盖瓦的二哥有一句汉一句地搭话。其实他心里七上八下的，焦急地等待着去乡里看信的大哥归来，虽然上了大学分数线，是不是就一定能被录取呢？上几届好几位家住农村的同学，上线之后都落榜了，不知自己是否同一命运。
就在这时，大哥从石梯坝上冒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牛皮信封。
花冲象被人猛抽了一鞭，刷地站起身，手抖抖地撕开信封。
娘哩，我被录取了！
盖房的二哥立即停工，急急忙忙从房顶溜下来，“今晚就是下暴雨我也不盖了！”
他说，几弟兄高兴成一团。父亲扛着板锄从山上回来，一把夺过已将内容取去的空信壳，不停地抚摸，苍老的手指使劲发抖，他并不要求看“通知书”上的具体内容，默坐一会儿，晚饭也不吃，竟独自睡觉去了。
花冲几姊妹异常兴奋，坐在月亮坝里有着说不完的话。村里人听到消息，几层院子的都跑过来，围着花冲问这问那，好象突然之间他什么都懂，什么世面都见过。
也是啊，掰指头算算，他是村里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朴实的村民们一夜之间把他当成神人，自然而然就分出了等级的高低。
一直闹到很晚，村民们才散去。花冲也疲倦了，便去睡觉。
刚迷迷糊糊地进入状态，就觉有一只手在轻轻拍着被子。
借着窗口漏进来的稀微月光，花冲认出那是父亲。
“起来，”父亲说，“有话跟你说。”
花冲慌忙起了床，跟随父亲来到月亮坝里，父亲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下一坡石梯，走过十来根田坎，穿过一片杨树林，还在走。开始，花冲不明白他的用意，心情有些紧张，待穿过那片杨树林，他明白了父亲的心思。
再前面的一片竹林里，是他家的祖坟，爷爷、奶奶和母亲，都埋在那里。
父亲是要我去给母亲磕头的。花冲想。
祖坟前，是一块五尺见方的空地，被风摇落的竹叶，颇有规则地铺在地上。父亲坐了下来，花冲不明其意，站着不动。
“冲儿，坐这儿。”父亲指了指左手边，亲切地说。这是父亲少有的亲切。
花冲挨着父亲坐下。
“我们到这儿来说说话儿，也让你的妈妈和爷爷奶奶听听。”父亲幽幽地说。
今晚，他的身上带着浓重的阴魂之气，花冲觉得心里冷飕飕的，有些害怕。“我要跟你讲讲我的事情。”父亲说。
“你讲嘛，爸。”花冲立刻放松了，而且有了浓厚的兴趣。
“我不是叛徒！”
花冲听到自己的心弦铛地一声震响。从醒事时起，就知道父亲是叛徒，任何人都这么说，从来不见父亲申辩过一句，怎么可能不是叛徒呢？
夜风吹来，竹木摇曳，月光被揉碎了，乱纷纷地洒在静静的坟头上。
花天狗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一段奇特悲壮的故事从历史的深处走来，走进单纯的农村少年的心中。
那是激情、血泪。和屈辱的往事。一个小红军，朴素的阶级冲动使他走上赤色的战斗道路，到头来，却亲手杀死了红军副营长，踏上了流亡的道路。
花天狗和赵小娃，在红军里当了小兵，也不过就是十六岁左右。回到四川东北部宣汉县那个世代居住的地方，要越过清溪河，登上手扒岩，翻过杀牛坪。他们看见自己的亲人蜷在一堆稻草里，花天狗十七岁大的姐姐还没有裤子穿。人穷，顾不上什么廉耻，爬起来给兄弟烧水喝时，把干麦草编的“屁帘子”往腰上系了系，没遮严的缝隙外面，是大半个白花花的屁股，和已经从大腿根里长出来的包米缨子一般柔软的阴毛。花家的屋子是一个四进山体的山洞，与相邻而居的赵家一样，十二月的寒风破门而入，吹得满屋瑟瑟。
大巴山流传甚广的一首民歌是这样唱的：
爹也穷，妈也穷，爹穷盖蓑衣，妈穷盖斗篷，细娃儿没盖的，抱个吹火筒。
实际上，他们两人的家中，既没蓑衣，也没斗篷。花家的全部家当合在一起，只有那个挂在屋梁正中烧水煮饭的鼎罐值得到几个铜钱。赵家稍好一些，卖得起价的东西多了一个他爹手上的玉石烟嘴。
看着姐姐无所谓遮不遮得住的光屁股和阴毛，花天狗胸臆中升腾起要打碎一点什么的恶念。
一九三二年冬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三省南进到大巴山阳面这边的毛浴镇时，花天狗和赵小娃已给贾家坝的阎朝敬当了两年佃客。阎朝敬一生节俭，能置三十亩薄地，全凭汗流泱背地苦做，但他对佃客不薄。每至栽秧割谷之前，总要让老小四个佃客吃一顿回锅肉。阎朝敬没见着红军，他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三个月一命归西。
男当家去了留下女当家，女当家是个寡妇，人很漂亮，但脾气如乡里俗所话说，是“又歪又恶，又不吃豆芽脚脚”的角色。冯氏不敢打那两个年轻力壮的大佃客，但用又脏又臭“牛都踩不烂”的污言秽语骂小佃客花天狗和赵小娃，那倒是她每日必做的功课。
哼！花天狗心里反抗，只要老子以后得了势，你个母夜叉敢骂给我试试看；相比起来，赵小娃要懦弱一些。
“快莫犟嘴了，”赵小娃说话时不断地用眼角梭巡左右，一副树叶掉下来怕打破脑袋的样子，“再怎么讲，她是我们的主人。听说她和山那边的王三春时不时睡觉呢。”
王三春横行大巴山呼啸几百里，上千的人马上千的枪，若论绿林英雄谁个第一，真还是非他莫属。
花天狗不信邪：
“阎老相活着的时候咋不日弄死她？留下个破鞋给王三春套臭脚。要是我，白给我团党我还嫌她裆里那个东西臭。呸！”
接着到处传开红军要到他们这一带来的消息。
看见花天狗们窃窃私语两眼发光的放肆模样，冯氏的脾气突然之间仿佛像扎了个针眼儿的皮口袋，一下变得蔫不里几的温和了。
“嘿，”那天她给佃客们炒了回锅肉，破例让他们不是载秧时节喝了两斤蕨牛儿酒，“听乡场上吆牛回来的刘三驼背讲，红军是红头发，青面獠牙，专门吃细娃儿，特别是吃你们这种半截子幺爸的哟。”
“为么子专吃我们哟？”赵小娃认真发问，脸上的神情表明他是真信了女当家的话。
“我也晓不得，刘三驼背说，红军打的军旗上有镰子和斧头。啊呀呀，你们晓得这是啥意思吗？这明明是说红军是两兄妹起家，哥哥是工人，手拿斧头，妹妹是农人，手拿镰子，哥哥专门拿斧头砸妇人的奶子，妹妹专门用镰子割男人的卵子。”
晚上赵小娃与花天狗挤一铺，赵小娃睡不看，用脚后跟磨蹭着他的佃客朋友问：
“喂，你给我说一说，红军真的专割男人的卵子么？”
“放她冯四包谷的寡妇屁，”花天狗不屑地们一把鼻涕揩在身边的石墙上，“若是别人讲红军的坏话我信，可是她冯寡妇说的，说齐天顶破地我都不理她。”
红军说来就来了，花天狗和赵小娃专门跑到贾家场上去看红军，原来红军穿的普通人衣服，有长袍，有对襟子马褂，也有灰布军装；戴的帽子更是五花八门，军帽倒是有一些，更多的是戴斗笠，缠头帕，若不是肩上神气地背着“汉阳造”和“夹板枪”，看起来真的与当地的种田人没有很大的两样。对佃客们问寒问暖，亲热得很。红军石匠连的战士在街上的贞节牌坊上打了大半天，“列宁街”几个斗大的字儿就出现在巴山的晴空下，新鲜了一街人的眼睛。还有一些大标语也激动人心：
“参加红军消灭了川棒老二全国穷人永不出银钱！”“参加红军把军阀彻底打倒永远过太平日子！”一个最多十七、八岁的男红军，爬上大粮户秦松陵的私家戏楼子，操一口湖北安陆地区的口音宣传说：
“红军是为穷人的，打土豪劣绅，专为穷人撑腰。当了红军有地种，有饭吃，发衣服穿。”
很多人踊跃着报名参军，在秦松陵的院子里跑进跑出，泰家人不但不动气，三个姨太太还亲自用煮猪食的大锅熬菊花茶，请原先的泥腿子们喝，好象你不喝，她们反而欠了你什么似的，一脸愧疚得稀烂。
街上风声叠起，一会儿传，老官庙的罗大脑壳被乡苏维埃五花大绑吃了面条（吊死）。过一会儿又说，阎大明因为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由少共队的人用乱石砸在河滩，他的老婆也没跑脱，村里的赤贫光棍们轮流“专她的政”，赤条条地死在她家的乌木大床上。
这真叫变天了哇！
花天狗叫赵小娃参军，赵小娃不敢，害怕冯氏扣他这年的工钱。花天狗来了气：
“世道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怕个球！她扣了红军发，一样！”
他硬拉着赵小娃挤到秦家大院的那张长条桌前，在一本毛边纸花名册上画了圈。
他们大字不识，画的圈里，由坐在长条桌后的那个湖北口音小红军代他们填了名字。
一年不到，花天狗在反二十九军田颂尧的围剿中，作战勇敢，升为排长，又在赤北县的“扩红”中，三天不到，就召兵买马八十余人，根据“召多少人头当多大干部”的成例，刚好十七岁，就荣升连长。
赵小娃比起花天狗差劲，胆子小限制了他的发展，始终是花天狗的通讯员。
这时，红四方面军的势力很大，辖有川东北十余个县，数百万人口，成立的川陕苏维埃政府，是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红色根据地政权组织。
但王三春看不起红军的收编，骚扰袭击，把｝！！陕红色政府、四方面军总医院、兵工厂、合作社，都偷袭着杀了人放了火。共产党中央代表张国焘拍了桌子，严令红四方面军所属各后方部队，要剿灭这股与蒋介石的围剿部队遥相呼应的土匪。
花天狗所在的二十八团一营接到神潭溪的老乡报告，说一股“神匪”当天晚上要在白庙子“悟水”。王三春的部队迷信，作战前，有的头目要请端公、道士给部下念咒烧香、驱妖降邪，方能刀枪不入。“悟水”是仪式之一，很庄重，择定了吉日，轻易不变。
一营营长是河南入川的老红军，二十四岁，他把三个连长召到面前，与营政委一道，给他们部署了战斗方案，然后急行军五十五里，当晚赶到白庙子。
红军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潜入山顶大庙外，把门和窗子围住。从缝隙里看，神匪的“悟水”仪式刚开张，石坝上放四张桌子，四张桌子上重一张桌子，桌子上再重一把椅子。桌子前面放一个黄桶，黄桶很大，能装二十多挑水。土匪头子是个老头，白胡子垂到胸口。他站在椅子上，手里拿把点燃的香，一边舞一边几哩咕噜念咒语。桌子前面有两百多个匪徒，跪满一大坝，合手叩头，他们穿的黄领红袍，右膀子亮在外边。
拜完观音，土匪们直身整队，打仗用的竹矛紧握左手，右手拿把蒲扇，肘弯里挂个竹篮子，一起高喊：“打不穿，杀不进，观音老母来救命！杀！杀！杀！”连喊七七四十九遍。
趁此良机，营长的驳壳枪“砰”地一声朝天打响，三个连长根据先前的部署，各吼一声“打”，红军便潮水一样撞开门向里冲。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胜机在握的一场战斗，结果却完全成了两样。王三春的另一股四百多人的大部队，恰好此时到白庙子来与这股土匪碰头，红军的优势转眼成了劣势，三百个战士腹背受敌，两面被夹。六百多土匪趁着天黑路熟，齐声怪叫。要割红军的耳朵做下酒菜。
三个连长急了，各自派通讯员摸黑到营长的位置，请示作战指示。
年青的营长一口河南话，脸青面黑嘶吼：
“红军打不赢土匪？不中！传我的令，各连，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
二连来听命令的通讯员恰是赵小娃，天黑心慌，听不懂营长的河南话，回去给连长花天狗复述时，“守得住也要守，守不住也要守”，误传为“守得住你就守，守不住赶快走”。
花天狗的二连率先撤出战场，死了十多个战士。
一连和三连也相继后撒。此次战斗，红军蒙受耻辱，死伤四十余人。
而一九三四年，正是张国焘亲自领导的“肃反”运动在川陕苏区扩大声势、形成飓风、冲荡在红色苏区的党、政、军以及各个领域上空的时候。革命是阵痛，是流血，对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是正义之剑的切割，对冤枉的自己人则是无法更改的悲剧。
在张国焘的错误指示下，一批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被处决，红12师师长旷继勋，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苏区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川陕省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逸民等，先后死于红军行刑队的刀下。团级以下干部被杀的有几百人。一般战士和地方干部成为冤魂野鬼的上千。
白庙子战斗后，赵小娃以“通匪”罪名被营长率警卫员绑起来，带走前，他的嚎哭使花天狗心碎，此一去，谁都知道即成永别。农民的意气在花天狗心中一窜，他一马刀割断绑赵小娃的绳子，向营长大声说：
“赵小娃没传错，是我自己改了命令！”
“我操！”营长大骂，“他妈的为啥改我的命令？！”
“那些弟兄都是我们四川老乡，我们中了埋伏，我舍不得看他们白送死！”
花天狗被关进设在赤江县的“国家保卫局”，等待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