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从一条小巷尽头飘到了街上，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童年生活。接着香味被砰的一声的关门声切断了。
他已经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个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显然不是一件聪明的事，因为你到那里的次数，都是被人仔细记录着的。从原则上讲，一个党员除了睡觉的时候，是不允许有自己独处的时间的。只要你不是在吃饭睡觉或者是工作，那就一定是在参加某种娱乐性质的集会。如果不是，或者让人觉得你有点不合群，喜欢独处，那就真的危险了。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癖。但是这四月的芳香空气引诱着他来到了这里。像这样的天也是第一次给了他温暖的感觉，于是他突然想远离中心站那厌烦的游戏，枯燥的报告，还有只能靠杜松子酒维持的同志关系。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后又往北，迷失在一些他从没见过的街道上，也不知道走向什么地方。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这句话在他脑海里不断出现，这是一个神秘的真理，而且也很荒谬。
这里曾经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他在它东北方向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
这条街道是用鹅卵石铺成的，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人行道旁奇怪的破落的大门就像是老鼠洞一样，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是一摊摊脏水。
街道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多得吓人。这里有漂亮的少女，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唇膏，有疯狂追逐她们的少年，有走路摇晃的肥婆，就像是十几年后这些漂亮的姑娘，还有驼着背迈着八字步的老头儿，没有穿鞋的小孩子在玩着脏水，一听到母亲的呵斥就向四处逃窜。街上几乎四分之一的玻璃窗是被打破后用木板钉上的。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少数人在小心地偷偷观察着他。有两个身材粗壮的女人，两条红得像砖头似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不过，如果你是我，也会像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你可没有我要操心的那些事儿啊。’”“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可不就是这样嘛。”
刺耳的说话声突然停止了。温斯顿经过她们身边时，两个女人投来了带有敌意的目光。更确切地说是警觉，她们僵在那不动，像是看到了野兽一样。在这样一条街上，党员的蓝制服显得格外显眼。的确，他本不该出现在这样一条街上，除非是执行公务，否则就会惹麻烦了。
要是再碰上个巡逻队，一定会被查问的。“同志，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好吗？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虽然没有规定说只能走一条路回家，但这一定会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
突然之间，一阵报警的惊叫声使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大家都像兔子一般蹿进了门洞。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蹿了出来，一把把一个还在玩脏水的孩子藏进了自己的围裙里，然后又蹿了回去，这一切动作就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刹那。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小巷里出来，他身上的那件黑衣服就像个六角手风琴，他一边指着天空一边朝温斯顿跑过来。
“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给火箭弹起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在这种事情上，无产者总是对的。直觉告诉他，在几秒钟之前他们就能预知火箭弹的来临，尽管它的速度要比声音快得多。温斯顿紧抱着头，只听轰隆一声，像是要把整条街都掀起来似的，附近窗口被震碎的玻璃像雷阵雨似的掉到他的背上。
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前方两百公尺外的一些房子被那颗炸弹炸掉了，有一股黑烟在空中盘旋着，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人们纷纷围在了瓦砾周围。从人行道前面的一堆墙灰中，能看到一道猩红色的东西。走近看时，才发现是一只被炸断的手。除了靠近手腕的地方被炸得血污一片，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血色，像是石膏一样，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温斯顿把它踢开，然后躲开人群，拐进了右手边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被炸的地方。附近街道又像往常一样，人流四处涌动，就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小酒吧里挤了满满的无产者。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被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一个房子的拐角处，中间的那个人手里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两个人靠着他使劲瞧着那报纸。即使看不清表情，温斯顿也能知道他们有多认真。他们应该是在看一条很重要的新闻。他在离他们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人中的其中两个突然吵了起来，看上去几乎都要打起来了。
“你他妈的就不能好好地听我说吗？我告诉你，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两年多的中奖号码都被我记在一张纸上了，就在我家里呢！每一次都没漏过，完完整整地记下来了。我可以肯定，就没有末尾是七的号码--”
“中过了，中过了！我他妈的可以把那个号码完整地告诉你。四○七，最后一个数字是七。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去你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
“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公尺开外回头看时，他们仍兴奋地争论着，很是认真。每星期，彩票只开奖一次，奖金不少。对于无产者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彩票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不是活着的唯一理由，起码也是重要理由。这是他们活着的乐趣，他们的兴奋剂，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只要是提到彩票，即使是大字不识的人也能精确地计算，而且在这方面，他们的记忆力惊人的厉害。有很多人就是靠着帮别人预测号码、卖一些吉利的物件活着的。
经营彩票不关温斯顿的事，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想要做到这件事并不难。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需要牢记这样一句话。你把它解释一下，听起来就很有道理。看一看人行道上从你身边走过的人，这就成为了一种信仰。温斯顿从那条街一直往下走，这里似曾相识，不远处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声。从街道的转弯处一直走到尽头是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打蔫儿的蔬菜。这时温斯顿终于想起这是哪儿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做日记簿的旧货铺子了。他还曾经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买过笔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留了一会儿，有一家昏暗的小酒吧在小巷的那一头，窗户上积的尘垢就像是结的霜。一个上了岁数的人，虽然弯着腰，但动作依然敏捷，白色的胡子就像明虾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觉得这个老头儿肯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像他这样的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能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关联的了。在革命前，思想已经成形的人，党内已经几乎没有了。老一代的人，大部分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被消灭掉了，少数存活下来的那些也被政治吓怕了，不敢再有什么活思想了。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如实地向你作一番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又有一段从历史教科书中抄下来的话出现在了温斯顿的脑海里，他突然发了疯似的要去酒吧找那个老头儿，想要问个明白。他要这么对他说：
“你能跟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吗？那时候的日子和现在相比怎么样？”
他急急忙忙地朝那酒吧走去，生怕晚了一步，心中不免害怕起来。
他要是这样做，一定是疯了。虽然党内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同无产者聊天，或者禁止出入无产者的酒吧，但是毕竟没人会来这儿跟无产者说话，所以这样做太引人注意了。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就说是因为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也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发了霉的啤酒和干酪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感觉到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蓝制服。屋子那边在玩投镖游戏的人，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好像和酒保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高大的年轻人，长着鹰钩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儿狠狠地挺起腰板儿冲着酒保说，“你说这个劳什子的鬼地方就没有一品脱装的缸子？”
“什么叫他妈的一品脱？”酒保拿手指尖抵着柜台，往前探出身子。
“你们听听！还酒保哩，都不知道一品脱！跟你说，一品脱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快教你念ABC啦。”
“没听说过，”酒保干脆地说，“一公升，半公升，我们就这么卖。
喏，杯子在那儿，你眼前那架子上。”
“我要一品脱，”老头儿挺执拗，“倒一品脱多省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可没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全都在树上住着呢！”酒保朝旁边的顾客瞥了一眼。
他们哄堂大笑，温斯顿带来的沉静仿佛也已烟消云散。老头儿胡子拉碴的脸涨得通红。他转过身，自顾自地叨叨咕咕，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扶住了他。
“能请你喝一杯吗？”温斯顿说。
“你真够绅士。”老头儿又挺直了腰板儿。他仿佛看也不看温斯顿的工作服。
“一品脱！”他凶巴巴地向那酒保说，“一品脱咕噜！”
酒保取了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桶里涮了涮，打上半公升黑糊糊的啤酒。无产者店里，只喝得到啤酒，杜松子酒照说不准他们喝，其实他们要搞到手也容易得很。投镖赛重新热闹起来，柜台前的那伙人又聊起他们的彩票。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记得有个穿制服的温斯顿还在这儿。窗下有一张松木桌，他跟老头儿在那儿聊，就不用怕给谁偷听到。这样做固然是万分危险，但是，这屋里却没有电幕！刚一进屋，温斯顿就弄清这一点啦。
“他就是得给我一品脱：”老头儿放下酒杯坐下来，嘟囔道，“半公升不够喝，喝不足性。一公升又忒多，勾我撒尿。钱又贵！”
“从年轻那会儿起，你准见好多事情都变啦。”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儿那浅蓝色的眼睛从投镖板瞅到柜台，又从柜台瞅到男厕所，仿佛就等着酒吧变个样子。
“那会儿啤酒才好呢！”他终于说道，“还便宜呢！那会儿我还年轻，我们管淡啤酒就叫咕噜。一品脱才四便士！当然啦，那是在战前。”
“哪次战前呀？”温斯顿问。
“管它哪次。”老头儿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了腰板儿。
“祝你健康！”他瘦瘦的脖子上，喉结一阵上下乱动，快得惊人，啤酒便给解决了。温斯顿到柜台去，又带回两个半公升来。老头儿仿佛忘了他不喜欢喝一公升啦。
“你比我大好多，”温斯顿说道，“我还没生下来，你就长大啦。你应该还记得从前，革命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年轻人，对那会儿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光从书上读到过，谁知道书上讲得对不对。
我想听你说说。历史书说，革命前的生活跟现在一点儿也不一样。那会儿人人吃苦受穷，简直穷得吓人，生活糟糕得想都想不出来。我们伦敦城，好多人一辈子就没吃到过饱饭，一半的人穿不起鞋。他们一天干十二小时活儿，他们九岁就失了学，他们一个屋子要住十个人。
可是同时，还有那么几千个人，叫做资本家，却是有钱有势。所有好东西都得归他们。他们住着好房子，三十个仆人伺候着，坐的是汽车跟四驾马车。他们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那老头儿突然活跃起来。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这一提，我才忽然记起。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我已经好多年没看见过了。高礼帽，早就过时了。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就是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但至少也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你知道的，要不是为了参加葬礼，我也不会去租它。”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地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人，才是真正当家做主的人。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是一个工人，那就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随意地对待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会像牲口一样被他们运到加拿大去；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就叫人用九尾鞭抽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每个资本家后面都会跟着一帮走狗--”
老头儿眼睛又一亮。
“走狗！”他说道，“我可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狗！总是让我想起以前的事来。我还记得，哎，也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了，那时星期天的下午，我常常会到海德公园听别人聊天。什么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说得最好。他总是那样称呼他们，‘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这并不是自己想知道的。
“我想要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比那时更自由？他们更把你当人看？以前，有钱人，那些所谓上层的人--”
“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叫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他们有钱，所以就把你的身份看得下贱了？就像见面时，你得称呼他们为‘老爷’，脱帽鞠躬，是这样吗？”
老头儿似乎在仔细回忆着。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看到你见他们时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喜欢那样做的，不过常常还是这样做的。可以说，你不得不那么做。”
“他们那些人真的会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吗？这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我曾经被推过一次，”老头儿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像是昨天的事儿。那天晚上正好是举行划舟赛，大家都喝得烂醉。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上等年轻人。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穿一件黑大衣。他晃晃悠悠地走在人行道上，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
‘你走路不长眼睛啊？’我说：‘这路又不是你的！’
他说：‘你再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上来就朝我胸口猛地一推。我几乎就被他推到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我也年轻，气得我刚要还手，这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