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放生寺有尊佛像是比丘相，很别致，艺术性也相当好，跑去看，已不存在了。弘化社出版的一些经书乱七八糟地乱丢在地上，把它拾集来，用小板车拿至西园［戒幢律寺］保存。
二、苏州市佛教协会的厄运
1966年10月5日早晨，市红卫兵总部派左振国等男女60多人来冲击佛教会，对会上所有工作人员和来领生活费的僧尼，拳打脚踢，强迫低头，要把头低到像八段锦中“两手攀足固肾腰”那种样子，年老腰弯不下去的，硬把头揪下去，只听得“喔唷唷，我吃不消啊！救命啊！”的惨叫声，这班凶神恶煞是若无所闻的。大悲庵老尼志康，只说了声我们犯什么罪，右手被打伤。他们狂言：谁再要吃素念佛，穿和尚衣服，就是反革命分子，枪毙！
所有文件、档案、账册、银行存折、存单、现钞、金银财物，以及各人身上的手表、挂表、银行存折存单、现钞等尽被拿去。所有用具物件，尽被砸坏。
如此将人折磨了一天，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不准喝一口。到了傍晚，将各人身上抄去的现钞用包袱包在一起丢给我说：你拿去给他们。我说：要当面点数。他们说：你数好了。点数结果同他们说还缺若干钱，他们面面相观，立即将佛教会所有人员全部赶出，一个都不留，华严寺就此被他们占据。
文山寺是尼众集中的寺庙，也是这一天红卫兵总部派人去用同样的手段搞掉的。
10月6日，勒令西园［戒幢律寺］公私所有财物，庄严法器，全部缴到他们占据的华严寺去。用两部小板车送了十来天，还要把所有经书全部送去销毁。我们说：经书很多，人力不够，又没有大的卡车装运，而且其中许多是有文物价值的古籍善本经书，不能一律搞掉，目前先把它封起来，以后再作处理。
佛教会［所在地为华严寺］、西园［戒幢律寺］、文山寺公私所有财物，被他们搜刮干净了，又到各寺庵去搜刮僧尼的财物，要他们立即把财物缴到红卫兵总部，违者严惩不贷。
1966年10月起，佛协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同西园［戒幢律寺］僧众一样，每月每人16元，由西园［戒幢律寺］发给。
10月中旬，通如来对我说：“我在北局储蓄所200元的一个存折，5日在华严寺被总部的红卫兵从身上抄去的，前两天一个女红卫兵去拿这存款，恰巧碰着这个营业员与我熟识的，就说：你爸爸我认得的，他在寒山寺做当家和尚，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女红卫兵说：瞎说，我爸爸不是和尚。
营业员问，那你这个存折是哪里来的？这个女红卫兵顿时目瞪口呆，就说拾来的。又问：你是哪个单位的？答：红卫兵总部。营业员说：存折放在这里，叫你们总部来人说明情况后再作决定。就通知我办了手续，把存款交还给我。”
我听他这么说，心里一急，佛协［华严寺］、西园［戒幢律寺］、文山寺公私所有财物，被他们拿去，都没有收据。我就跑到红卫兵总部，接见我的人明白来意后说：我们这里的人出去抄人家的东西，都有三联单正式收据，你们佛教会的事，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去搞的。经我把事实一一指出后，他才说后期处理。我说饭是天天要吃的，不能停下来等到后期再吃，你说的后期处理，要到什么时候才处理呢？他说：我也不清楚。我问左振国现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的领导？他说：你自己直接去问。就这样空跑了一趟。
第二次再去，也没有结果。第三次去，左振国被我找到了，我要他归还财物，他有气无力地说，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只有到后期处理。
我自己的1300元存款，因存单号码留有底子，即至银行说明情况，非有关单位证明，任何人都不给他拿去。
10月20日左右，宗教处派哈恭鼎、汪晋元、殷根寿、周鸿元、安上五人，成立一个工作组，到灵岩山去搞清队工作，总部也派了红卫兵上山。
11月5日，明善、守持、峻深等，煽动僧尼30多人，到西园［戒幢律寺］来找我寻事，说：你把我们生活费的钱都交红卫兵了，我们为了生活，今天要同你算账，你有得吃，我们也要有得吃。我说钱都被红卫兵总部拿去了，我又没有钱，同我拼命也没有用啊。应当去找他们要，我已去过几次了，你们为什么不敢去呢？他们说，这事与安上、三思也有直接关系。经忏组的钱是他们两人执管的，立即叫他们灵岩山下来，老实交代。从早至暮，把我包围，小便一下都受监视。到了傍晚，三思、安上来了，山上总部的红卫兵有四人跟来，都是彪形大汉，摆出冲击佛教会时的那种架势，用皮带一再敲台拍凳，大声斥呵吓唬，有几个女的被吓得哭了，不到十分钟，都把他们赶走了。
于是外面传说，明开用红卫兵来压迫我们，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
此后，有几个僧尼到总部要生活费。桃花坞一老尼（即慈悲庵徐智庄），将一条破棉花胎，几件破衣服，包包扎扎，送到总部说：喏！这是我所有的财物，现在都缴来了，我的生活费你们要负责啊！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一个红卫兵把它打开来看，尽是些破烂货，既恼火，又难堪，把东西用脚一踢，指着老尼说：去去去，滚滚滚，谁要你这些东西！引起围观者一阵嗤笑。
次日，总部一个红卫兵到西园［戒幢律寺］来向我咆哮如雷：你为什么叫这些和尚尼姑到总部来胡闹……我说：要不许他们来，我没有这种权力。他们没有犯罪，只是要生活，钱都被你们拿走了不找你们找谁？这人一声不响，走了。
1966年11月17日，宗教处鲁逸尘同志通知我，红卫兵总部找你，要你去谈话。路上遇到许鹤梅也说，红卫兵总部在找你，你去没有？我到了乐群社，这个接见我的人还有一点礼貌，把手一伸说：请坐。就转身进去把佛教会54266.71［元］的一个存折交给我说，这个存折你拿回去，关于发生活费的问题，你去同宗教处研究办理。我说不光是这个存折，还是许多财物呢？他说：后期办理。
我到宗教处把存折交给鲁同志，他说：这是佛教会的钱，不归我们管，还是由你去保管。我说现在已没有佛教会，我没有理由把佛教会的公款放在我私人身边。研究结果，存折由宗教处保管，我的印签支取，向银行办了手续，于是发给僧尼生活费。
三、保护西园戒幢律寺的经过
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西园［戒幢律寺］门封闭着，时常有本市和外地的红卫兵搭人梯翻墙头进来，或从西花园放生池那边扒墙头进来，有的是要看五百罗汉像，有的是要来搞掉它，西园［戒幢律寺］岌岌可危，我们一再打电话向文管会呼吁，要求出个告示保护，或临时派两个人来帮助维持。回答是：只有罗汉堂是文物保护单位，其他都不是的，我们这里派不出人来。
1966年底，达和来对我说：有四个红卫兵来找你有事。我以为又是总部的，一见面，他们就问：你是佛教会明开吗？我说：是。他们说：我们是市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来了解红卫兵总部冲击佛教会拿去许多财物的经过情况，请你写个书面给我们，我们帮助你把它印出来，贴出去，控诉他们。他们专门出去搞人家的财物，革命的大方向是不对的。
这个书面写不写呢？我一时迟疑不决。他们说：总部已被我们打垮了，总部的人都在写检讨了，有我们支持你，你还怕什么？我说：好，被总部拿去的财物，我查点一下，写好就送到司令部。我又说：西园［戒幢律寺］是个文物保护单位，许多经书佛像是国家的文化遗产，有些红卫兵要来搞掉它，搞掉容易，以后如果需要恢复，那要花多大的代价。我要求你们出个保护的告示，保存这个名胜古迹。他们说：你这意见，我们回去研究。
我想，总部的人已在写检讨了，趁这时候去找他们归还我们的财物。到了乐群社，只见大门被封闭，门窗户壁都被打坏，里面一切，狼藉不堪，里外找不见有人。这些专门搞打、砸、抢的“英雄好汉”，此时销声匿迹，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是因，如是果，他们这个下场，不是报应吗？！
这个红卫兵总部，从成立到垮台，不到四个月，时间虽不长，却做了许多坏事。他们这些劣迹，苏州人民是清楚的，受害的群众是更清楚的，编写文史资料的人也不会把它遗漏的。
1967年初，慧永来对我说：药厂的人同我说，西园［戒幢律寺］的这些老爷可以弄掉了，西园［戒幢律寺］全部房屋给我厂使用，西园［戒幢律寺］的人，不论有无劳动力，生养死葬，一切由我厂包下来。这事被浩莲、仁理等知道，又来同我说，这是个好机会，大家的生活都有依靠了。我不同意。过了十多天，文彻、仁理等来对我说，我们已得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复电，同意把西园［戒幢律寺］改为工厂，已同药厂订了合同，请你也签字。我说：是否有这个复电你们自己知道，我在西园［戒幢律寺］只有管理的责任，没有处理掉的权力，谁要搞掉西园［戒幢律寺］谁负责，用不着我来签字。仁理对人说：这个死顽固的家伙，只知自己当方丈，不顾大家的死活，我看他这个方丈还有几天！
1967年1月4日，灵岩山开大会批斗妙真，通知苏州的僧尼都要上山去，我到山上见大殿前丹墀上用大字写着：“打倒大汉奸恶霸地主妙真”。回到西园［戒幢律寺］已是天黑了。三思对我说：鲁同志来通知，宗教处要向佛教会借一万元，叫你就去，把你的图章带去。我说：宗教处是政府机关，怎么要向佛教会借钱，你听错了吧。他说：没有听错。5日早晨同达标二人就到网师园，等了半天，不见有宗教处的人。6日上午同达标二人再去，见到鲁同志，我问他答如下：
问：宗教处要向佛教会借一万元啊？
答：是的。
问：谁说的？
答：是高处长说的。
问：是高处长私人借的，还是宗教处借的？
答：是宗教处借的。
问：宗教处是政府机关，怎么向佛教会借钱？
答：现在各教要成立几个革命组织，临时借用，只有几天，上面经费发下来，就要归还的，不必上账。
于是将我的私章交给他，他大约是叫侨联王永邦到银行去拿的，一万元。我回来就请许会计上了账。
1967年1月13日，总部拿去的财物，我已写好清单，到怡园去交给总司令部，王旭华接收的，并把保护西园［戒幢律寺］的《通告》交给了我，词句记不得了，大意是：西园［是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暂停开放，寺内各种造像等文物，是国家文化遗产，希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共同协助，保存这文化古迹。我回来就把它贴在大门上。在当时起伏不停的毁庙风浪中，这张《通告》贴出去是很得力的。
不意到了晚上，住在西园的红卫兵有四人来找我寻事。［其中有一位问］：这张《通告》是你去弄来贴出去的？我说：是的。他说：什么文物保护单位，完全是个封建迷信堡垒，没有保留的必要，要搞掉它的。我说：这是总司令部的《通告》，应当遵守。他说：这是苏州地方性的红卫兵组织，不是全国性的，只能管苏州的红卫兵，管不到我们北京、天津的红卫兵，我们不受它的约束。我说：同样都是地方性组织的红卫兵，苏州的管不到北京天津的，北京天津的也管不到苏州的，苏州的事由苏州的红卫兵来管，你们只能回去管北京天津的。［这伙人恼羞成怒地吼道］：他妈的，你是红卫兵？！动手就打，甚至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我一时晕了过去。他们到底心虚，不敢把《通告》从门上撕下来毁掉。第二天晚上，以抗拒破四旧运动、私将佛教会公款一万元给高其志为主要罪名，在客堂边陪斗。
我是一个和尚，并不是什么政府机关的负责人，也给我一顶“走资派”
帽子，还被封为“刘邓黑线人物，顽固的封建迷信头头”。这时有些和尚都自称为“革命群众”了，在红卫兵面前，为了争取立“功”，非常卖力，动手动脚，大叫大喊：你把佛教会的公款，瞒着大家，私自孝敬高其志，一下子就是一万元，你同高其志是什么秘密关系，今天不老实彻底交代，决不放你过门。你把我们生活费的钱，私自送给高其志，目的何在？背后有人对我后脑壳猛击两拳，又踢一脚，几乎被他踢倒，我转脸一看是源定，他又唆使十六七岁的小红卫兵向我头上脸上乱打，有人说了一声怎么能这样乱搞呢？！那些自称革命群众的和尚号叫：打倒明开，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保皇派滚出去。第二天寺内大字报都贴出来了。
1967年1月17日，灵岩山开大会批高处长，通知苏州僧尼都要上山去，我到山上见山门上有张大字报，“市佛教会秘书长安上，立即赶下山去，到农场强迫劳动，接受群众监督，到群众满意为止。”到大殿前见丹墀上用大字写着：“死鬼妙真，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时我才知道妙真已经死了。
后来知道他是自缢死的。
这天的大会，月波是代表他们的“革命群众”，坐在主席台上的。有人要把我拘留在山上斗，有人说把他带回苏州去斗。回到西园［戒幢律寺］，我就被他们看守起来，成了“囚犯”。
明善、太祥、月波、仁理、文彻、达标等，筹备一个非法组织，叫做“西园红色革命造反队”，到宗教处申请，要求开办费五百元。他们回来把申请给我看，上面有高处长亲笔批准，给开办费三百元。1967年1月24日，迫我到宗教处找鲁同志，要存折到银行取款，给他三百元买《毛主席语录》等物，另给一百元买毛主席像三幅，举能金为队长，明善等为主要骨干分子。
这个造反队成立后，明善、峻深、达标等就抄我的房间，把我保管的佛教会的现金全部拿去，明善说：夺权嘛，当然要由我们来掌管。把我赶出，把我的房间封锁起来。2月中旬，一天晚上，在客堂里开大会斗批我，主要罪名还是老题目，不过名称稍微改了一下，抵抗破四旧运动，盗用公款一万元给高其志等。这次被斗批的，没有六净，换了安上同我一起被斗批。在他们乱哄哄地叫喊声中，你一拳，我一脚，我又吃了一顿生活。
从此我被禁闭，迫我写检讨，一个红卫兵说：你私给高其志一万元，到底是为了什么？同他黑线上是怎样的秘密关系，要老实交代！你头脑要清醒，这是我们挽救你的，否则，没有好下场。
他们看我写的东西总是说：宗教处鲁同志同我说，因各教要成立革命组织，临时借用的；在工作上同高其志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此外毫无关系。他们非常恼火，又是两拳，揪住我的头往墙上撞了一下。派源定等日夜轮流看守我。安上同我一样，被禁闭在我前面的一房间内写检讨。
1967年3月上旬，这个造反队在西园［戒幢律寺］茶室开大会，斗批高处长、明开、安上。在这前一天晚上，明善等来对我说，明天要斗高其志你得发言，稿子给你改写好了，你看一下。他们安排发言的人是：明开、安上、雪相，还有几个记不清了。由造反队队长能金主持会场，作了开场白。
这天会上，高处长站在中间，明开、安上被押上台，低着头，站在高处长左右。又是源定跳上台来第一个号叫，“打倒×××”，“砸烂×××的狗头”——就这么叫了两声，下来了。散会时，我刚走到茶室门口，背后有人对我猛击二拳，我被打倒门槛上。仁理在旁边对人说：不照发言稿发言，为自己辩护，自讨苦吃，怪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