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先后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以亲属之国为多，国君多姓姬。这七十多个诸侯国中，第一个受封的姜子牙，他虽然不是姬姓人，但武王信任他，将他封在营丘，国号为齐；接着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将他封在曲阜，国号为鲁；叔鲜被封于管；叔度被封于蔡；召公姬奭被封于燕。其中齐、鲁、燕三国是周在东方新的领域，这些诸侯国对于周天子来说都是边远地区，有促进边境开发的作用，同时也可牵制殷商遗民，避免发生动乱。
其余异姓诸侯都是跟武王一起推翻商朝统治的有功之臣，武王根据他们功劳的大小，分给大家大小不等的土地。这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以鲁、齐、晋、卫、燕等国最为重要。
因为有的诸侯国是原来商朝时候就有的，武王规定：只要他承认周政权，服从武王的领导，承认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那么他的封国依然可以保留。
武王分封完毕，就将商朝宗庙里的祭物分给诸侯，让他们拿回去作为分封的凭证，供奉在祭祀场所。
武王死后，周公辅政，他又对天下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分封。这次分封，除了分封土地，诸侯国根据亲属关系及功劳的大小，还被赐予不同的爵位。
最高的爵位是公爵，获得这一荣誉的诸侯国只有三个：宋国、鲁国和陈国。宋国是殷商的后代，周朝就是在殷商的基础上建立的，册封宋国，既有招抚的意思，又有尊重的意思。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反辅佐武王和成王，制定了《周礼》，平定了叛乱，功劳最大，理应被被封为最高的爵位。陈国是舜帝的后代，陈国国君还是武王的姐夫，所以论亲疏、论资历，也应该被封为最高的公爵。
第二高的爵位是侯爵，较大的诸侯国，如齐国、燕国、晋国等，其国君都是侯爵。
第三个等级是伯爵。秦国最初只被封为伯爵，其国君称之为秦伯。
第四个等级是子爵。子爵的国土小一些，影响力也小，如楚国。
第五个等级是男爵。如许国这个小地方，其国君就是男爵，称之为“许男”。
另外，周公旦又规定，任何一个诸侯国，其国君死后，按照血缘关系和嫡长继承制，嫡子中的长子继承国君的地位。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家族，嫡长子都是大宗，其他旁系称为小宗，小宗要围绕着大宗。
与分封制相结合使用的政策是宗法制，即“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其中卿大夫的爵位与诸侯国国君一样，是可以世袭的，由嫡长大宗世袭。不同的大宗之间是可以联姻的，这样西周的诸侯、卿大夫之间就形成了庞大的血缘关系网。
这种分封政策确定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稳固和扩大了周的统治。与官职结合起来，西周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诸侯保卫国君，卿、大夫保卫诸侯和周天子。武王希望这样等级严明而关系复杂的地位，能帮助周天子的基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周公摄政
灭商两年后，武王生病。大臣们非常担心，都虔诚地占卜。周公还斋戒沐浴向上天祈祷武王的病情快些好转，并说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生病，武王的病果然好了一些。但武王不久还是去世了。
十三岁的太子诵继承了王位，就是周成王。这时候天下还没有完全统一，周朝的政权才刚刚稳定下来，所以就急需一位强权人物来稳固朝政。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周公旦，从大局出发，登上“摄政王”的位置，代替成王处理国家大事，掌握了实权。
武王的其他弟弟，以管叔、蔡叔为代表，不服周公旦摄政，于是就联合大家散布谣言：“成王已经继位了，周公凭什么代替天子摄政？难道他想取代成王吗？”这些谣言很快传到周公的耳朵里，周公对太公望和召公奭说：“我不避嫌代替成王处理国家大事，是担心诸侯国们听到武王死后就起来反叛，这样我们就无法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这三位先王为周民族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今天才勉强成功。武王英年早逝，成王年幼，不能处理国家大事，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稳定周朝大业的缘故。”太公望和召公奭明白他的心意，于是就支持他辅佐成王。
周公因为辅佐成王的缘故，无法前往封地，于是就先让自己的儿子伯禽代自己到鲁国受封。伯禽临行前，周公对他说：“我身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我做事还是很小心谨慎，礼贤下士，避免失去有才能的人。你到了鲁国之后，也要谦虚谨慎呀，千万不要因为拥有了封地就可以骄纵自己。”伯禽答应，然后到鲁国上任去了。
虽然周公的儿子已经去封地了，但管叔、蔡叔等人依然怀疑周公想要篡位，王室内部发生争执。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就联合管叔、蔡叔等人发生叛乱，借着讨伐周公的名义背叛了周朝。
周公为了维护周朝的天下，得到成王的许可之后，亲自率兵讨伐。三年之后，周公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和管叔两个人被周公诛杀，他们的追随者蔡叔也被流放到了边远的地方。然后，周公又让纣王的小儿子开继承殷朝的后嗣，在宋建立诸侯国；又找到了殷朝的全部遗民，将他们封给武王的小弟弟姬封，让他建立了卫国，姬封就是卫康叔。在此期间，晋国国君姬虞得到一种二穗同苗的禾谷并献给成王。成王将这种禾谷赠给远在军营中的周公，周公于是教导人们学习耕种。
政局重新稳定之后，周公作文《大诰》，向天下陈述东征讨伐叛逆的大道理；然后又作文《微子之命》，封微子继续殷后；接着又作文《归禾》、《嘉禾》，记述成王赐予嘉禾的事迹并颂扬周天子的英明；后面还作文《康诰》、《酒诰》、《梓材》，记述了卫康叔被封于殷地、周公告诫他戒除嗜酒及为政之道的道理。
七年后，成王长大成人，周公觉得他有能力担当起周天子的职责了，于是为成王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又举行了隆重的还政仪式，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成王。成王临朝听政，周公和其他大臣一样，谨慎地面向北站立，没有一点居功自傲的样子。
武王在世的时候，曾经打算在伊水和洛水一带建立新的都城，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东部的控制。武王死后，周公忙着平定叛乱、稳定诸侯，这件事就暂时耽搁了。现在周公还政，国事不忙了，于是周公就决定做这件事了。成王派召公再去洛邑测量地形，周公又重新进行占卜，反复察看地形，最后洛邑才营建。完成后，周公对成王说：“洛邑就是天下的重心，以后无论哪个诸侯国使者向朝廷进贡，经过的路程是一样的。”
在测量和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周公作文《诏诰》和《洛诰》，向天下昭告洛邑的建成。然后周公又让殷商遗民迁徙到洛邑，向他们宣布了成王的命令，这样，洛邑就成了周朝在东方的国都，象征天下的九鼎就安放在这里。
东方的淮夷不服从周王的命令，举兵叛周。成王命周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出兵征讨淮夷。淮夷哪抵抗得了周公的大军，很快被击溃，淮夷人的奄国被灭，奄国国君被迁徙到薄姑一带看守。
周公担心成王年幼，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没有经验，又担心他做出荒唐的事情，于是作文《多士》、《无逸》告诫成王，让他不要忘记了前辈们经过艰苦奋斗所创下的基业，不要骄奢淫逸而败家，否则就会败掉基业，枉费前人心血。这些，周成王都牢记于心，尽心尽力执政。
周公在摄政的几年里，为周王室创立了很多制度，如制定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等级制度，制定了礼仪，明确了百官的职责。天下在这些制度的规范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周人从此进入生活稳定、社会繁荣的时代，为“成康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穆王制刑
武王之后，周朝又经历了成王和康王二代。在这两代国君当政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家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达到了最强，这段历史因此被称作“成康之治”。康王去世后，昭王继位，昭王对周王朝制度及文王和武王以来形成的的治国方略没有很好地执行，周王朝渐渐出现衰落的迹象。昭王继位的第十九年，他亲自率领军队进攻楚国，结果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汉水之滨。昭王的儿子满即位，这就是周穆王。
周穆王继位的时候已经51岁了，他继位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报仇，但报仇之前要解决掉潜在的威胁。与父亲不同，他清醒地意识到周王朝已经衰落了，周边的四夷成为国家最大的威胁，尤其是西北部的犬戎。犬戎又称猃狁，自古以来一直居住在西北陕甘一代，属于西羌的一支。这个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人不同，他们天性凶狠残暴，经常在周的边境地区作恶，周朝如果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个凶狠的民族会趁着周朝不稳的时候南下侵略。于是周穆王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攻打犬戎。
然而，当周穆王一说出攻打犬戎时，大臣祭公谋父却极力反对。祭公谋父写了一篇《祭公谏征犬戎》，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周穆王说：“大王您不能去啊！我们的先王都是以德行来服人，从来不主动靠武力解决问题。军队平常的作用是蓄积力量，待到必要时才痛击，这样一出动才会有威力。国君如果只知道炫耀武力，反而不容易赢得别人的敬畏。所以人们歌颂周公说：‘收起干戈，藏起弓箭，在天下求贤举德，让华夏都传遍王的威名，王业就能永保全。’先王对待百姓，也是靠端正大家的德行，使人们养成敦厚的性情，帮助他们增加财富，改善他们的作为，让大家懂得轻重利害。只有心怀德政，人们才会惧怕刑威，我们才能保住并光大先王的事业。从前，我们的先祖世代担任农师，帮助虞舜、夏禹成就事业。当夏朝衰落的时候，夏朝废弃了农师这个官职，我们的先王不窋因而失掉官职，流落到戎狄地区。但他依旧没有荒废农事，在帮助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还宣传先祖的德行，继续光大他的事业，早晚谦虚恭顺地执行，时刻保持着敦厚笃实的态度，以此来修炼自己的德行。我们继承了先人的美德，不能玷污他们的美德。到了文王和武王的时候，先人这些美好的功德被我们继续发扬，又加上了谦恭地祭祀鬼神，保护百姓，因此普天之下没有不敬畏他们的。因此当纣王对人们放下罪恶的时候，百姓不能忍受，都高兴地拥戴武王为新的天子，武王这才发动了牧野战争，推翻了残暴的纣王。也就是说，先王一直是不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以勤恳做事、体恤百姓为先，以考察民间疾苦、为民除害为先。先王的制度中说：只惩罚那些不祭祀的，只攻打那些不祭祀的，只征讨那些不纳贡的，只告谕不来朝见的。法律是用来惩罚的，军队是用来攻伐的，有了征讨的装备，再加上严厉的谴责和告谕的文辞，如果天子宣布命令之后仍然有人不来进谏，那么就要再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德行，看自己是否哪里做得不对，而不是一开始就劳民远征。”
祭公谋父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毕竟过于迂腐。因此，虽然周穆王知道偃武修德的道理，但是父王死在汉水之滨，这个仇迟早是要报的。因此周穆王没有采纳祭公谋父的建议，仍旧坚持讨伐犬戎。犬戎看到周王朝的军队，虽然还不至于到吓破胆的地步，但终究不敌周穆王的大军，犬戎的军队大败。此战之后，周穆王得到了四条白狼、四头白鹿，这些东西对犬戎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他们现在到了周穆王的手中，犬戎彻底丧失了对抗的斗志，此后一百多年不敢来犯，胡人连南下牧马都不敢，周王朝的西北边境得到了稳定和加强。
扫平犬戎之后，周穆王又对不断侵袭边境的东夷以及南蛮部族进行了征伐，都获得了大胜，一时之间，四夷宾服，天下诸侯国都来朝贡，穆王终于首次实现了全国统一，继承和光大了祖先的基业。
解除边患之后，穆王这才根据祭公谋父偃武修德的提议，在全国推行政治法令。周穆王首先改革的是官制，他设立了“太仆”一职。太仆为太御众仆之长，可帮助周天子加强王朝中枢的管理。
比起官制方面的改革，周穆王在刑律上的改革更有重要意义。周穆王任用甫侯主管法制，重新制定了五种刑法，天下的刑事案件就按照五种刑法来量度。
五刑就是墨、劓、膑、宫、大辟五种刑。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根据人们的言语、脸色、气息、听话时的表情、看人时的表情等情况综合考虑应该判处哪种刑罚。如果这五种刑罚对于犯人来说不适合，那就按照用钱赎罪的五种惩罚来判决；如果仍不能得到较好的判决，就按照五种过失来判决。
不过，依照五种过失来判决，如果法官把握不好，可能会产生弊端。如有些犯人的家属会通过贿赂的方法来干扰法官判决，法官可能会依仗权势阻碍司法公正。于是又规定，如果出现这种司法不公的情况，那么法官本人无论身份多么显赫，一经查实，都要与犯罪之人承担相同的惩罚。
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如果把握不好五刑的度，那就从轻发落，减一个等级，按照五罚来处理；如果五罚处理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从轻发落，减一个等级，按五过处理。无论采取哪种惩罚手段，法官务必核查清楚，确保自己所调查的证据与事实是相符的。如果暂时没有确凿的证据，那就秉承上天的恩德，不要轻易用刑。
真正需要运用五刑来惩罚时，也要注意从轻发落。当发现刺面的墨刑不太适合时，就减罪一等，罚黄铜六百两；当发现割鼻的劓刑不太适合时，就减罪一等，罚黄铜一千二百两；当发现挖掉膝盖骨的膑刑不太适合时，就减罪一等，罚黄铜三千两；当发现破坏生殖机能的宫刑不太适合时，就减罪一等，罚黄铜三千六百两；当发现杀头之刑大辟不太适合时，就减罪一等，罚黄铜六千两。无论哪种刑罚，在减罪的时候，都要认真核实，如果发现罪犯的确犯罪了，那就要维持原判。
这五刑的条文，其中墨刑类有一千条，劓刑类有一千条，膑刑类有五百条，宫刑类有三百条，大辟类有二百条。法官在考虑给犯人的刑罚时，都要细细研究各个惩罚的条文，避免误判。
这一整套刑罚制度是甫侯提出来的，因此又叫做《甫刑》。周穆王颁布《甫刑》后，与夏商的刑罚制度相比，总体来说是减轻了刑罚力度，这是周王室一向重视仁政的结果。
周穆王在位55年，享年105岁。他在位期间，为国家做了许多事，也流传下来很多传奇的故事。人们对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很爱戴，为他编撰了《穆天子传》。
周厉王毁国
周穆王死后，周王朝又往下传承了几代。到了周厉王时代，周王朝更加衰落了。
周厉王姓姬名胡，是周夷王的儿子。周厉王继位的时候，周王室的势力已经非常衰弱了。此时外族经常在边疆骚扰周朝，内部诸侯之间内乱不断，经济发展缓慢，国家贡赋锐减，国库亏空严重。这样一个烂摊子，如果交给一个勤政爱民的国君，尚可能有转机，但是交到周厉王手中，就不同了。
周厉王是无道君主，他继位后，不但不整顿吏治，反而变本加厉增加赋税，巧立名目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甚至冒险剥夺了一些贵族的权力，使周王室的内部矛盾更趋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