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时，独八旅旅长徐德操曾经担任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同罗历戎有数次接触，这位军长想不到两年之后在我方代表面前是如此。罗历戎见窗户纸已经被捅破，就直言不讳地说，他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学生，希望能见见聂老师。罗瑞卿和萧克陪同聂荣臻司令员来到北祝村清风店战役前线指挥部，先后见到了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十分有意思，罗瑞卿看到这些国民党军官都争着与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攀师生关系、攀老乡关系。罗历戎和杨光钰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见到聂荣臻，一口一个“聂老师”，临走前，罗历戎还说了一句：“聂老师，我是四川渠县人，聂老师是江津人吧？”吴铁铮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还听过聂荣臻讲的课，他见到聂荣臻时，羞愧万分，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原来，吴铁铮在黄埔时是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以后，他投敌叛变了，现在被解放军俘虏，自知罪责难逃，更觉得无脸面见聂老师。
柯民生团长一见聂荣臻，连声说：“聂司令员，我也是江津人，是你真正的老乡呀！聂司令员……”聂荣臻“嗯”的一声，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蒋介石逼迫我们打的，你们为蒋介石卖命，这是毫无意义的。清风店这一仗结束了，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愿意留下，我们会提供学习的机会；你们想回家，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无论留下还是回家，都应该认识过去的罪恶，重新做人。”柯民生一听，赶紧说：“聂司令员，我想回石家庄去，我的家眷还在石家庄呢！”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柯民生回石家庄以后，做了许多瓦解敌军的工作。我军解放石家庄时，柯民生又一次当了俘虏。罗历戎向聂荣臻和杨成武讲了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的部署情况，他提供的情况对我军解放石家庄很有价值。罗历戎后来被特赦后担任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杨成武曾经专门去看望他。清风店一战，我军歼敌1.7万人，“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得到党中央的祝贺和嘉奖，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写了一首《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诗，赞美说：“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罗瑞卿望着美丽的冀中平原，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这是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个翻身仗呀！后来，他回忆起这场战斗时，颇为自豪地说，清风店战役“经一天一夜的激战，将敌两个师及其军部全部歼灭，无一漏网，敌军长罗历戎及师长被俘，另一师长被击毙”。
王树声：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要打回大别山
1947年6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直插国民党战略腹地——大别山，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当身在病榻、心系前方的王树声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大别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里的乡亲、百姓，那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永生难忘。在那里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的一员。如今大别山又成为斗争的最前线，他急迫地想去大别山，亲自参加解放这块英雄土地的战斗。想至此，他硬撑着尚未痊愈的病体，给党中央写了要求去大别山工作的报告。
王树声由鄂西北带病回归山西晋城后，组织上晓得，从泼陂河被困，到中原突围，再苦斗鄂西北，这近两年的连续紧张战斗，几乎把王树声累倒、拖垮了。因此，对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好治疗、休养，尽快恢复元气。组织上还特意把他夫人杨炬医生调来，参加治疗和服侍。可在全国战局急转直下，我军即将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战略大反攻的鼓舞下，王树声再也不能安心地躺在病床上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自己报效革命、为党献身的机会，失之将是终身遗憾；即使健康不佳，也定要力争参战！与这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战斗相比，病患又算得了什么？王树声的不少老战友们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但他们也知道，大别山的斗争异常艰苦，即使是十分健康的人都感到吃不消，一个病人就更难支撑了。同时，那里的敌情也十分复杂，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出于关切、爱护之情，其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和山东军区负责人的王宏坤、许世友等，都先后邀请他到自己这边工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执意要求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下。理由只有一条：“大别山是我的故乡。我开始走向生活，就在那儿跟党闹革命，可故乡的父老姐妹们，至今还没有获得解放，我难受啊。”
王树声的妻子杨炬，虽然理解丈夫的心情，但并不赞成他的主张。想起3年前，他俩正在新婚蜜月之际，丈夫就出征豫西抗日。好在那时他身强力壮应该参战。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她不远千里到中原，会到了亲人，可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就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困在了泼陂河。接着，就又是在炮火连天下突围，她怀着苦难中孕育的、未能打下的胎儿，拼死拼活，奔到了山高地险的鄂西北。最后，为了不拖累部队，又忍痛与丈夫分离，历经艰辛，回到了华北解放区。王树声重病被抬下战场，才使他们夫妻有了重逢的机会。眼下，丈夫的病离不开她照料。而她同样也需丈夫陪伴身边，因她尚有不满周岁的幼儿，同时又有孕在身。要工作也可以，就近有好几处，干嘛非要孤身去大别山呢？
王树声知道妻子是一番好意，但他经过再三再四的考虑，甚至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决心依然是随刘、邓大军南下。道理还是那一条：“我王树声是大别山人民的儿子。我过去就在那儿闹革命。而今终于大反攻了，我定要再打回大别山！”妻子毕竟理解丈夫的倔强性格和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她也只能被默默地感化了。
为了减轻家室之累，夫妻俩还商定：打掉新怀的胎儿；虽然这对十分珍爱后代的、42岁始得次子的王树声，是一个多么不情愿的抉择！临上前线之前，王树声想给妻子留点有意义的东西，思来想去，翻遍全身，除了部队发的，他个人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王树声最后决定给妻子留张相片。杨炬接过照片，只见身着戎装的亲人，向自己深情地凝视着；那厚实的、含笑的嘴唇，仿佛对自己有吐不尽的衷情……再翻看照片背面，更使她的心潮沸腾了；只见那熟悉的手笔，题着：
久别重逢今又别，不知人月几时圆？
豪伤思艰险犹尝尽，
誓将奋斗会中原！
赠给我亲爱的杨炬同志留念
树声
八，十五，于冶陶
1947年10月，王树声告别了妻子、幼儿，跨上战马，投入了南征行列。行至黄河边，他又犯病了。领导要送他回后方，他坚决不同意，义无反顾地一往直前。越接近大别山区，王树声的感情越复杂，像饮一杯醇醪、馥郁的陈年老酒，近于迷醉了；及至进入红安、麻城一带，他的心激奋得要蹦出来了！真是，故乡的山景看不够，乡音入耳分外亲，喝一口泉水也赛蜜甜哟！
王树声到达大别山后，被任命为刘、邓大军属下的鄂豫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设在大别山中心，包括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以及安徽西部诸县，方圆600余里，人口750多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了它，就可东慑南京，西叩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因此，这里既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又最薄弱的地区；同时，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发祥地之一，从大革命、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这儿的英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间断过对敌人的斗争。这次，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如一把利剑，直插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惊恐之下，急调20多个旅的兵力，又拿出老一套的“重点围剿”战术，妄图趁我军身影未定，将我军就地歼灭或驱到淮河以北。所以，鄂豫军区一成立，王树声就指挥所部配合主力，与貌似强大的凶敌，频频展开了角逐。王树声的助手郭天民，是鄂豫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原在刘、邓大军某部任副参谋长，指挥惯了大战斗。下到地方军区后，他对这转磨式的游击小仗，开头很不习惯，处处感到别扭。有时被敌磨烦了，他就忍不住边晃大拳，边咬牙切齿地说：“哼！莫神气，老子非调两个旅，把你们这些狗杂种狠敲一下不可！”
王树声每逢看了，都忍不住心里好笑，想：真是凑巧得很，自己有员猛将“活张飞”刘昌义；今天，又来了个打将“活李逵”郭天民！他从心底喜爱这样的英雄，更感到与自己的性格合拍。但是，在经过了20多年的实际锻炼之后，他善于打仗的“活李逵”郭天民。郭天民，湖北人。曾参加广州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冀察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变得日趋成熟了，深感“大勇”还必须伴以“大智”；单纯的“勇猛”，很容易流为“鲁莽”，常常既害自己，也贻误革命。所以，在郭天民这位“活李逵”火了的时候，他总是以爱护的态度，多方对他谆谆善诱：
“伙计，要讲大打，我比你没少想。你可能知道，红军时代，我就随徐老总在这儿，打了好多痛快的大仗；以后，我也曾碰得头破血流过啊！情况在千变万化，上什么山要唱什么歌。现今，我们是刘、邓大军这一盘棋上的一个小子儿。怎么走法？不能光凭我们的主观愿望；要按刘、邓首长的战略行事，要看全局。你想想，不是这个理么？”确实，在许多老战友、老部下的眼里，现在的王树声，比起红军时代的那股虎劲儿，老成、稳重得多了！宿营下来，他就亲自观察地形，再点起油灯或打着手电，对照地图，精心分析敌情，研究对策战术；起草电报或报告，字字句句斟酌，一丝不苟；经常是睡得最晚、起得最早；挤空还钻研毛主席的著作，也瞧瞧《三国演义》《水浒》什么的。警卫员们见他两眼熬得通红，常劝首长早些休息，他却总笑笑说：“形势逼人，不学不行！光凭那点老经验，那是乱弹琴。土地革命时，我是个‘蒙头生’，学习又差，吃了几多亏哟。现在，就是五更半夜学，也难赶上趟！”就这样，从1947年11月鄂豫军区成立，到次年3月，王树声指挥下属5个军分区的广大指战员，配合主力部队，在大别山这块战略基地，按照刘、邓首长的部署，如走棋一般，战斗在自己应占的格局，粉碎了敌人30万之众的初期“重点清剿”；扶植了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的筹办；掩护了土地改革……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8年一开春，由于全国战局的需要，刘、邓野战军主力，由大别山转移至淮河以北地区，休整和寻找战机了。敌人乘隙又以20多个旅的兵力，配合众多反动地方武装，对大别山区再次发动了疯狂“扫荡”，大有踏平鄂豫军区之势。敌人在大别山心腹地区，到处建立据点，恢复保甲制度，制造“无人区”；还实行所谓的“分区合围”“捕捉奇袭”“筑寨并村”等一系列毒辣战术；各地反动分子和其伪政权，也死灰复燃，向群众挥舞屠刀……在此黑云压顶下，不少人对革命前途又开始忧虑、顾盼了。
这时，因敌我力量悬殊，王树声也不得不避其锋芒，暂时率部分散活动于深山老林，昼夜与敌纠缠。极度疲惫、粮草短缺、武器破损、弹药无着……真是困难重重！可王树声和他的广大战士们毫不气馁，依然斗志昂扬。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如邓小平政委所说：“重建鄂豫皖解放区，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不管如何艰险，一定坚持到底，保持反攻的基地大别山！王树声和坚持大别山战斗的部队终于实现了邓小平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迎来了战略决战的辉煌时刻。
许光达：给党中央一份厚礼
同样是在1947年8月，当陈赓率部渡黄河，黄克诚去当“粮草官”，粟裕在“7月分兵”后艰苦转战之时，许光达接到野司的紧急命令：陕北战局形势紧急，速率部驰援。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许光达奉命参加了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在另一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斗争。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许光达奉命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代理参谋长，1946年11月，贺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央军委批准，撤销了原来的晋绥、晋北两个野战军司令部，晋绥野战军统一编为一、二、三纵队。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率独二旅、独三旅和独五旅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保卫晋绥解放区。
一道命令，使许光达顿觉此行的责任重大。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我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正将其兵力向我两翼收缩，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3月13日，蒋介石倾其在西北的全部兵力，以胡宗南为总指挥，向陕北大举进攻。面对十倍于我的凶恶敌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运用“蘑菇战术”，将胡宗南的部队拖在陕北，消灭在陕北，支援全国其他战场。但是，从总体上看，西北战场形势危急，党中央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许光达率三纵队独二旅西渡黄河（三纵的独五旅已先过黄河，独三旅留晋绥），接应和掩护正在转移的中央机关。部队在万户峪、马家滩一线荫蔽集结。1947年8月5日，许光达指挥独二旅进至沙焉、九五会一带。6日夜扫清高家堡外围据点，守敌派人前来交涉，企图欺骗解放军，拖延时间。许光达限定时间，令其投降。敌无诚意，7日下午3时30分，许光达下令攻击，经20分钟激战，攻克高家堡，全歼守敌二五六团及补训第一营，毙伤敌200余人，俘敌陕北警备司令、二五六团团长以下官兵1400余人。9日，他率部向榆林开进参加榆林战役。许光达在作战会议上宣布：“必须打好进入西北的第一仗，给党中央一份丰厚的晋见礼。”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三纵队撤出榆林外围，火速开往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