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赛麦势必会消失的。温斯顿又确定地想。他这么想时心中还有一丝的伤心，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还不是很喜欢他，而且只要赛麦认为他们两人思想不一致，就完全有理由揭发他是个思想犯。赛麦总给他一种不对劲的感觉，但究竟是哪不对劲，他也说不好。在赛麦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谨慎、超脱和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崇尚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这些不光是从他内心发出的，而且还带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他所具备的这一切，都早已超越了一名普通党员。但是他身上总给人带来一种紧迫感。他总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不合时宜的话，他书读得太多了，还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哪怕是不成文的，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一些犯错误的党的领导人在被清洗之前经常光顾那里。还听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已经太遥远了，似乎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由此，不难猜出赛麦的下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哪怕只有短短的三秒钟，他也一定会向思想警察揭发的。
不过，别人也一样会这么做，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
“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中似乎夹带着这样的意思：
“那个可恶的大笨蛋。”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从屋子那头朝他们这儿走来。
他的身材略微有些发胖，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今年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上就长出了一圈圈的肥肉，但这却没有影响到他敏捷的动作，还有他那孩子气的性格。他穿着外套，就像是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即使是穿着制服，都能让人联想到他是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系着红领巾。一闭上眼睛，浮现的都是他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做其他体育运动时，他就会穿上短裤。他愉快地朝他们两人打着招呼，挨着他们坐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味。他那涨红的脸上尽是汗珠，他特别能出汗。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只要看到球拍是湿的，就知道是谁刚刚用过这球拍。赛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行长长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时都不忘工作，”帕森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够积极的。喂！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就太深奥了。
史密斯，伙计，知道我为什么到处找你吗？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一边问，一边主动地去掏钱。每人约有四分之一的工资需要留起来，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种类多得你都记不住。
“仇恨周的捐款。你知道这是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跟我没关系。你说过要给我两块钱的。”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皱巴巴的沾满油污的钞票交给帕森斯，帕森斯把钱数用文盲似的整齐字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我听说你昨天被我的那个小叫花子用弹弓给打了。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再有一次我就要把弹弓没收。”
“他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我想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吧。”温斯顿说。
“啊，是啊--我的意思是，这说明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花子，但是态度不积极这样的话是绝对不会用到他们身上的。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她带着两个小女孩偷着离开队伍，去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一直跟了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把那个人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继续得意扬扬地说：
“我的孩子判定他就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伙计，但关键的问题是，你知道她为什么怀疑他吗？是他脚上那双鞋子，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穿那样的鞋，所以觉得他可能不是本地人。我女儿才七岁大，多聪明啊，是不是？”
“那后来呢，那个人怎么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即使是被--我也不会奇怪的。”
帕森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发出“啪”的一声。
“好啊。”赛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头也不抬地看他那小纸条。
“当然，我们不能太大意了。”温斯顿顺从地说道。
“是啊，现在正在打仗啊。”帕森斯说。
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好像是在提醒他们。不过这次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不是宣布军事胜利。
“同志们好！”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终于取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截止到现在，从目前的消费品产量数字来看，相比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在自发地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以下是已完成的一部分统计数字。食品--”
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我们的幸福新生活”这样的话。富裕部最近就爱说这样的话。广播的内容吸引了帕森斯的注意力，他表现出一本正经的傻样，像是受到了什么启迪，坐在那认真地听着。他记不住那些复杂的数字，但是他却明白，那数字是使人满意的。他掏出一根肮脏的大烟斗，里面还剩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一星期只定量供应一百克，要想把烟斗装满是不可能的。温斯顿吸的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要等到明天才能买到下一份定量供应，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认真地听着电幕里的内容，不去理会远处的喧闹声。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增加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才宣布将巧克力的定量降低到一星期二十克，这才二十四小时，怎么忘得那么快？是啊，都忘了。帕森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比牲口还愚蠢。那个“鸭子先生”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还盼望着把那些没有忘掉的人揭发出来，使其消失。
赛麦也忘掉了，只是他不一样，他有双重思想。难道就只剩他一个人没有真正忘掉吗？
那一串串传奇般的数字不断地从电幕上播报出来。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一切的人和事物都在前进。温斯顿学着赛麦之前的样子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那一摊灰色的黏糊糊的东西，画出了一个图案。
他很不高兴地想着各方面的物质生活。从始至终都是这样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着这间天花板很低、挤满了人的屋子，由于人挨人地蹭着走，墙头都已经变黑了；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在哪儿都会碰到别人的手肘；餐具也没有一样是好的，弯曲的汤匙，凹凸不平的铁盘，还有粗糙的缸子；油渍侵蚀着所有东西，每一条缝隙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刷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你的肚子和肌肉，都被你骗掉了享受的权利，所以它们发出了无声的抗议。不错，已经不记得还有什么事是和现在不一样的了，不论什么时候，他的准确记忆总是，食物不够吃，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地铁总是人满为患，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总是喝不到茶，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只有人造杜松子酒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些情况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糟糕，但是，如果你整天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漫长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冰冷的自来水、破烂的肥皂、质量差的香烟、有股奇怪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只是偶尔会发生，难道在你的记忆中，有哪一天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吗？不然，你为什么要对此感到不快呢？
他再一次环顾了一圈食堂。几乎每个人都是丑陋的，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看上去也是那么丑陋。在房间的那头，有个奇怪的人，他长得就像个小甲壳虫，独自一人在那喝咖啡，一双对谁都充满怀疑的小眼睛，在四处打量着。温斯顿想，如果你不深处在这个环境，就会轻易地相信，党所树立的典型形象--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和胸脯耸起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而且还是很大一部分。事实上，他所知道的就是，一号机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令人捉摸不透的是，各部竟有那么多像甲壳虫一样的人：眼睛又细又小，身材矮小，还没到年纪就发胖了，四肢短小，动作敏捷，忙忙碌碌的，脸上被肉堆积着都看不出表情，似乎这一类型的人在党的领导下繁殖得最快。
富裕部的公告结束时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放的是轻音乐。帕森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从嘴上拿开烟斗。
“今年富裕部的工作做得还挺好。”他赞赏地点点头，“我说，伙计，你有没有刀片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现在的这个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
“啊，是这样啊，没事，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不好意思啊。”温斯顿说。
富裕部的公告使“鸭子先生”的声音暂停了一会儿，但现在又开始了，像刚才一样大声。不知怎么，帕森斯太太突然出现在了温斯顿的脑海里，想到了她稀疏的头发和脸上皱纹里的尘垢。两年之内，她就会被她的孩子揭发。她会消失的。赛麦也会消失，温斯顿也会消失，奥勃良也会消失，只有帕森斯永远也不会消失。
那个“鸭子先生”不会消失。那些忙碌于各部迷宫般的走廊里的“小甲壳虫人”也不会消失。还有那个黑发姑娘，那个小说司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消失。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有知晓谁会生存、谁会灭亡的这个本能，尽管这样，他还是很难说出到底是靠什么才能生存下来。
这时他猛地回过神儿来。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正在侧着身子看他，就是那个黑发姑娘。她死死地盯着他看，非常奇怪。当两个人的目光相交的时候，她就转了过去。
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冒出冷汗，他心中一阵慌乱。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但还是让他很不安，久久都不能平静。
她为什么到处跟着他、看着他？他已经记不起来她是不是早就坐在了食堂的那个角落等着他了。但他肯定的是，就在昨天举行两分钟仇恨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后面，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听他，看他的叫喊是否够起劲。
他又开始那么想了：她不一定非得是思想警察的人，但是，如果是业余的特务那就更危险了。他不知道她已经盯了他多久，也许五分钟，也许更长。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伪装好。在任何公共场所、人多混乱的地方或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越是这样，就越容易使自己暴露。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凝重的脸色，碎碎念的习惯，往往是这些不自觉的动作，就连自己都没注意的事情，使自己暴露了。无论如何，脸上的表情不对劲（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为此专设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转过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有目的地看他，也许这两天连续发生的事，只是个巧合，是个误会。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把它小心地放在桌子边上。如果他能使烟丝不往外掉，下班以后就还能继续抽。隔桌的那个人很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说不定，他在三天之内就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香烟屁股是谁都不能浪费的。赛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跟你说过没有，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有一次我的两个小叫花子把市场上一个老太婆的裙子给烧了，因为她用来包香肠的纸上印着老大哥的画像，于是他俩就偷偷跟在老太婆身后，点着了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那两个小叫花子，嘿！可是积极得很。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种训练，比我小时候要强得多。你知道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
我的小女儿有一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卧室的门上，说比直接从钥匙孔听要清楚一倍。当然，这只是一种玩具啰！不过，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对不对？”
这时电幕上响起了一声哨子的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铃声。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