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重病期间，湖南湘雅医院的大夫们在面对媒体的采访时曾毫不留情的给我宣判了死刑棗梁艺的病，完全恢复的概率非常小，除非奇迹出现，最好的结果也是高位截瘫，也许一辈子将躺在床上度过。然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不忍心看我就此被病魔摧跨，在那段病危的日子，都想尽一切可能帮我四处打听各种医讯，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使我早日摆脱病痛的折磨。
来到马王堆疗养院的康复科后，我遇见了一位与我有着类似病情的病友，他是长沙某烟厂的一位老总，姓胡，一年前携家人去深圳旅游遭遇车祸，致使他颈部骨折，脊髓神经受损，虽然与我起因不同，但结果都是高位截瘫，非常幸运的是他的神经属不完全性损伤，在上海长征医院一位有名的脊柱专家的手术治疗下，恢复了部分神经功能，可以自行下地行走了。因为相同的经历，我们成了患难之交，他和我的朋友们一样，也十分关心我的病情，几次推荐我去上海长征医院找当年给他动手术的专家，由于那时求医心切，好不容易托人联系上北京的凌锋大夫又出差英国迟迟未归，在康复科的治疗虽然使我的手臂肌力增强了，但腿的恢复几乎停滞不前，我不甘心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毫无进展的状态下白白拖延下去，在与台领导商量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我们一家毅然决定听从胡总的建议，先去上海长征医院就诊。
可那次求医的经过，让如今的我回忆起来，却有着不堪回首的痛楚。
2002年1月下旬，我刚刚在病房度过生病以来第一个生日，还没完全从怅然若失的情绪中跳出来，就匆匆准备行囊，和爸爸妈妈一起赶赴上海求医看病，我们必须在与专家约定的时间内到达上海的医院。动身那天，正是1月28日，距离02年的春节已为时不远，是朋友们艰难的把我们一家送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我们带上了在外所需的全部生活用品，妈妈甚至连炊具也捎在了行李包中，为了节省路费，全家就只为我买下了一个软卧票，而为了能留在我的身边，妈妈一上车就找车长求情，整整一个晚上，爸妈就坐在我的旁边，连打盹都不敢。
躺在那张窄窄的小铺上，我一路思绪万千，全身瘫痪以后，这是我第一次远行，身体的困难暂且不说，看到爸妈为了我受这么大的苦，今年恐怕还得在外过上一个流浪年，一片凄凉。
经过一晚的颠簸，列车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到达上海车站，一下车，爸爸就赶紧联系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临近春节，上海火车站人流如织，我的轮椅在人群中十分抢眼，很多人都停下脚步好奇的想要探个究竟，我第一次坐着轮椅出现在这么多人面前，面对旁人的种种眼神，我非常不习惯，难堪中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暗暗祈祷车能快点赶到！
近半个小时过去，120的急救车终于在我急切的盼望中从车站口不紧不慢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抬着一副担架，其中一位说着地道的上海话：“来，来，来，把病人放上来，”我被爸爸抱上了又窄又短的担架床。这时候，众人又一窝蜂似的围观上来，人群中很多人在议论：“这小姑娘怎么了？”“好象病得很重啊。”车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我气愤地瞥了瞥那些还在指指点点的陌生旅客，不能理喻他们怎会有着如此强烈的好奇心。
车离开人群，向着长征医院的方向驶去。透过车窗我看到上海都市的繁华与高楼林立的美景，几年前，我就有了一份对大上海的都市情结，只不过，那时我是向往她的大气，艳羡她的时尚，我在给自己设定的梦想与目标中，其中一项是有一天可以拿着自己挣的钱来上海疯狂购物，在我眼里，上海是购物天堂，魅力之都，是令所有爱美女孩子为之着魔的好地方。但今天，我的心境完全变成了灰暗，脑子里已没有初来上海的欣喜，有的只是担心：此次上海之行会有所收获吗？长征医院的专家又能否治愈好我的病？我茫然着，担忧着。
急救车上的两位工作人员在把我们送到长征医院后执意收取了比平常要高出一倍的运送费，个中原由不明，但一路辗转终于到达目的地后的这种安心，足以使我们忽略这些小小的不愉快。按照先前联系好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位于长征医院住院部二十八层的贵宾病房，这是一家部队医院，管理和服务都相当严谨，我们要找的专家赵教授就在贵宾楼工作，不巧的是，那天赵教授手术，不便接诊，一位身穿淡绿色工作服的护士长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把我安排到了一间护士工作室临时休息，等爸爸办妥住院手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在护士们的帮助下我住进了贵宾楼的一间病房，房间非常舒适，有大大的落地式玻璃窗，从上往下眺望，上海的繁华景观一览无余，只是房价贵得让我们吃惊，因为要赵教授就诊，我们别无选择。
病房里设施齐全，却只有一张供病人用的床，爸爸妈妈和雇来的小阿姨就只能打地铺了，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在上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我在护士们的安排下做了住院病人需例行的全身检查，满怀希望的等待赵教授就诊。直到傍晚，两个高高大大的医生才来到我的病房，其中年长的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脊柱兼骨科专家赵教授，看起来他的样貌很年轻，身材魁梧，走到我面前，赵教授淡淡地说了声“你好！”“您好，教授。”我紧张地看着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过多的寒暄，他吩咐助手对我全身做了些基本的平面感觉及反射检查，然后拿出我在湖南所拍的核磁共振片子认真看了起来，不时与他的助手进行专业上的交流。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十分委婉的对我说：“很遗憾，你的病可能有点复杂，从片子中的影像来看，并不属于我所治疗的范畴，你应该去神经内科看看。”赵教授的一席话简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满怀的希望随着他脱口而出的“遗憾”二字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难过得几乎快要流下眼泪。“我明天安排一位资深神经内科专家给你做一次会诊吧，他可是前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临走时，赵教授留下一句话，像给我一线生机，又像是彻底封杀我对他的最后幻想。
这个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夜都没有合眼。我想起为了这次能来上海看病，爸爸妈妈付出了很多，去台里争取医疗费，一路上劳累，吃不好，睡不安稳，听说约诊难，爸爸甚至心疼地拿着大红包“礼遇”赵教授，他们承受着经济与体力的双重压力，可结果却是这样，还没开始，这治病的希望就落空了……
上海的夜空繁星点点，这样一个美丽的不夜城，我却被满腹的心事扰得无心观赏。
第三天，我见到了这位经赵教授引荐的神经内科专家棗一位花甲老人，然而，一席老套的询问之后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答案，倒是会诊费又花去好几百元。无奈之下，我只好转进了长征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抽血化验、拍核磁共振，例行的检查又机械地重复一遍，医生们都来会诊，一番检查之后，他们否定了湖南湘雅医院对我做出的病情诊断，给我的病又下了一个新的结论棗脊髓脱髓鞘，主任和主治医生们带着一大帮实习生开始全力给我制定一套在他们看来大有希望使我的病情出现转机的治疗方案。
我躺在三人间的病房，又过起了每天打点滴的日子，耳边充斥着难懂的上海话，中晚餐是医院规定的套餐，连猪肝都带着甜味，我一口也没吃。
上海的求医路这般曲折是我之前没预料到的，病后我的情绪本就无常，这下，又陷入了莫名的焦躁中。
在神经内科病房毫无意义的住了几天，医生们对我的病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希望在给我大剂量用药后病情得到奇迹改善，每隔几小时就来询问一次，可我该有的痉挛还是有，下肢和原来一样不能动弹，浑身紧束的症状没减轻，大小便也依然控制不了。我每天麻木地看着医生们查房时假装充满希望的点评，同时，妈妈告诉我，才交的一万医药费已经用去大半。
我担心这样无谓的治疗拖下去准会把爸妈好不容易凑来的几万元医药费非花光不可，心急得每天看着药水瓶叹气，爸妈也不知该怎么办。不过，很快，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机，北京委托寻找凌锋大夫的钟越老师就在这时打来电话，告知凌锋大夫已经回国，请爸爸带上我所有的病历资料速去北京约见。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真是悲喜交加，黑暗中仿佛看见曙光在闪亮，爸爸决定先我们一步前往北京，我暂时留在上海接受治疗。
离春节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爸爸在北京给我们捎来了好消息，凌锋大夫已经看过我的所有资料，并确诊了最终的病情，我患的是棗脊髓海绵状血管瘤病。这是一种不易被察觉的隐藏在脊髓内的血管病，属于血管畸形的一种，需手术治疗，现已开具住院证明，而爸爸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已经为我办妥了北京的住院手续，现在只等我去了。
可接下来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爸爸人在北京，如果让妈妈和小阿姨带着我上路是很不安全的，光是行李就好几大箱，再加上轮椅，两个弱女子怎么弄？春节前正是客流高峰期，回上海根本买不到火车票，坐飞机又太贵，妈妈在电话里一咬牙，对着爸爸说：“你在北京等我们过来吧，把路费省下来给女儿治病，我能行，你放心！”挂下电话，妈妈落泪了，为了我，她把她的坚强发挥到了极致。当时的一切，也是我在后来才得知，妈妈到车站去买票，结果没了，大年在即，我们必须尽快赶往北京，看着长长的买票队伍，妈妈没了办法，人生地不熟的，只好流着泪给人说好话，一个上午，终于有人愿意让给她三张北京的票，妈妈拿着票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飞奔回医院，匆匆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傍晚时分，我就在医院急救车的护送下，顺利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那一天，是农历小年，在列车上却发生了令人心酸的一幕。由于列车行驶过程中的波动，使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的病理反应，半夜，一种难以忍受的烧灼感随着车厢的颠簸开始蔓延我的全身，睡在窄窄的卧铺上我几乎每隔十分钟就要翻一次身，躺久了胸口憋得难受，有时还要坐起来透透气。妈妈和小阿姨用她们瘦小的身子费力地帮我来回搬动着，可当时我的痉挛现象特别严重，一触碰我的身体，腿脚就不由自主地抽动，以她们的力气哪奈何得了，黑暗中连人带被褥一起滚到了铺的边缘，眼看随车身晃动我就要掉下，恐惧和无助让我和妈妈抱头痛哭，小阿姨站在那里也不知所措，幸亏列车乘务员闻声赶来，我才安全回到铺位。
上海之行是在小年夜的凄凉中结束的。想起那个夜晚，我的心里就充满了酸楚。
到达北京的当天，我住进了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一切又都变得陌生，但此时的我似乎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定，因为有了希望，我的心逐渐明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