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林彪只是一句气话，那里想到上台演戏。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林彪问：“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谁打？”
“王金钰！”罗瑞卿脱口而出。
“王金钰算老几？”林彪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那就同何应钦打好啦！”
“何应钦？何应钦也只是一个司令嘛！”林彪说。
聂荣臻一语点破：“罗局长，你就叫蒋介石上台吧，让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连连点头：“好！好！咱们直接同蒋介石对阵。”
罗瑞卿心中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众人刚想转入另一个话题，林彪又冒出一句：“罗局长，哪个来演蒋介石？”
罗瑞卿心计一动，说：“叫潘振武演。”
“他？不行！”林彪摇摇头。
“那叫谁来演呢？”
“你！”林彪说：“保卫局长演蒋介石，更能抓住敌人本质的特点。”
演出是在一个土坡上进行的。天作天幕，松杉竹林是背景。这是红军的老习惯了。
舞台上的剧情很紧凑。红军打下南昌以后，就该林彪上台了。
林彪几步走上台，刚坐下，电话铃响了。他马上拿起话筒问：“么事？”
听到这一声湖北腔，台下的观众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们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请示军团首长，怎么处理？”
“统统收下！”
罗瑞卿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林彪把台词忘得精光，要是这样演下去，非砸锅不可。
“报告军团长，船已经装满了。”
“那就用汽车装。”
“汽车也装不下了，怎么办？”
罗瑞卿又急又气，不禁“哎呀”一声。李卓然急中生计，补了一句台词：“我们都收下了。”
“当然全都收下，还能留给蒋介石吗？”林彪说。
该罗荣桓上场了。谁知这时候罗荣桓正在发疟疾，浑身发抖，坐在台前烤火。罗荣桓满脸通红，脑子也嗡嗡嗡地响。当台上的林彪叫他上场时，他没有听见。
“通信员，快喊罗主任来开会。”林彪又催了一遍。
罗瑞卿赶紧去找通信员，说：“快，把罗主任推上台。”
林彪急了，在台上走了几步，问：“这个罗主任做么事去了？怎么还不来？”一语刚了，罗荣桓走上台来了。
“哎呀，罗主任，这一仗打得好呀！”林彪马上握住罗荣桓的手。“你也忙坏了，快开会，快开会。”戏总算演下去了。最后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接受林彪的审问。这个蒋介石就是罗瑞卿，宋美龄是保卫局的秘书童小朋扮的。
林彪一看罗瑞卿扮演蒋介石的模样，几乎笑出来。他问：“你是蒋介石？”
“是！”罗瑞卿回答。
“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罗瑞卿一听，林彪又忘了台词，随口说起来，他也只好临时应付了。他回答：“我的飞机坏了。”
“你怎么长得这么瘦？”
“我整天想着坑害人民，消耗太大。”
“怎么不吃补药？”
“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尿，一肚子脓水！”
听到罗瑞卿的这番话，整个剧场的人都捧腹大笑。
……许多天过去了，想起那天演戏的场面，罗瑞卿的倦意全没有了。
罗瑞卿在草地上迈步，又开始苦苦思索“AB团”的事……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罗瑞卿终于把黄科长中毒的事件搞清楚了。
草台冈战斗，一军团也缴了一些西药，聂荣臻要卫生部的同志再找几瓶奎宁。不一会儿，罗瑞卿自己来了，拿着一瓶贴有标签的奎宁说：“聂政委，在黄陂缴获的‘奎宁’其实是吗啡。你看，这两种药外形和气味都很想像，由于没有贴标签，医生误把吗啡当作奎宁给黄科长服用。黄科长当时是吗啡中毒，我看不是坏人谋害。”
聂荣臻思考良久，说：“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这样吧，你明确告诉卫生部，今后凡是缴到没有贴标签的药，要先找有药剂师经验的人辨别判断，再给狗吃，证明没有毒性，才能给病号服用。那几个被怀疑的人，也接受教训。安心工作。”
事后，林彪又询问黄科长中毒事件，聂荣臻说：“那是因为误用了药，不是蓄意搞破坏，更不是‘AB团’。”
徐海东穿短裤挥刀冲入敌阵
1932年秋天。当徐海东率领的队伍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鄂东地区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离开了鄂东根据地去陕南、川北了。当时根据地被敌人占了，今后部队怎么生存？怎么斗争？不料，部队内部出现了各种思想问题。这时正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全党推行，主力红军走远了，根据地反围攻受到了挫折。昔日大好的根据地，眼看变成了一块血染的土地。许多村庄被敌人捣毁。反动派叫嚣要把大别山区的共产党灭尽杀绝，猪羊宰尽，鸡犬不留。敌人每占一村，逼着群众用白布或白纸做一面小旗，插在门上。要是谁家没有小旗，就以“红党”论处。地主、豪绅纷纷乘机拼凑保安队、民团和“铲共义勇队”，反攻倒算，进行灭绝人性的摧残、屠杀无辜的平民百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死于敌人的枪口下，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徐海东一方面积极做好内部人员的思想工作，坚信革命会壮大发展，一方面千方百计壮大革命的力量。
徐海东了解到中共鄂豫皖省的大部分人——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郭述申、成仿吾、高敬亭、戴季英等还留在大别山区时，非常高兴，他更加坚信革命会发展、队伍会壮大。
1932年12月29日，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徐海东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整编后，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却提出什么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什么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
一天，师政委戴季英从省委开会回来，吃饭时，以教训的口吻对徐海东说：“如今，我们可不能只想到打仗，要看到我们内部严重不纯啊！”
徐海东严肃地顶了一句：“当兵的就是要想到打仗！”为此，徐海东常和这个政委发生争吵。
不久，师政委戴季英亲自下手，把二二O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徐海东见后十分惊奇，质问政委：“他们犯了什么错误？逮捕人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徐海东听说政委又要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儿去。去后，徐海东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的指导员吊了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徐海东想：这个指导员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有17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就叫他的警卫员把指导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大声质问政委：“一点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政委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张国焘在鄂豫皖，肃反搞得人人自危，徐海东那时虽有怀疑，还不敢大胆反对，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就向政委提出了反对意见。政委却对徐海东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后来，当徐海东知道49人被杀了，流下了眼泪。徐海东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面有敌人堵，是一团人去攻；后面有敌人追，也是靠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他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他认识到今后的斗争更复杂、更困难了。
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红二十五军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胜利之后，敌人暂时停止了疯狂的进攻，省委的领导头脑一时又热了起来，又提出要夺取中心城镇的任务。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的部署时，徐海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力量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是，徐海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围七里坪时，久攻不克，红军困难日增，徐海东建议及早撤围，又遭到反对派拒绝。围七里坪43天，部队光饿死、病死的就有3000多人，最后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总结会上，会议开始时，领导上一句认错的话都不讲，却埋怨这个部队不行，责怪那支部队不力。有的人还扬言要抓什么“反革命”“AB团”。徐海东说话了：“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他话还没讲完，“徐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啊？”沈泽民几乎是跳了起来，一下打断了徐海东的发言，然后气冲冲地走到徐海东的面前，用手中的小烟袋指着徐海东的鼻子问：“你说，哪个是小资产阶级？难道你才是无产阶级？我看你这人很成问题！”
徐海东也往前跨了一步，两眼直视着沈泽民，毫不示弱。他本想大发雷霆，却又立即出奇地克制了自己。沈泽民发这么大的脾气，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沈泽民一直是徐海东很尊敬的一位领导，这不仅仅是因为沈泽民书记曾在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喝过几年洋墨水，啃过几年洋面包，装回了满肚子的马列主义和各种学问，而且更重要的是沈泽民十分关心体贴战士和群众。他生病了，自己不骑马，不坐担架，却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们一道步行；没粮吃了，他和战士们一起咬生南瓜、吃生葫芦、啃树皮、嚼草根。
可今天的沈泽民是怎么了？是自己说错了，还是因为触犯了“省委书记”的尊严？
徐海东刚想解释几句，只听一个更为严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沈泽民用烟斗指着徐海东的脸说：“海东，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你给我出去！”“什么！”徐海东眼里喷出了火。
“你、你出去！”一只手掌重重推在徐海东的背上。
“叭——”徐海东一拳砸在桌上，大吼一声：“出去就出去！”然后几步冲到门口，推开大门，甩手离开了会场……
徐海东回到落脚的老乡屋里，躺倒在铺板里。他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昏暗的屋顶，想起两年前，张国焘在红军里搞肃反，许多冒犯过领导的好同志被抓的抓，杀的杀。连徐向前总指挥的爱人程训宣——一位正直的党员也给抓去枪杀了。他想：今天会上顶撞了省委书记，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吃饱了不管战士”，这还了得？
突然，徐海东的手触到兜里的一张硬纸，心下意地颤抖了一下。他忽然想起，这是前几天“肃反”委员会要他填写的一张审查表，要他把何时何地入的党？谁是入党介绍人？还有大革命失败后是怎样从武昌跑回大别山的？等等，都要详细填写清楚。
毫无疑问，这“肃反”已开始“肃”到自己头上来了。难怪今天上午会上，他们对我是这个态度！
想到这一层徐海东的心陡然紧张起来。
他慌忙翻身坐起，摊开审查表，准备填写。但当他的目光落在“何时何地入党”一栏时，却难住了。
怎么填？他是1925年在武昌入的党，如果按实际情况填，武昌是国民党的地盘，不是红区，加之一个入党介绍人已经死去，另一个介绍人又下落不明，肯定是自找苦吃。但如果不按实际情况填，说假话，徐海东又不会。
徐海东死死咬住笔头，久久无法下笔。
一位凶猛如虎的将军，面对数千万持枪的敌人可以谈笑风生，毫无惧色；但当面对这张“党组织”的小表格时，竟被难得额头冒汗，脸色大变。
怀表的指针“嚓、嚓”地走着，笔头仍在徐海东的嘴里死死咬着。
最后，徐海东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终于还是落下了颤颤抖抖的笔：在“何时何地入党”一栏里，他将1925年在武昌入党，填写成了1927年在红区入党（事隔多年后，徐海东为此事主动向党组织作了深刻的检查，并以此事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人一定要讲真话！）
徐海东放下笔，便一下瘫在床上，像有一只无形怪手，刚刚在他的灵魂上动了一次大手术。
他满脑一片空白。
自“肃反”以来，徐海东一直愤愤不平，一有机会，就站出来替人“喊冤叫屈”。不久，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来检查工作，竟认定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他和郭述申坚持反对，并跑去找到省委代表质问：“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雇农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奇功，是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这样的同志怎么会是反革命？”
但省委代表不但不接受批评意见，反而指责郭述申和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在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上，撤销了郭述申省委常委和地委书记的职务。
看来，现在该轮到自己的头上了。徐海东翻了个身，又继而联想到今天的会议，愈发觉得问题严重起来。
但他转念一想，大不了就是死，砍脑袋不就是碗大个疤？自己每天迎着子弹走路提着脑袋过桥，死算个什么东西！于是，他心一横：认错没门，要命有一条！
一旦横下心来，他心里反而平静多了，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一样。
徐海东面临着一场危难，他不被砍头，也免不了被捆绑审查。他躺在铺上，内心正不安定，忽听一声“报告”，特务连连长跑进门来，急促地说：“敌人攻上来了！”
“什么，什么？”徐海东跃身从铺上跳起来。
“敌人攻上来了！”特务连连长又说，“快到庄头了！”
这位特务连长，刚由排长提升不久，年纪不过二十来岁，打仗很勇敢，只是有点毛手毛脚，遇事沉不住气，人们送他个“毛头小连长”的外号。徐海东两眼一瞪，一把抓住他的手说：“听着！省委正在开会，你虚报了军情，要掉脑袋的！”
“我是亲眼望见的，敌人黑压压一片，正……”毛头小连长话还没说完，已传来“嗒嗒”的一阵机枪声。
徐海东一听枪响，松手放了特务连连长，一边扎皮带，一边命令：“去，快去报告省委，停止开会，赶快转移！”
枪声越响越密。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
徐海东迎着枪声，跑步来到村口。不用望远镜，也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成群结队，向村庄涌来。一位团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徐海东跟前，报告说：“敌人突然袭击，前哨阵地已被突破了！”
“马上组织反击！”徐海东大声命令。
“来不及了。”团长搓着手，焦急地说，“我已命令队伍撤退……”
“混！混！”徐海东骂了两声，说：“你们团就是拼光了，也要顶住！要保卫省委！”
这时，另一个团的团长也跑来了。两位团长一左一右，瞧着徐海东。徐海东静心观察一会儿，心想从正面硬顶是顶不住的，他命令：一个团从左，一个团从右，向敌人的背后包抄。
“快去，一定要保卫省委转移！”徐海东瞪大眼，对两位团长喊。
枪声响得更激烈了。敌人两个团的兵力，摆开阵势，杀声不断地涌过来。徐海东领着交通队和特务连跑步向前。想到被从会场上撵出来的情景，心头不禁一阵难受：也好，趁此机会，拼它一下，死了吧！为革命打这最后一仗，战死，证明我徐海东对革命并无二心，他想，今天与其等死，不如战死；军人最好的下场，就是死在战场！既然我又无权选择生，难道选择死还不行吗？对！身为男子汉，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想罢，徐海东对两个团长命令道：“快，马上组织进攻，反击！”
“什么？反击？”两个团长愣住了。
“对！”徐海东大手一挥，“你们两个团从两翼包抄过去！”
两位团长还是不明白，敌人的攻击力量明显如此强大，部队不赶快撤退，副军长怎么还要组织进攻、反击？而且，更为奇怪的是，过去的副军长只要枪声一响，两眼便瞪得像火球，要是有人动作稍慢了一点，他马上就是一顿臭骂，甚至有时还会挥动手中的鞭子。可此刻，副军长却显得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仿佛不是马上奔向战场，而是将要步入宴席。于是便斗胆问了一句：“那……正面的敌人怎么办？”
“由我来对付！你们快去！”徐海东说着，疾步奔了出去。
黑压压的敌军潮水般涌了过来。迎着漫天风雪，徐海东带着特务连守在正面，一动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