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福尔摩斯先生的诸多案件公之于众后，我曾经打算将《格兰其庄园》作为他这一系列辉煌事迹的尾声。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并不是因为材料的匮乏，因为还有几百个案例从来没有提及，也不是我的部分读者对于这位卓越人物的超凡能力和独特方法失去了兴趣。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披露他的破案过程。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去做学问和养蜂，声名显赫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困扰。而且他再三叮咛我要严格尊重他的意愿。我向他表明，我已经向读者承诺，《第二块血迹》发表后就会让这一切告一段落。而且，我还向他指出，这是他曾经办理过的最重要的国际案件，其中一系列的精彩情节，将会将所有的案件推向高潮。所以，最后我征得他的同意，小心谨慎地将这个案件披露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我可能会讲得很含混，我相信公众肯定能够理解，我的沉默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
那是某一年的秋天，具体哪一年不能指明。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在欧洲享有声誉的尊贵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其中一位鼻梁很高，目光像鹰一样锐利，威风凛凛的样子。他就是声名显赫的倍林格勋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另一位肤色黝黑，胡须刮得干净利落，举止文雅，虽然不到中年，但是无论身体还是头脑仿佛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他就是崔洛尼·候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国最有潜力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疲惫而焦急的神色看来，他们此行肯定是有至关重要的案子。首相紧握着一把象牙柄的雨伞，手背上青筋暴露。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不安的脸上现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紧张烦躁，坐立不安，时而揉捻胡须，时而摩挲以下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早上八点钟，我发现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遗失了，立刻告诉了首相。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前来找您。”
“您通知警察了吗？”
“没有，先生。”首相干脆果断地说，他的这种语气已经为公众所熟悉，且他也不可能不用那种语气。总而言之，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公之于众，这尤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谈的文件事关重大，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形势的复杂化。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也毫不过分。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也根本无需追回，因为盗窃文件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文件的内容大白于天下。”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您是否能够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福尔摩斯先生，三言两语便可以讲清楚。那封信——寄自一位外国君主——是我们六天以前收到的。这封信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晚上带到位于于怀特豪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确确实实在那里。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看见文件还在里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警醒。我们二人敢发誓：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就像我再三强调的那样，文件不见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距离您睡觉前有多长时间？”
“我的妻子道剧院看戏了。我一直在家里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走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儿有四小时没人看守。”
“一般情况下，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外，没有人可以在早晨可以进入我们的卧室。其他任何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此外，他们二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今天早上发现这封信丢失之前，我对她只字未提。”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并说：“先生，我向来深知您的公众责任感非常强。我确信这封信函的机密程度事关重大，因此您绝对不会透露给任何人，哪怕是家中最亲密的人。”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说：“先生，您确实还了我一个清白。今天早晨以前我对我的妻子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
“她会猜出来吗？”
“不，她不会，谁也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在英国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呢？”
“昨天通知了各位内阁大臣有这样一封信，每天内阁会议都着重强调要保密，特别在昨天的会上首相郑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啊，才过了几个小时，我自己便弄丢了这封信！”他英俊的脸庞陷入了一阵绝望的抽搐之中，而且他用手愤怒地揪自己的头发。那一刻，他的本性自然流露，给人的感觉容易冲动，内心热烈敏感，和平时的他判若两人。不一会儿，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高贵的神情，语气也温和起来了。“除了内阁大臣之外，还有两名、也可能是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除此之外，在英国没有人知道此事了。”
“可是国外呢？”
“我相信除了写信人以外，国外不会有人看见过这封信。我深信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而且信函也不是通过往常的官方渠道送来的。”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
“先生，我不得不详细地问一下，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丢失这封信会造成这样重大的后果？”
这两位政治家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首相浓眉紧皱，心情沉重地说：“信封又薄又长，颜色是粉蓝的。信封上面有红色火漆，漆上盖有蹲伏的狮子图样的徽记。收信人的姓名写得大而潦草……”
“先生，我担心——”福尔摩斯说：“您说的这些细节很有意思，也值得重视。可是为了调查，我总要了解事情的根源。信的内容是什么？”
“那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我恐怕不能告诉你，并且我认为这也毫无必要。如果你能施展你的才华找到我所说的信封和信，你会受到国家的奖赏，我们将会给你我们权限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的报酬。”
夏洛克·福尔摩斯面带微笑，站了起来。
他说：“你们二位是全英国最忙的人，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侦探。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造访并有求于我。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了，我非常抱歉，而且继续谈下去只能是浪费时间。”
首相飞快地站了起来，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射出凶光，一种会让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的目光。他说：“先生，我并不习惯……”可是，他忽然强压自己的满腔愤怒，又重新坐了下来。有一两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耸了耸肩，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条件。你无疑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给予你足够的信赖，然而又奢望你立即采取措施，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那位年轻的政治家说：“我同意您的意见。”
“基于对您和您的同事华生大夫的声誉的信任，我决定将全部事实告诉你们。我也相信你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不会让此事泄密。因为这件事一旦暴露，便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您可以放心地信任我。”
“那封信是某位外国君主写的，表达了对我国殖民地发展迅速的不满和愤慨。信是匆忙之间写就的，并且完全是他的个人观点。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他的大臣们对此毫不知情。同时，这封信写得也非常不礼貌，其中有些词语带着挑衅的语气，发表这封信肯定会激怒英国人。这会引起轩然大波，我敢说这封信如果发表，一星期之内我们国家将会面临一场浩大的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
“的确，就是他。这封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很有可能会造成几亿英镑的损耗和几十万人的牺牲。”
“您通知写这封信的人没有？”
“通知了，先生，刚才发了密码电报。”
“或许写信的人希望发表这封信。”
“不，我们有理由认为写信的人已经感到这样做太不成体统了，并且只是一时头脑发热。如果这封信公之于众，对他自己国家的打击要比对英国的打击还沉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布这封信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呢？为什么有人要盗窃并且公布这封信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牵涉到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了。如果你考虑一下目前欧洲的政局，就不难看出窃取这封信的人是何居心。如果说整个欧洲大陆都是戒备森严的阵地，那么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英国如果保持中立，就可以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如果英国被迫和某个联盟交战，必然会使另一联盟的各国占优势，不管它们参战与否。你明白了吗？”
“您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是这位君主的敌人想要得到并且发表这封信，以便使发信人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关系破裂。”
“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他要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也许目前持信的人，正乘火车火速赶往目的地呢。”
崔洛尼·候普先生低下头去，并且大声呻吟了一下。首相把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说：“亲爱的朋友，这只是一个意外，谁也不能责备你。你并没有疏忽大意。福尔摩斯先生，事情的经过全告诉你了，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先生们，你们认为找不到这封信，便会引发一场战争吗？”
“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
“那么，先生们，请准备打仗吧。”
“福尔摩斯先生，难道那封信找不回来了吗？”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真是不可思议，夜里十一点半以前，文件已经拿走了，因为候普先生和他的妻子从那时期直到发现信件丢失为止，这段时间全在屋内。那么信件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盗走的，很可能是七点半过一点的时候，因为偷信的人知道信在文件箱内，一定想尽早拿到手。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信在哪儿呢？谁也没有理由让这封信滞留在手中。信肯定会很快传到需要这封信的人手中。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找到信，或是弄清信在哪儿？所以找到信是我们无法办到的。”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为了研究这件事，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是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佣人，并且久经考验。”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是在二楼，从外面是无法进去的，有外人从楼外进去肯定会被发现。所以一定是您家里的人拿走的。那么这个小偷会把信件交给谁呢？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是秘密机构，这些人对我来说相当熟悉。有三个人可以说是位于这个名单之首。在调查开始前，我必须弄清楚他们最近是否偏离正常生活的轨道。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不见了，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知道文件到哪儿去了。”
欧洲事务大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他完全可以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的。这些特务一般都是特立独行，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通常也是很紧张的。”
首相点头对此表示默认。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是正确的。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到总部。我认为你刚才所说的措施完全可行。候普，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他事务。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告诉你。毫无疑问，你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你的最新调查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鞠躬告别后，转身离开了。
两位尊贵的客人走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惊叫一声，猛地站了起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他说：“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情况十分紧急，但不能说是毫无希望的。现在，如果我们知道他们中间的哪一位得窃取了这封信，很有可能信还没交出去，仍然还在他的手中。对于这些人说来，无非是个钱的问题，而我们背后有英国财政部撑腰。只要他肯将信拿出来交易，我肯定会买下来，不管花多少钱。可以想象到这个偷信的人拿着这封信，想看看一方能付多少钱，然后再到另一方那里去试试运气。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的风险去赌一把，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向我手中的晨报瞟了一眼。
“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不会再看到他了。”
“为什么不会？”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他常常使我大吃一惊，而这一次我看到我使他吃了一惊，不免心中有几分得意和窃喜。他神情诧异地盯着我，然后突然将报纸从我的手中夺走。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