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看《三国》的私塾生
有一次，毛宇居先生讲完《增广贤文》，便一边稍事休息，一边让学生反复诵读，要求背熟。可毛泽东却全然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又偷偷地打开《三国》仔细地读了起来。
毛泽东与毛宇居系五代堂兄弟，毛宇居是韶山一带有名的学问人，被誉为“韶山一枝笔”。
毛宇居读了许多诗书，在家乡办起了私塾，招收本地本族的一些子弟入学，教授《幼学》《三字经》之类。
1906年秋，刚从桥头湾私塾结业的毛泽东即投奔他的门下就读，为时将近一年。
少年毛泽东的聪慧，在韶山冲是很有些名气的，但同时他的“顽皮”，也使在这之前的几位塾师大伤脑筋。因此，当毛顺生将毛泽东送到距韶山冲上屋场约5里路之远的井湾里毛宇居门下时，特别嘱其“严加管教”。
毛宇居是个典型的儒士，说话和颜悦色，温文尔雅。正因为他自己家学渊源，少时求学认真刻苦，所以他对学生也要求颇严，甚至近乎苛刻。学生淘气不听话或有听讲开小差者，一旦被他发现，轻则批评、打手板；重则呵责、罚站，甚至罚跪，弟子们十分地惧怕他的责罚。
可毛泽东却有些不以为然，并且时常有“作对”的举动。
有一次，毛宇居先生讲完《增广贤文》，便一边稍事休息，一边让学生反复诵读，要求背熟。可毛泽东却全然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又偷偷地打开《三国》仔细地读了起来。正看得入神，不意“宇居大哥”背着双手踱了过来。毛泽东一眼瞧见，连忙用正书将其盖住，并摇头晃脑地念起书来。但他的动作还是被发现了。毛宇居走到他的课桌前，厉声喊道：
“毛润之，你在干什么？”“尊先生吩咐，我在读书呀！”毛泽东一本正经地回答。“你既在读书，那好，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了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是背不出来，可莫怪我的竹板子不认人。”“先生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从从容容地背诵着——“昔日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毛泽东一气将课文背了出来，十分流利。毛宇居只好悻悻地收起了竹板，但他仍不失老师威严地训斥道：“你以后还是小心点好。”但以后毛泽东仍是不“小心”。本来，毛宇居对毛泽东的蔑视师道尊严就有火。因为毛泽东开口闭口都叫毛宇居“大哥”，从不叫他先生。有一回，毛宇居交待学生要在课堂温习功课，不得随意走动闲谈。可毛泽东却站起来说道：“如果大哥今天不讲授新课，我就要到山上找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读书，那里读书记性会好些。”毛宇居自然不会答应，毛泽东趁先生不在的时候偷偷跑了出去。两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不仅背会了课文，还顺手牵羊从树上摘下许多毛栗子。他先给每个同学分一份，而且居然还给“大哥”也备上一份。毛宇居好不生气，下午上课，他没有让毛泽东进教室，却指着课堂外的天井说：“你有本事不服管教，就以天井做首诗来，做不出我先打你屁股，再告你爹！”
毛泽东自觉认罚，绕着天井转了两圈。天井中还有一座深井，调皮学生刚从溪沟里捉了些鱼虾养在里面。他觉得“大哥”管得太过分了，自己就像天井里的小鱼虾，没有半点自由，想着想着，便随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毛宇居听后，觉得讲得有道理，就没有再责备他。
这以后，毛宇居改变了对毛泽东死板的教学方法，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多让他自学，尽量扩大他的视野。1910年早秋，毛泽东上湘乡东山学校之前，毛宇居几次劝不愿送子上学的毛顺生说：
“润之若是进了洋学堂，今后是会出人头地的。”
毛宇居从少年毛泽东以捉迷藏的形式苦读《三国》的特殊表现中，看到了他的远大前程和抱负，对自己那种死板落后的僵化教学方式，进行了反思。
与《三国演义》的智缘
“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着名的“三湾改编”。那天深夜，毛泽东来到借住的三湾村“协盛和”杂货店，他将床铺搭在简陋的柜台上，正准备躺下睡觉时，顺着微弱的灯光，偶然瞥见货架柜顶上放着一摞落满灰尘的书。爱看书的嗜好，使他将之取了下来。原来这是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顿时，毛泽东眼睛一亮，睡意全无。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山村，能看到这样一部名着是多么不容易。他如获至宝，忘记了一天行军的疲劳，当晚便在昏暗的光线下读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便向店主借阅。毛泽东白天要找当地群众和部队指战员谈心，晚上还要开会讨论工农革命军的改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他仍然抓紧睡觉之前的空余时间来读书。就这样，这套《三国演义》伴随着他度过了在三湾的昼夜。
后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毛泽东读书的嗜好是很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毛泽东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没有了！
没有了！昨天共产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对“抗大”三期二大队作的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时，还津津乐道地给人们讲了这段趣事。
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是多么的喜爱。
毛泽东在着书立说、报告演讲、漫谈闲聊中，对《三国演义》烂熟于心，用起来几乎到了张口即出、信手拈来的程度。
在《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中，毛泽东看到了“符合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周瑜和诸葛亮引用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俗谚中，毛泽东读出了“自然辩证法”，用以解释生与死、祸与福、忧患与安乐、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中，毛泽东读出了“军事辩证法”，正确揭示了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骄兵与哀兵、进攻与防御、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于人、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法。
《三国演义》是一部活的兵法，是一部形象的战争史。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是他读过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毛泽东指挥战争长达24年，“三国智慧”时常萦绕于毛泽东的脑海里，可说无役不与。他把《三国演义》用活了。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鉴之处。
《三国演义》一书充满着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都是推动了国家统一、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曹操剪除封建割剧势力，力图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胸怀、政治气度和政治眼光；刘备的尽占人和，推恩部下，体恤民众，团结干部，以兴复汉室为号召的民本思想和政治策略；诸葛亮的重视统一战线，巩固联盟力量；孙权巩固江东根据地，善于使用年轻人才。从他们身上，对这些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宏韬伟略，毛泽东都有所领悟，有所借鉴。
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即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这是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急剧动荡的年代产生了许多英雄俊杰。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能团结人，孙权敢用年轻人挂帅，袁绍不会用将，诸葛亮用错了马谡，这些正反经验都被毛泽东卓有成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了。
三国时期外交活跃频繁，外交斗争与政治、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小说中描写外交的故事精彩绝伦。成功者有孔明舌战群儒，失败者有蒋干盗书。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带《三国演义》这本书随行，也是有深意的。
在一般人看来，《三国演义》写政治、军事、外交较多，写经济较少，偶尔写经济，也是后勤保障之类。但“隔行不隔理”，在经济体制的确定、经济模式的采用、经济人才的选拔上以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作风诸方面，都有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借鉴。
毛泽东臧否三国人物三十多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给人以启迪。曹操的政治风度、刘备的仁德爱民、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赵云的浑身是胆、周瑜的年少有为、关羽的忠贞不贰、张飞的果敢勇猛、郭嘉的足智多谋、董卓的凶暴残忍、袁绍的优柔寡断、刘表的虚有其表、张松的卖主求荣等等，毛泽东都能“以人为镜”。毛泽东赞扬叶剑英有诸葛舌战群儒之智、彭德怀有临危受命之勇、杨成武有虎将赵子龙之风、陈赓有提兵退敌之胆，皆是着眼于人才的大节。
《捉放宿店》有纰漏
“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了三四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
一次，毛泽东指名要看谭富英和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演毕，毛泽东向这两位艺术家提出两点疑问：其一，陈宫有一段流水板唱腔，唱词是“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毛泽东问谭、裘二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他们均答不详。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朝太宗时候，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了三四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
谭、裘二位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这段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其二，陈宫所唱“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词是陈宫的内心独白，并没有说出口，可是陈宫唱完之后，曹操却指责他“言多语诈”。试问，曹操怎么知道陈宫内心所想而且言多语诈的呢？毛泽东这一问，又使眼前这两位艺术家尴尬得瞠口结舌。
谭富英回家后，把在中南海演戏的过程告诉了师妹王则昭，并感慨地说：“当初学戏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怎么演，很少研究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演了这么多年的戏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看来真得好好钻研文化和历史，不然在台上难免闹笑话。”由此可见毛泽东熟稔三国故事，对许多细节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纠正了一些误解，使京剧艺术家的演出更臻完美。
一串朝珠里的学问
“诸葛亮是三国时的丞相，他怎么能戴明朝的佛珠或清朝的朝珠呢？”
毛泽东对《三国》研究的很透，他很喜爱《三国》戏。1950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完谭富英、裘盛戎合演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向谭富英问起他在台上扮演诸葛亮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谭富英向毛泽东介绍道：当年他的祖父谭鑫培有一次进宫演戏，扮演《空城计》里的诸葛亮，由于天气炎热，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慈禧见了，吩咐太监把自己佩戴着的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他。据说炎热的季节闻到檀香木的香味，能消暑避邪。从此，谭鑫培每演《空城计》，必将佛珠佩戴在身。因谭鑫培是京剧老生行当的一代宗师，在梨园界有广泛的影响，宫外的戏曲艺人见他演诸葛亮时佩戴朝珠、也都纷纷效仿……毛泽东听后说，朝珠在明朝称佛珠。那时皇帝信佛，拜佛时多把佛珠垂挂胸前，到了清朝，皇帝们以佛珠做奖品，按照官职的品级赏给有功之臣。因为是皇帝所赐获赏的大臣在上朝时都把佛珠佩戴在胸前，一是表示不忘皇上的恩宠；二是借以炫耀身份和殊荣，所以当时又称佛珠为朝珠。
毛泽东讲完有关朝珠的知识，又以商讨的口吻对谭富英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丞相，他怎么能戴明朝的佛珠或清朝的朝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他本人表示对慈禧的感念以讨慈禧欢心，并不是剧中人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谭富英茅塞顿开，此后再扮演诸葛亮就不戴朝珠了，同行们知道了其中的原委，也都学着谭富英的样子，扮演诸葛亮时再也不戴朝珠了。纠正了戏剧中的一个谬误虽是一件小事，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演《三国》戏是非常关注的，反映出他渊博的学识。
读书不能一目十行
“《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
193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抗大教职员的学习抓得很紧，他常说：要当先生，必须先当学生。在一次校务办公会议上，他对大家讲：
“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每一个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毛泽东借《三国》中庞统能一目十行的典故，来说明读书要讲究方法，不能粗枝大叶，不求甚解。
险境中读《三国演义》
只见毛泽东正手捧一本《三国演义》专心地看哩，哪里去管枪声从何处而来。
毛泽东曾多次在危急情况下，导演过“空城计”。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途中，6月8日晚毛泽东率领“三支队”离开安安静静住了53天的王家湾。王家湾的乡亲们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站在险要的地段，为这支特殊的队伍照路送行。毛泽东上山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泽东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半夜，雨停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这个小山村叫石峁则。
1947年6月8日夜，刘戡率部追到王家湾。
说来也巧，刘戡在宿营时，恰好住的就是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大概是“三支队”撤出时比较仓促，窑洞里丢下了一个上面写有“李德胜”字样的信封。刘戡看到信封，琢磨了一阵子，他断定“李德胜”就是毛泽东。于是，他立即命令部下掉头上山向北追去。
6月9日，毛泽东率“三支队”到达小河，刚要做饭、架电台，敌机就来低空盘旋，骑兵侦察员也来报告，敌人越来越近了。队伍出村不久，天又下起雨来。夜里，只见左边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连敌军的人喊马叫都听得清清楚楚。敌人就在“三支队”的脚下。但敌人绝没有想到，他们日夜追击的中共首脑机关，竟在离他们不远的山梁上。尽管敌人离得这么近，但是陕北地形之险、地区之大，正如毛泽东所说：“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敌人没有群众，如同瞎子、聋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乱撞。“三支队”有老乡做向导，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过，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宿营。
天赐湾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由于战乱，村子的人都上山躲避了。任弼时安排好毛泽东、周恩来住处后，下令部队埋锅造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