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传媒人的生命中，2001年9月11日都是突然降临，却一辈子不能忘记的片段。
它有预谋、有预兆，却偏偏无法改变。
那些天，我们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也在做着9?11事件的后续报道。每天的工作之余，我会和许多同事一样，把已经精疲力竭的自己放置在电视机旁，去一次次感受9?11带来的震撼。
但我却没有料到，与此同时，一场生命的9?11，已经在我身体里酝酿着、预谋着了。
当时已经是9月中下旬，长沙一度出现了持续高温不退的天气。在每个人难以忍受的湿气和闷热里，我每天仍然要坚持奔波于电视台与宿舍之间。
“十一”将近，我担当主持的《都市新声代》和《都市有情人》，都在赶录国庆假期的备用节目。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从每天一早七点走进化妆间开始，直到下午2点才能结束录制工作。在强温辐射的演播厅里，要“罚站”5个小时。
因为每天都精疲力竭，除了想睡觉，我并没有在意一些不详的信号：头痛、身体沉重、右侧肢体麻木。“也许是几天前的重感冒还没有好吧！”我这样向自己解释。
9月21日，周末，长沙依然闷热不堪。
《都市有情人》的工作终于结束。下午两点，我走出演播室，在匆匆赶回宿舍的路上，身心疲惫的我却异常开心：七天假期啊！如果不去内蒙草原，我就到大连去看海！甚至是带着微笑，我把头扎进枕头，一觉竟贪睡到晚上十点。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沉睡中惊醒。电话那头，传来《都市新声代》编导小也的声音：“梁艺，刚刚制片人胡南通知，明天还要加录两期节目，要你早上八点赶到化妆室。记住，别忘了啊。”
“噢，好的……”迷迷糊糊中我应允了一声。“不是刚录过七期吗？怎么还要录啊……有没有天理！”我抱怨着继续把头埋在枕头里。
空气中弥漫着九月特有的闷气，床头的小空调扇在对着我呼呼吹着，却仍摆脱不了裹在蒸笼里的感觉。可这一切都无法阻拦我继续入梦。
半夜时分，气温突然来了个大转变，朦胧中只觉得有凉气不断地透过毛毯在我全身蔓延，左手臂一阵阵地出现类似痉挛样的疼痛，像电流冲击，越冷症状越明显。我想起床去拿被子，衣柜就在床边，可头沉得像座大山，浓浓的睡意将我彻底俘虏。期间又反复被冻醒几次，但我坚持熬过了后半夜。
22日早晨，整个长沙已经笼罩在一片初秋的凉意中。我蜷缩在床上，时针悄悄地滑过了八点竟浑然不觉……
可恨的电话又响了，我揉着惺忪的眼睛接听。
“梁艺！你怎么还没来化妆！”
是化妆师王晓！我睡意全无，一看闹钟，八点二十，超过约定时间二十分钟！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我马上到！”说了一串抱歉的话，我强打精神从床上蹦下来，刷牙洗脸不能省，乱糟糟的头发就交给化妆师了！而后抓了背包冲下七楼就往1000米外的电视台狂奔，完全忘记了身体的不适。途中遇见一位台领导，打招呼时她满脸的惊疑让我记忆很深。
化妆室在办公楼的八楼顶层，没有电梯。从来都没觉得楼梯有那么的难爬，那天，我一个脚步跨四个台阶，等赶到八楼时，已是气喘吁吁，两腿阵阵发软，腰也直不起来。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的窘态，我在楼梯的扶手处停下来，静静的倚靠了几分钟，气息平稳一些后，才往化妆间走去，推开门的那一刹那，还是让王晓吃惊了：“梁艺你这么快啊！”看我耷拉着身子，脸上还冒着热汗，她忙过来搀扶：“你没事吧？今天早餐也没带？”我点点头，催她赶紧给我化妆。
坐在椅子上，我只觉得全身发软。化妆椅的前方是一排宽大的镜子，强烈的日光灯从镜子两旁集中射来，透过灯光我看到了自己苍白的脸。王晓开始给我抹粉底，她很熟练，速度也极快。接下来的描眉画眼，我索性闭上眼睛，静静的什么也不想，任凭王晓在我脸上忙碌。1000多米的狂奔加上一共15层楼的“落差”，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进入最后一道程序抹唇彩了，我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表，还好！没到九点！我在心里长吁了一口气。王晓的好技术，替我弥补了丢失的二十分钟。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我开始迅速调整状态，希望可以精神矍铄的出现在镜头前。
可就在这时，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反应，首先是左手臂又有了与昨晚如出一辙的症状，从手腕处开始，一直到上肩，痉挛着、疼痛着，像针刺一般。我强忍着，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过会就没事了。但几分钟后，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我后背靠近肩胛骨的地方，猛然一阵剧痛，仿佛一把利剑不偏不倚地插进我背中央！
钻心的疼痛瞬间向背部四周扩散开来，然后又慢慢向我的心脏侵袭，似要将我的胸背抽空。我再也坚持不住，开始从椅子上往下滑。王晓忙扶住我，我大叫“背疼”，她以为我受了风寒，拼命给我搓揉背脊部的肌肉，但疼痛没有减轻，反而因为她快速的按摩使得痛感加剧。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疼痛吓坏了，忍不住大哭起来，“王晓，我好痛！快送我去医院！”哭声把王晓震呆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去医院！”回过神来的王晓扔掉手中的化妆笔，把我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匆匆往楼下赶。
当跌跌撞撞走到六楼，后背那股巨大的疼痛让我渐渐失去了行走的力量，我的上半身几乎全倚在了王晓的身上，她也快要支撑不住了。幸亏这时有我们台里的摄像师经过，只听见王晓焦急的声音在喊：“快来帮忙，梁艺病了，快背她下楼。”我感到自己的身子被拉了过去，整个人死一般伏在摄像师背上。
疼痛仍像巨浪一样涌来，并开始吞噬我的意识。耳边不断有声音传来，那么嘈杂，离我越来越远。我感觉到死神正一步步靠近，恐惧感让我的眼泪汹涌流淌，浸湿了摄像师的后背。我用手臂拼命搂紧他的脖子，仿佛搂着一棵救命大树，害怕死神把我拖走。
在一楼大厅，他们将我放置在长椅上。虽然是周六，可仍然会有很多人值班，这时正该他们正陆续到来。我的意识清晰了一些，看到四周聚满了各部门的同事，脸上写着关怀和疑惑。王晓去找台里的司机了，仅仅几分钟，等待中的我却仿佛在度过一个漫长冬日。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我想我刚刚化好的妆容全花了，但那时早已顾及不上，在王晓把司机带来的一刻，我像看到救星一般，眼泪哗哗又流了一脸。
栏目导演雷凡也赶来了，在他们仨人的搀扶下，我上了车。车子飞一般地穿过大街小巷，直奔就近的省人民医院。从台里到医院，路程不算太远，却让我望眼欲穿，车子里压抑的空气加上一路颠簸，我的状况越来越差。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红灯，一个急刹车，车身往前打了个踉跄。
灾难瞬间降临了。
我突然觉得全身一弹，肚子和胸口一下子变硬了，仿佛两块大石头在挤压我的心脏，胸口越来越紧，呼吸也立即变得急促起来，随即浑身一阵抽搐，就失去了知觉。
对死亡的恐惧突然让我惊醒，并感觉到生命的天平已经在倾斜，只要我稍一放松，立刻会被死神拉入怀抱。内心极度惊悚使我本能地喊出“救命，快救救我！”王晓搂紧了我的肩膀，我想是我的恐惧带给了她，而后她又把这种恐惧通过对我手的牵拉再次传递给我，真的好奇怪，当时的我，除了头，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但却能清晰了解到王晓在紧紧握着我的手。而司机唐曦听见我的呼救声，不等绿灯出现，将油门一踩，冲了过去。
医院到了，司机唐曦费力把我抱下了车。躺在医院的床上，双腿不停地抽搐，好几次腿从床的边缘掉下来，我企图要收回它，却做不到。搭在胸口的两只手，依然保持着在车上失去知觉前的姿势，双肘软弱无力的蜷着。
我不知道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相信灾难会降临在自己身上，不停地想要去尝试动动手脚，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心底涌上一股空前的绝望。当急诊医生被同事们叫到我的跟前，我哭着哀求他：“医生，您快告诉我，我这是怎么了？您一定要救救我！”我反复说着这几句话，声音很微弱，却把同事们都弄哭了，医生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急，等会做个检查看看。
“别哭了，别哭了，医生不说了吗，要等做了检查才知道病因。” 我身边突然响起一位女医务人员尖锐的咆哮。她的话增添了我的绝望，盯着惨白冷寂的天花板，我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无助。
医生进进出出的来了好几个，但问了问情况就都不见了。我被同事们推着进了二楼的临时观察室，两张简陋的病床冷冷清清摆在小屋中间，我被安置在了靠窗的那张。不一会，来了两个实习生模样的医生对我的病情做了简单记录，然后就在我的床前挂了两瓶点滴，而后就任由我躺到下午。王晓和雷凡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不停安慰我。司机唐曦因为台里有事先走了，时至今日，我都在心里对我的这几位同事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他们的倾力帮助和照顾，我不敢去想结果会是怎样。
转到观察室不久，我开始不断呕吐，每隔几分钟一次。因为没吃什么东西，吐出来的都是黄水，我被折磨得气若游丝。
中午时分，栏目的制片人胡南带着几位要好的同事匆匆赶来了，看见他们，我的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那种感觉，很像一个落难的孩子在最孤寂无助的时刻看到自己的亲人，精神的防线再也支撑不住。他们轮流为我擦着泪水，言语中难以掩饰彼此心中的难过。我用细得像蚊子一般的声音告诉制片人胡南，我想见爸爸妈妈。整整一个上午，我无时无刻不都在想念我的父母，此刻，他们在做什么呢，能感应到女儿的危难吗？
胡南拨通爸爸手机的时候，他正在渔塘边钓鱼。在我生病之前，每到双休日，爸爸都会和他的朋友们相约去钓鱼，妈妈则在家收拾家务，后来还学会了打牌（那时我是如此反感她把打牌当作娱乐，但现在，我却如此希望她仍能回到当初的快乐、安闲里面去）。
电话里，胡南轻描淡写地说我仅仅患了感冒，却一再强调让爸爸带上妈妈用最快的速度赶往长沙。爸爸后来回忆说，那天他一接到制片人的电话，把鱼杆一扔，就心急火燎地往家奔，见了妈妈只说了一句：“快跟我走，女儿病了！”而后两个人什么也来不及收拾，在路边拦了一辆的士就往长沙方向赶。
从家乡娄底到长沙，路程有100多公里。但当时的高速还未修好，一路上需要颠簸三个多小时。这是怎样难熬的三个小时啊！最后那段路程，每隔十几分钟，他们就会接到一个胡南的电话。事后妈妈告诉我，每听到电话一响，她的心就好比刀割一样，她当时做了无数次的猜测，每一个猜测都让她心碎：女儿的病绝对不像是感冒，为什么每次打电话都不是她本人接？她是不是……？妈妈说，那种对女儿现状的无法预知的担忧，是一种极其撩人的恐惧。
下午临近四点，爸爸妈妈终于赶到了我所在的湖南省人民医院，而此时，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的我，已经静静忍受了近一天的病痛折磨。当他俩焦虑而又憔悴的面容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刹那，原本停息的泪泉又泛滥了。在他们耳边，我用微弱的声音哽咽着说出了一句话：“爸爸，妈妈，我不能动了……”话音未落，妈妈突然身子一软当场昏厥过去，同事们手忙脚乱地赶紧将妈妈扶往旁边的病房，目睹这一切，我的心难过到了极点。
爸爸蹲在床边，没有说话，只是用他宽厚的手掌来回抚摸我失去知觉的手臂，眼睛里装满了爱怜。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始终没说出口。我想，爸爸的心一定比谁都难受，可是做为父亲，他必须比妈妈要坚强。
同事们走过来安慰我，说妈妈很快就没事了，其实，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被妈妈拥在怀里，把我一天来所受的惊吓和痛苦抚平啊！记得小时候，我体质不算太好，总是不间断地感冒发烧，每次上医院打点滴我就央求妈妈搂着我，似乎这样就能减轻我的病痛。当妈妈再次走进我的病房，苍白的脸上挂满了泪珠，步履蹒跚。
两瓶点滴早已打完，医生们说的检查却一项也没进行。后来才知道，检查室的工作人员当天没上班，值班医生也没人去通知，甚至连对我的询问都省略了。任凭一个呕吐不止、呼吸微弱的病人空守在观察室。我的年轻的同事们从未面对过这样的场面，谁都没想到应该去催促医生来做个会诊。这时妈妈的理智与果敢让人吃惊。她拖着虚弱的身子找到值班医生，质问他们为何要怠慢病人，然后强烈要求把院长和专家找来，同时她又叫胡南马上通知台长，请他火速赶往医院。
事情出现转机，下午近六点，医院院长来了，做核磁共振检查的医生来了，神经内科也派来了一位专家，我的病床前突然热闹起来。在病痛中挣扎了一天的我，心里感到一阵深深的委屈和难过。
专家在了解了我的病情之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将我送往检查室——我需要立即做核磁共振。一路上，大队人马紧跟着我的推床，要不是呕吐又开始了，我可能会对自己冰火两重天的遭遇发笑。
我曾经担心自己在核磁共振仪里继续呕吐，但所幸原本想象中会出现的不适症状在进仓之后就奇迹般停止了。只是仓内嗡嗡的声音一阵阵萦绕在耳边，由小渐大，让我的精神持续紧张。爸爸在窗口来回张望，还不停给我摆手势，示意我不要害怕。
二十多分钟的检查终于做完了，仓门被医生打开，我绷紧的神经慢慢松弛。医生们聚在一起忙碌地进行影象分析，我则在等待一场生死判决。
结果是我偷听到的，“可能是横贯性脊髓炎”。他们建议将我转往医疗条件更好的湖南湘雅医院。
已经夜幕降临了，就在省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准备载我起程的时候，频道总监周石星带着几位台领导匆匆赶来加入到护送的队伍中。车窗外，有摇曳的霓红灯光飞快闪过，救护车特有的鸣叫声告诉我正在通过市区。以前，走在街头偶尔遇见救护车从身边疾驰而过，我感觉它像一只哀嚎的大鸟，给我悲凄的情愫，却从没想到今天自己也会在这只“哀嚎大鸟”里做一回主角。
尽管车里有些憋闷，但我心中又开始充满希望。期待在这个夜晚结束之后，我经历过黑色9·11的身体，能够恢复昨日的灵活与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