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搬到北京以后，王震常看望他。每一次来，人未进大门，“海东大哥”的呼声先传到徐海东的病床前。这次，王震在大门口被挡了驾，他气愤难忍，一面径直往里走，一面叫着：“我要看病人，我要看病人！”
周东屏正在屋里帮徐海东起床、穿衣，听见那熟悉的声音，他们两个几乎同声说：“是王震，是他……”东屏扶着徐海东刚下床，王震急步走进来，双手抱住海东叫了一声：“徐大哥！”
“兄弟，你怎么来了！”徐海东也抱住王震，眼里闪着泪花问。
“我接到命令，要‘疏散’到江西去。我是向你告别来了！”第一章在共和国旗帜下“我正想设法向你告别，我也要走了！”
“去什么地方？”
“去河南。”
两位老将军手拉着手，坐在病室外的小客厅里。这里生着一个大火炉，徐海东的小儿子文连给里面添上煤。两位老友相互问候了几句，默默地对坐着。他们想说的话，不能说；他们想骂的人，不敢骂。心里只有着急和不理解。当时，他们都是年过花甲的人，徐海东又是已近70岁的病人。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次“疏散”出北京，前景凶多吉少，说不定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王震说：“徐大哥，我们俩都是工人出身，没有党，就没有我们，我们是不会反党的！”
徐海东说：“兄弟，你说得对，对呀！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王震说：“徐大哥，我们今后恐怕是难得再见面了，你要保重啊！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徐海东说：“兄弟，我也忘不了你，上次多亏你报告总理，要不……”
王震说：“别提了，别提了！”
这是在党的“九大”之前，徐海东被批斗，被“炮轰”、“火烧”，弄得日常服用的药都受限制，后来连他离不开的氧气瓶也不供应了。徐海东呼吸艰难，他嘴唇、指甲都发紫，生命垂危。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周东屏叫大儿子文伯去找王震商量。这时候，王震的日子也不好过，也在被“炮轰”、“火烧”，不过没能被“打倒”。他一听说徐海东面临的境况，便跺着脚大叫：
“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毛主席不是说过，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为什么要砍倒这面旗帜啊！”他立即想办法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得知后，马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叫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总理又叫秘书告诉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给海东供氧气。那次，要不是王震，有总理关照，徐海东说不定早已不在人世了。周东屏听徐海东说起这事，也在一旁感激地说：“王部长，上次多亏有了你！”
王震摇摇头，沉默片刻，突然激动地说：“徐大哥，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同志’两个字，分手后，我要先死了，你从报上看到我名字下面有‘同志’两个字，我就……”说着，泣不成声。
徐海东接着说：“是的，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同志’……”他说不下去，放声哭了。
一位大将，一位上将，两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里叱咤风云，如今在人为的灾难面前，只有伤心落泪。周东屏按捺不住，也跟着痛哭。当天夜晚，徐海东带着氧气袋，被送上了南下的一辆普通列车。
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他在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里，艰难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5个月。1970年3月25日，他含恨离开了人间。他在弥留中还重复着一句话：“我想见毛主席，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一颗晶明的星陨落了，一代名将谢世了。当时，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一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他们妄图把徐海东的名字悄悄地从历史上抹掉。他们存心不给徐海东生前和王震一起唯一要的“同志”两个字。
徐海东被批判，挨整四年，逝世之后，又沉冤近10年。他的名字，他的功勋，像被掩埋进土里的一块金子，人们看不见，它也发不出光辉！
乌云总有消散的时刻。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政协礼堂，亲自为徐海东主持追悼大会，他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悼词中写道：“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徐海东，一代名将，工人阶级的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永生的！
黄克诚协调军队工作
1949年8月，很多将领还在征战时，黄克诚已经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因为要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有马上到湖南赴任，暂时留在天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毛泽东请黄克诚一起去迎接湖南省长程潜，并且嘱咐他到任后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共事，建设湖南。
1949年10月中旬，黄克诚离京赶赴长沙。到了湖南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发展湖南经济，安定社会秩序，解决境内国民党残余部队及湘西匪患。黄克诚有了想法之后，就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工作，首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湘西地区的匪患。
1950年1月，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召开了党代会。会议分析了湖南地区的形势，提出了1950年的工作任务：坚决、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会议上还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
为此，在黄克诚的领导下湖南省军区制定了周密的剿匪计划：第一步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小股土匪。随后，四十七军发布了剿匪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作风，坚决消灭湘西土匪！
1950年春，剿匪部队相继进入湘西。剿匪第一仗是“八面山之战”。八面山的山顶是块平地，四周是悬崖峭壁，仅有岩梯可以上山，地势易守难攻。为了攻克八面山，部队研究了多套进攻方案，经过多次的刻苦训练，攻山战斗终于打响。我军巧妙地绕开土匪严密把守的隘口，从悬崖峭壁上攀上山顶。出其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攻占了土匪的司令部，全歼八面山的土匪。
到1952年，剿匪部队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英勇奋战，共消灭土匪20多万人。湖南剿匪斗争取得胜利，湘西土匪被根本清除。
1952年8月。黄克诚奉中央调令，回京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除抗美援朝的保障工作外，还要面对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黄克诚看到工作有点忙乱，就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方法，迅速地改变这种状况。
此后，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当时，部队刮“单一首长制”风，出现了削弱政治工作的情况，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知道情况后，明确指示：“我们的军队是靠党的绝对领导，靠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政治工作打胜仗的。”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抵制照搬苏军“单一首长制”。
1953年，彭德怀、黄克诚着力准备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他们也在思考着如何解决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问题。9月中旬，彭德怀、黄克诚一致认为在领导制度方面，从历史经验和优劣得失上看，集体智慧和个人负责都必不可少，应该把党委制、政委制和首长制的优点继续保持下去。黄克诚明确提出：“应该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后来，彭德怀、黄克诚在听取东北军区政治工作情况汇报时，经过商定，首次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制度，应当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事工作由军事首长决定，政治工作由政治首长决定。9月间，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着手起草发给各大单位党委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提出：目前我军同时存在的党委制、政委制和单一首长制，应根据我军的历史传统、建军经验及目前的具体条件，明确规定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0月5日，彭德怀就这一提法写信请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从而肯定和批准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不久，《政治工作条例》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颁发，教条式地照搬苏军“单一首长制”的企图和做法，被明确地否定了！
1954年，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11月，中央成立由12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任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为他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的主要助手。
1957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双重领导制度”，并确定由总政治部代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实行这一制度的文件，此事由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负责。文件定稿之后，谭政邀请黄克诚与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杨成武，到他办公室座谈讨论。黄克诚在这次座谈会上首先发言，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实行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双重领导的决定。最终，经过黄克诚、谭政、杨成武三人协商敲定的“讨论稿”，磨砺几个月，数易其稿后，于1958年4月8日正式颁发全党全军执行。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各军、兵种都处于建设初期，部队的领导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很高，都希望在新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国防作出新贡献。他们为了能从军委、总参、总后争取到多一点儿经费，争论得不可开交。军委、总参会同总后只好出面解决，黄克诚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为此，黄克诚曾劝导很多负责人说：“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现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黄克诚说实情，耐心讲道理，然后听取大家的合理意见，然后综合考虑出办法，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有一些例外，一些领导干部就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很不礼貌，出言大骂。使这些干部有些抵触情绪，有人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了。
黄克诚对这些干部进行耐心地劝说：“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虽然当时我国经济情况十分困难，但是为了尽快实现军队现代化，一套军事工业体系还是很快建立起来了，各种军事工厂建成了，国防工办和军事工业学院也建立起来了。先进的常规武器和飞机、舰艇也实现了自己设计建造，国防科研系统并且开始着手研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许多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实现强国梦想，抛弃了国外的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国防科研工作。正是众多人的努力，军事国防领域的成就使世界震惊。在这令世界震惊的成就，凝结了黄克诚很多的心血与付出。
胡志明：茂密林里英雄来
萧劲光回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时，陈赓还在云南征战，与云南毗邻的越南此时也处于战火之中。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新中国诞生之后，世界上的主要通讯社都以最快的速度播发了这条消息。多少人为之欢呼，多少人为之流泪，多少人为之震惊！越南一位60岁的老人听到这则消息后，激动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突然觉得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已经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这位老人就是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
几乎是一瞬之间，胡志明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到中国去，到北京去，马上去见毛泽东。1950年初，胡志明以他花甲之身，徒步17天穿越原始密林，来到中国，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正处于抗法战争艰难岁月中的越南人民给予大力支援。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新解放区许多地方还在进行剿匪，财政经济还很困难，国内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中共中央还是毅然决定承担起援助越南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政府首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推动了一系列国家相继承认越南革命政府，使它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合法地位。紧接着，毛泽东授命陈赓率一个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帮助指挥作战。
1950年7月7日，陈赓率团由中国昆明出发，穿过越南和越北的高山密林，前往越共中央所在地——太原省。
列车奔驰向南，南天阴云四伏，细雨蒙蒙。车厢里，陈赓一向乐观、顽皮的国字脸上，此刻也迭闪出一缕缕使人不易察觉的阴影。
自古战将轻别离。几十年恶风险浪的战争生涯使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生离死别的生活。他的生命火炬，在战争中燃烧的格外辉煌。
然而这一次，当妻子傅涯按照常规递给他一个崭新的日记本时，他无法抹去那挂在妻子面容上的凄哀、缠绵的神色。刚刚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小女儿小进，再过10天就要过百日了。吻别的时候，这位虎将的心中竟涌起一股绵绵的柔情，盈盈的泪水在眼中打旋。至今，他还不能忘怀小女儿带有奶气的香吻。
虎将终归是虎将。
中共中央一道电令，他立刻披坚执锐，跨马登程。
7月19日，陈赓一行进入了越南的国土。
越共中央早已接到通知，派出了三名妇女推着水果车随行。
南天毕竟不同于北土，两翼葱郁郁的峻伟高山，夹峙着中间一线游肠似的小道，车、马俱不能行，只得抬步登攀。天气酷热难当，道路泥泞难行。山路在群峰间盘曲缠绕，似乎永远望不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