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在这个宏伟和严谨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对外战略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科学命题。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又详尽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毛泽东一贯认为，不论国家大小、强弱、富贫都应一律平等，各国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需要和平共处，发展友好合作。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又要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生存发展，如何处理好相互的关系，需要有个新的共同准则。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实际已经提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基本目标及和平共处的基本思路，从而奠定了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人对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挑战，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作了不懈的努力。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4年8月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在双方互利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外国（来边区）投资和技术合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话，这与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有关。但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的思路是很开阔的，思想是很开放的。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对外开放政策很有意义。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还形成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一致性的理论。他说：“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实施。”毛泽东的观点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为我们正确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指明了方向。
四、在雅尔塔体制确立的初期，形成在两极格局下争取有利地位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是两极格局时期国际关系的产物。两极格局始于雅尔塔体制的确立。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两极格局初露端倪的时期，毛泽东已经开始构思中国在两极格局条件下的对外战略。
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这种清醒的估计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源于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是不受世界格局变化影响的，它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强调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根本目标。在这个进程中，毛泽东始终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在雅尔塔会议后，又深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特别强调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外交问题”部分，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严正立场。他一向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作为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把加强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战后，世界形势虽不断变化发展，国际关系也在随之调整，但我国始终坚持把第三世界作为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从而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就，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
雅尔塔体制确立后，毛泽东逐步形成并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尽管雅尔塔体制形成苏美对峙的两极格局，但是，毛泽东认为：“美国和苏联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是我们在两极格局下争取有利地位的理论指南。根据这个思路以及毛泽东对后来国际形势新变化的判断，70年代初，终于形成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邓小平对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又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个科学论断的理论渊源应当追溯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导论》一书的绪论，该书系四川省邓小平理论重点研究项目，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1996年6月19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柳瑟青先生来函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导论》在体例上有突出优点，从马恩列斯毛周讲起，使读者能系统地了解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本书体例上另一优点是第一章与最后一章相互呼应，把国际战略思想纳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亦有深刻含义。”1996年12月该书获四川省政府三等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一定历史时期内，在对外关系中带全局性和相对稳定的谋划。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和一定时期国内外的实际状况。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是其国内发展战略的延展。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国际战略理论，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取得重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说。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国际战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强调，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老祖宗”这个提法，用的是中国老百姓的通俗语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先驱者。他认为，我们的新理论、新创造，与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先驱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继承老祖宗，不丢老祖宗；二是发展老祖宗，超越老祖宗。本质上是继承发展关系，包括有机联系的两个方面：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
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产生，又服务于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思的国际战略带有明显的初创期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基本着眼点主要是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只是当他们把视线投向无产阶级运动未来的时候，才把其国际战略主体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其他主权国家。为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国际战略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国际资产阶级。根据这个目标，他们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略口号，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反对压迫民族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未来新社会的国际原则进行了研究，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战略思想尽管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战略理论，其理论观点也还不系统不完整，但他们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老祖宗”。他们关于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许多理论观点、独到的见解和科学的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南，因此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战略的思想观点十分丰富。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对当时世界进行总体分析的最高成果，反映出他们纵观全球、驾驭世界的宏伟气魄，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光辉，对我们研究当代国际问题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革命导师的论述仍是我们分析与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战略问题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时，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十分注重国家利益的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利益关系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根本因素，而国家利益又是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它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的动因。恩格斯说过：“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因此我们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时，一定要注重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别人或部分人的利益，这使其同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相区别。它所反映的共同利益并不是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种利益、各种因素的综合或抽象，是各种利益中的根本利益。因此，注重国家利益成为国际战略中的一条基本原则。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