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3日是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在南京起义62周年，当年林遵和吴建安等率舰队起义后，被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称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大连舰艇学院原副院长吴建安生前曾撰稿，回忆这段经历的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1949年1月我被任命为海军第一编队舰队长，第一编队是师的编制，和“重庆”号、“灵甫”号一样直属总部，不属于四个舰队。上级命令我带领15艘舰艇到定海待命。我参加李宗仁召集的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后，顾祝同在与我谈话时透露了他们“以和备战”的阴谋。我看出他们内心的算盘仍要打内战，眼看“和平八条”不能实现，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的一线生机和希望将毁灭无遗，因此，我就决心起义，联络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一起干。
林遵司令以“永嘉”舰为旗舰，在长江天堑巡视长江防务。4月20日我离开南京下关码头，将编队移到八卦洲码头江面锚泊。我事先通知了信号兵，林遵司令乘“永嘉”舰下来马上报告。
4月22日凌晨4时左右，得到报告，我命令发信号给林遵。此时，林遵的旗舰“永嘉”舰刚刚经过我舰要去上海。我在信号中说“请林司令返航，我有要事相商”。“永嘉”舰立即掉头上驶，距我舰200米左右锚泊，我乘小艇急登“永嘉”舰。我到“永嘉”舰后对林遵说：林司令，该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不行，我手下没有一条船，他们都在镇江到吴淞口一带，我一定要考虑到吴淞口以后如何做。”经过商量，他仍有顾虑。我说：“那么我们这次就要分手告别了，不过我单独还要干，只是力量小一点。桂永清是什么人，你也清楚。你带头力量大，成功了你还是个头。如果我这面干起来，桂永清是不会放过你，我们是一个系统的，到时候他一定会迁怒于你，还可能软禁你，你还能干吗？”他考虑了一下，又对我说：“能不能如今大家在一起商量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说：“这正是我原来的想法。”于是发信号通知在八卦洲江面锚泊的各舰，请各舰长上午7时半到“永嘉”舰开会。
在旗舰“永嘉”舰开会的有二舰队，第一编队，第二编队，以及江防舰队等各舰的舰长，共大小16条军舰的舰长，还有两个小艇队队长。在“永嘉”舰，我主持开会，会上主要讲去与留的问题。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不表态的。会议时间较长，到晌午各舰派小艇来接舰长。最后林遵提出：无记名投票。表决结果是多数支持，少数反对，林遵宣布起义。会议决定，林司令坐镇“永嘉”舰，我派人过江与解放军联系，各舰长回舰。
下午4时左右，林遵秘密离开旗舰，突然乘小艇来“惠安”舰，说要睡觉。我大吃一惊，“永嘉”舰无人坐镇怎么行呢？林遵说：“我已经四天四夜没有睡觉了，到你这来安全一点。”
接近黄昏，有小艇在江面与各军舰间串来串去。天刚黑，“永嘉”舰发出了信号说：请示移锚位，立即起锚，下驶上海方向。永嘉舰是旗舰，开会表示是带头支持并且投了赞成票，也是这次带头下驶的军舰，很多舰跟着一乱而下。林遵用无线电喊话，叫回了四艘军舰：“永绥”舰、“楚同”舰、“安东”舰、“美盛”舰。
天很黑，各舰舰长都自动地来到“惠安”舰，问为什么这么乱，聚集在“惠安”舰官厅。我问“吉安”舰长宋继宏：“你怎么没走？”“你舰队长没走，我怎么敢走。”准备开会，我请大家坐下，突然灯熄了。我对林遵讲：“会不能开了。”林遵同意，请各舰舰长迅速回去，掌握本舰情况，不能再乱了。这时林遵也要走，去“永绥”舰。我说“永绥”舰刚回来，天太黑，路上不好走，他舰上的情况你也不清楚，这样跑去很危险，还是在此安全。灯突然亮了，我说：“有问题我处理。”此时，少校轮机长胡陶滨跑来报告：“机舱有人捣乱，我已派武装控制了机器，没有你亲声口令，决不允许乱动机器。”
随后，我就准备到士兵集中的地方去。刚出门，上尉副长伍岳一把将我抱住：“舰长你不能去，下面危险。”他被我用力推开，后退好几步碰在铁板上，碰得很响。我说：“我不怕危险，身上带有枪。”必须经过上甲板才能下去，天很黑，有一个士兵大声喊口令，我回答：“舰队长。”他说：“我的机枪已经上膛，谁不开船就打谁。”我故意靠近一步说：“是郑存岭吗？”他说：“是。”一个轮机下士为何不在机舱，而跑到上面来干什么？可能是受乌合之众的要挟。我没有时间盘问他，只说了两句：“枪不要走火，此地流急，必须有我的命令才能够解缆。”他回答：“是！”声音叫得很干脆。
我急忙下梯，到达官厅门口，只见两名士兵跪在地上。持步枪士兵记不清了，持手枪的枪炮中士叫刘敬祖。他们齐声对我哀求说：“您一定要开船呀！我们是士兵代表，请您把船开上海去，到上海后我们以全舰的生命担保您。否则，我们当您的面自杀。”我忙扶起他们说：“凡是我的好弟兄，都不该自杀的。”我进入官厅，坐着的官兵都习惯地站起来。64岁的胡心长领江，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说：“领江请坐！”然后自己也坐下，对大家说：“弟兄们都坐下吧！”
胡领江精神很好，用湖北口音高声说：“我60多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开航不听您的命令行吗？您的士兵用手枪逼着我，我说，就是打死我，没有您的命令我也不能领航。何况我一到晚上眼睛就看不见，每次夜航都是您亲自开的。”此时，胡领江的左边，仍站着一个拿着手枪的轮机中士史国华，不过，枪口已不指向胡领江，而是朝着地面。
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挤满官厅的士兵和军官，才开口发言：“弟兄们！我对你们的生命向来是珍惜的，哪一次战斗，我不是事先研究好，然后才行动的？我们往返安庆也曾有过遭遇，你们有一个挂彩的没有？你们不掌握情报又不懂战术，江流这样急，又是黑夜，你们随便解缆，只有同归于尽。当海军的要讲义气，同舟共济，就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过去有福同享，今天有苦就不能同受了吗？何况，我们是反内战，是和平谈判，并不是受苦。这次成功，官兵每个人都晋升一级，第一个月发双饷，这有什么不利呢？再说共产吧！我的箱子比你们多，我都愿意拿出来共，你们谁的箱子比我更多呢？你们应该拥护共产，这不会吃亏的。其实所谓共产主义就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也就是孙（中山）总理说的大同世界。”
我说到这里，胡领江插话说：“在过去舰长说过，到世界大同的时候，没有穷人了，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我们的孩子读书都不要钱。”的确，平时我和他谈的话，他能用在这个场合，真是正确的运用，给我增添了很大力量。
我为了激励士气，接着又说：“弟兄们，你们应该很好想一想，我们反内战，就是救中国，也是为了自己和后代的幸福。内战打下去，无论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有哪一桩，哪一件事对不起你们大家，尽管说吧。”
“在安庆，我一次发给你们三个月薪饷，上面明文规定，由舰长保存，按月发给官兵，章（希龄）军需可以作证，是我要你们选出官兵代表，把这笔钞票换成银元，由你们代表清点分摊。过一个月我们在南京时，章军需计算过，等于一次多发给大家七个月的薪饷。我既没有照上面的规定按月发，又换成银元一次发给你们，这些都是知法犯法的，我承担了这些风险，就是对大家讲义气。”
“你们的伙食费由你们自己选举的委员负责，舰上代为保存大笔款子都是换成银元及时折算，没有侵占你们的福利。在公费不足的情况下，我把自己的特支费也贴进去。你们的冬衣太薄，我想法领到两批夹克。你们提议想在早餐吃些馒头，我打通关系搞到很多面粉。以上种种，是不是所有军舰都能够办到呢？”
你们还记得搬面粉吗？桂永清的陆战队欺侮我们，我下令站炮位，他们才像老鼠一样逃跑了。当时大家不知道，我比你们更气呀！桂永清的私人行李，可以用卡车开到码头边，直接向“灵甫”舰上卸。我们的军粮没有卡车，不准用牛车运进码头，一定要你们从几里路外扛进来。把我们当奴隶呀！还有什么青天白日啊？
“弟兄们，日本鬼子打走了，为什么物价还暴涨？这是三年内战的苦果，我们不能自食其果，必须反对内战，国家才能复兴。我们都是爱国军人，能够容忍国家民族沦亡吗？值得大家想一想，我们还要不要跟桂永清当奴隶，继续打内战呢？”
“过去，我对你们说过，共军不打我们，我们不打共军，那是为了自卫。今天，正是全国将要统一的时候，应该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有人说，船开到上海去，以全体生命担保我！你们连自己都保不住，用什么来替我担保呢？”
“唉！我真想不开，我对你们向来是很讲义气的，今天你们都不愿听我的话，是逼我死，我不能成功，可以成仁。为了中国海军，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最后我嘱咐大家一句：千万不要随便解缆，弟兄们，我可以自裁。”
这时，军医李公望很快夺去了我手中已经打开保险的手枪。一些士兵哭喊着：“你死不得。”郭依康上士和一些士兵大声说：“我们听舰队长的话！”帆缆中士潘其葆说：“您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您吃糠，我们也吃糠。”军需上士乐义明，一面哭，一面拿来他的毛巾替我擦汗。轮机一等兵陈善鑫端来了一杯茶给我，几个官兵要扶我到房间休息。我喝了一口茶说：“我不累，既然大家都愿意听我的话，我马上派人过江到对岸联系。每人先发银元2块零用，等到南京再造册上报，每人晋升一级，第一个月发双薪。时间已经很晚，弟兄们都回去休息吧！”这时，已经午夜零点多了。
平息事端的过程，林遵没有露面。我赶快去了他的住舱，他安然无恙。林遵问我：“情况怎样？”我说：“处理完了，我亲自过江联系。”林阻止我：“你千万别离开，再乱起来，我可指挥不了。”最后决定派两个人乘小炮艇到对岸，迎来解放军代表二人到“惠安”舰，请进林遵的住舱。我、林遵、解放军代表共四人，在舱内互相寒暄几句，代表们说：“马上就要渡江了，但没有船，你们应该帮助我们过江。”林遵说：“我们的船都吃水太深，靠不了岸，所以运兵很不方便。”我说：“船只有两条能靠岸运兵，一条是步兵登陆舰‘联光’号，另一条是只能装一辆坦克的登陆舰‘美盛’号，数量是不是少了。”他们也说两条船确实太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有办法。”我随手从海图架上抽出一张江图来，告诉他们封锁在三叉河内的300多艘大型木帆船（北方运盐船）和机器轮渡30艘，能够帮助你们迅速过江。我用红蓝铅笔在江图上画了两个记号说，一个是在那个地方有300多条木制帆船，这种帆船很大，每艘可以乘坐带轻武器的一个加强排；另一个记号，那里有30艘过江的轮渡船，设备完好，我想这就可以解决你们过江的工具了。同时，我还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快，现在还不会来轰炸，我们20多艘船有一百几十门大小高射炮，可以构成火力网，估计飞机进不来，我们对空作战有经验。两位代表得到情报后，很高兴，心情很急，很快就结束了谈话。他们拿着地图没有回北岸，是离舰上岸，顺着岸边直奔三叉河，这时是1949年4月23日凌晨近2点。
事后了解，解放军组织能力很强，第一批就渡过了8万人，然后又渡过几批，用了不到两天两夜时间，安全渡过30多万人，没有遭到国民党飞机袭击，没有一人伤亡，顺利渡江成功。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发来表彰电，称我们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4月26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军舰被炸起火，留舰上的少数官兵受伤、死亡，牺牲的官兵后来被追认为烈士。靠泊在八卦洲一带的“惠安”舰、“吉安”舰、“永绥”舰、“江犀”舰、“联光”舰、“美盛”舰、“太原”舰、“安东”舰、“楚同”舰，两个炮艇队，大小共25艘舰艇，24日接到解放军通知，要求我们25日早上带轻武器进南京城，驻扎原海军司令部，并且疏散舰艇，只留下极少数人员看守舰艇。
25日早上到下关，我命令第一编队部分官兵到下关抢修两艘商船，为解放上海提供运输工具，部分官兵一直都忙于往岸上搬东西，晚上不得不在地方饭馆就餐，大部分舰艇官兵在总部后街福建馆子自己买酒聚餐，喧闹声音很大，舰长们在一块说：“这样不好。”江防舰队的“永绥”舰长邵仑说：“这些闹酒的全是第一编队的官兵。”我正准备去洗澡，不得不跑到现场，一看有江防舰队官兵，也有第一编队的，还有其他舰的官兵，我对大家说：“外面已经戒严，大家快吃，不要声音太大，早点回去休息。”马上静了下来。快洗完澡时，闹声又起来，声音比上次更凶。我刚刚回到屋内，舰长们又催我去。林司令和舰长都在屋内，我说：“很多人都是江防舰队的，应请林司令亲自去一趟。”林没说话，几个舰长推着我去。我只好再到现场，当场宣布：“你们不能再闹了，现在已经戒严，大家守纪律，谁敢再闹就地正法。”话音刚落，同时向地上打了1枪，官兵自动散席回营。
4月27日上午，陈士渠同志来到自强村，我与他见面后，各自自我介绍，我请他到屋子里面坐，并告诉他：“林司令正生病，就在楼上。”他说：“咱们就在大树下谈吧，刘伯承司令员要接见你们，能不能把人员集中起来。”我说：“人员驻扎很分散，一时集合有一定的困难，现在船疏散得很开，并且无线电都关闭了，没有一两天时间集中不起来。”
4月28日，美制轰炸机六架，对疏泊在各点的第二舰队起义舰艇进行狂轰滥炸。各舰都组织火力奋勇反击。终因火力过弱，惠安、楚同、永绥三舰被敌机炸沉。惠安舰枪炮员、士兵6人被炸牺牲、16人受伤。当晚，通知各舰“舍舰保人”，全部人员离舰。30日吉安舰被炸沉，5月4日太原舰被炸沉，继而安东舰又被炸沉，前后共有六舰相继被炸沉。
4月30日，第二舰队向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5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第二舰队的致敬电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复电称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5月11日，林遵和我在陈士渠同志的引导下，去见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将军。接见后，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起义的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和全体官兵。刘伯承将军代表党中央讲话，第二舰队起义人员听后深受教育和鼓舞。会后，刘伯承将军在广东酒家宴请大家并合影留念。
（作者吴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