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这些大臣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仁、宣二帝还鼓励大臣劝谏。成祖晚年固执己见，听不进大臣的直言，朝政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贿赂公行。仁宗继位之时，就下诏要求大臣上言时政之得失，并指出“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他敏锐地察觉到，正是由于言路不畅，才导致明朝没有起色。为了促使风气的转变，仁宗特意赐予杨士奇等人“绳愆纠谬”的图章，鼓励他们见到政事有所阙失，即用此印密疏上奏。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宣宗时也未改变。皇帝多次下诏，号召群臣上书谏诤，不必有所顾虑，并指出这是报答皇恩的最好方式。纵观仁、宣两朝，虽有个别大臣因直言进谏而获罪，但总体而言，仁、宣二帝在重大问题上还能采纳大臣的建议。
在刑法上，这个时期也改变了原来用刑过重的情况，废除了惨无人道的“宫刑”和“连坐之法”。对于司法的公正性，也一再加以强调，要求官员要秉公执法，不得擅自法外用刑。对于死刑的判决，更是要慎之又慎。而对于贪污官员，则是进行严惩。
在军事、外交方面，此朝也一扫成祖好大喜功的作风。郑和下西洋，虽然显示了中国的富强，促使远方国度慕名来朝，但由于航行只有单纯的政治目的，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日益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正如大臣刘大夏所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从实事求是出发，仁宗在继位的诏书中，就明令“罢西洋宝船”。
军事上的穷兵黩武，也被扼制住了。虽然永乐时期五伐蒙古，削弱了蒙古的势力，巩固了明朝北部边防；但是后遗症也凸显出来。长期征战，导致军费开支膨胀，不仅大量消耗了明朝有限的财力，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加之灾荒连年，在永乐末期，出现了民不聊生的局面。此外，远征安南，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同时新占领的地区也日益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当时调运粮食的总量，远远超过了对南京、北京的数额。就此情况，宣德二年（1427）十月，撤去了交趾郡县，恢复了原有的宗藩关系。在蒙古问题上，也从战略进攻变为积极防御。宣德五年四月，放弃了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等边防据点，收缩战线，加强重点防御。这一切措施，虽然使得明朝在疆域上有所缩小，却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保持了边疆稳固安定的局面。
至于经济方面，更是仁、宣二帝的主要改革领域。永乐时期，成祖一直大兴土木。为了营建两京的宗庙、宫殿、王府，被役使的工匠数以万计，民众更是不可胜数。这既导致国库空虚，又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仁宗继位后，果断下令，停止了不必要的工程。洪熙元年六月，还召回了所有在外采办皇家物品的太监。宣德元年七月，“罢湖广采木”，五年二月，“罢工部采木之役”，停止了大规模伐木。可以说，永乐时期的劳民之举，大部分都被叫停了，转而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任用了一大批熟悉财政的专家。例如夏原吉，在永乐时期主持策划了五次远征、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等一系列的后勤供应工作；仁宗一继位，即把因言事入狱的夏原吉官复原职。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永乐以来的国匮民穷的局面才开始扭转，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
在处理流民问题上，仁、宣二帝也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永乐时期赋役繁重，民众勤勤恳恳耕种一年，到头来仍不免冻馁之忧，因此大量农民被迫四处流亡。而成祖不仅不加以赈济，反而用严刑峻法加以惩处，强令其回到原籍。直至仁宣时期，还有大臣采取这一暴力手段解决流民问题，如南阳府就派官吏抓捕流民，对于那些回到原籍的流民，追征历年所欠钱粮。仁、宣二帝并不认同这一做法，而是强调从源头上治理流民问题，对灾区及时而有效地加以赈济。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永乐时期的战时体制终告结束，明朝重新步入正轨。不见了金戈铁马的杀伐，也看不到了健儿驰骋异域的雄姿，疆域的拓展也就此止步，但人民却真真正正地从中得到了实惠。不见了猛于虎的苛政，也听不到了催粮差役的凿门声，人民终于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明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众的幸福，才是国家强盛的终极目的。
（第四节）仁宣本性：皇上也要有私人空间
仁宣时期所开创的明朝新风气，让所有的大臣为之欢欣鼓舞。前后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使仁、宣二帝成为大臣心目中的圣明君主。而后世大臣，面对一个比一个怠政的明朝皇帝，更加怀念那个君臣和睦的时代，仁、宣的形象变得越来越高大了。然而当我们真正阅读史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主”光环背后的种种瑕疵。
朱高炽在成祖的阴影下活了二十年。为了保住皇太子的位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做事，不给成祖以任何口实。如今苦等了二十年，朱高炽终于有机会用臀部亲身体会皇座的柔软舒适了。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花样年华的岁月，如今他终于可以自己作主，满足一下个人的私欲。在朱棣尸骨未寒之际，朱高炽就大选秀女，其范围甚至远及江浙一带的建宁，这招来了大臣李时勉的劝谏。李时勉出于对仁宗往日的了解，很自信地认为，他会像先前一样虚心纳谏。可惜他忘记了朱高炽身份的转变。作为皇帝，大臣对他私生活的横加干涉，点到了他的痛处，这是他无法容忍的。当即廷杖，李时勉口吐鲜血，几欲死去。幸好仁宗去世得早，李时勉得以捡回了性命。即位的宣宗曾亲审李时勉，询问过程后，非但没有怪罪他，还称赞他忠心可嘉，不久就让李时勉官复原职了。宣宗的这种态度，事实上就默认了仁宗私生活的放纵。幸亏仁宗在位时间短暂，他高大光辉的形象才得以保全。
即位的宣宗，喜爱游山玩水，追求个人享受。他本人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登基后，宣宗经常在春秋时节，与诸大臣登山泛舟，赋诗唱和。此外，他还擅长书法、绘画，尤其是以山水、花鸟见长。现存的《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颇见功底。宣宗还喜欢把玩瓷器。为了满足自己对于瓷器的追求，他甚至违背了太祖禁止在瓷器上绘制帝王、后妃、仕女的禁令，对明代官窑瓷器进行大胆的改进。从此，宣德炉在中国瓷器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而太祖害怕子孙玩物丧志的良苦用心，却被搁置在一边。
如果说这里展现的是宣宗人性化的一面，那么他的其他嗜好却不太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宣宗颇好歌舞、戏曲，朝鲜的史料就明确地记载着，仁宗与宣宗都喜欢戏曲。当他死后，从宫中释放出来的教坊司乐工就达三千八百多人。宣宗还喜欢打猎，经常带着一大群侍从和军丁，出入于宣府一带，表面上冠冕堂皇地打着巡边、谒陵之名，实际上是为自己游猎找寻借口。斗鸡跑马、豢养鸽子也是他的爱好。更为离谱的是，根据野史记载，宣宗还喜欢斗蟋蟀。为了获得善战的蟋蟀，他不惜令太监远赴江南寻找，甚至用行政手段命令苏州知府协同专办。宣宗的嗜好之大，甚至连太后的劝说也不起作用，直到他去世之后，太后才得以把他的玩物一并扫入垃圾桶。从这些记载中，我们根本找不到圣明君主的影子，看到的只是一个贪图玩乐的皇帝。宣宗还像他的父亲一样好色。他曾经下诏让朝鲜进贡少女，并且明目张胆地向太医索要壮阳药。一日皇帝召太医钦谦入见，对他说：“你们南方人精于房中术，我想让你帮我配制一些壮阳药。”虽然这被钦谦拒绝了。但从中可以看到宣宗在私生活上也是纵欲无度。
宣宗对于直谏的大臣，也并不是都能容忍的。宣宗继位之初，召诸大臣入宫一起看戏。这一善意的表示，却没有得到大臣们的回应。户部尚书黄福当场表示：“我生来就听不懂戏。”宣宗退而求其次，要求一起下棋。黄福再次以不会应对；并摆出一副道德师长的面貌，劝谏道：“我自幼家教很严，只读书，玩物丧志的事情一概不会。”宣宗并未因此发怒，只不过是一笑了之。当大臣劝谏他不要饮酒贪杯时，宣宗也只是说：“纵情声色，固然是安逸的表现；但是古人留下的宴游之乐，同样也不可废。”可是，大臣并没有因为宣宗的优容而放弃自己谏诤的职责，他们继续对宣宗的个人生活横加干涉，于是宣宗也对大臣举起了屠刀。有武将李姓者，对宣宗宠爱太监提出批评，宣宗竟然命人割掉了他的舌头，并关进了监狱。
宣宗的老师也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宣宗在做皇太孙时，好武事，喜欢骑马打猎，正是因为这一点，得到成祖的垂爱；而宣宗的老师戴纶、林长懋，却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不宜荒废学问而终日畋猎。宣宗继位后，两位大臣又先后几次劝阻皇帝打猎出行，戴纶更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直言指斥。这惹恼了宣宗，将其当即处死。林长懋则被关押数十年之久。由此可见，宣宗未能一如既往地实行仁政。
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看到明朝盛事背后的阴霾。不可否认，仁宣时期在明朝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正是仁、宣二帝本身所具有的这份欲望，开启了后继者荒淫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