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英宗：有情有义
1435年，宣宗带着辉煌的政绩走了，其子朱祁镇在大臣的簇拥下登上了皇位，亦即英宗。明英宗身兼数个明朝第一：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第一个冲龄登基的幼年天子，第一个被俘又被释放的君主。这些大起大落的事件，给英宗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还不能处理纷繁复杂的朝政。不过他大可不必操心，父亲留下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帝国。还留下了几位忠诚能干的老臣，杨士奇（时年七十岁）、杨荣（时年六十四岁）、杨溥（时年六十三岁）。还有一位太皇太后张氏。这位仁宗的皇后，一直在后台为明朝保驾护航。国事在“三杨”的运作下，前程一片光明。
但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对于小皇帝的教育却相当的失败。他们根本不顾及九岁孩童的感受，剥夺了他所有童年应该享受的快乐，每天只是要求他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如何处理朝政。从正统元年（1436）二月开始，他们便为英宗设立了专门的课堂——经筵，为英宗讲解儒家经典。首先从《尚书》、《大学》开始，讲官把书中深奥的含义翻译成白话文，告诉英宗书中所说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然后陈说大义，让英宗能够从中体会到治国的道理。十岁的英宗，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听到这些高深的道理，无异于天方夜谭，根本不知所云。他们的教育方式，完全不能引起小皇帝的兴趣。而宫中太监王振却一面教英宗识字，一面和他玩耍，扮演着集师、友、仆于一身的角色。他被英宗亲切地称作“王先生”，是小皇帝真正的知心人。他事实上弥补了英宗缺失的父爱。
与后世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专权太监不同，王振是儒者出身；他参加过科举考试，虽未能高中，但凭借着自己的本事，他却充当了学官，负责教导其他儒生如何读书。永乐时期，王振不甘心如此平淡地过一辈子，于是净身入宫，碰碰运气。事实证明王振没有选错，虽然他的文化水平在众多读书人中无法脱颖而出，但到了宫中却变成了鹤立鸡群。正是这相对不错的才学，让他深得宣宗信任，命其为太子陪读，这成为王振梦想成真的起点。他作为英宗的启蒙老师，与太子朝夕相处。他使出浑身解数，以迎合少年太子的心意。太子对王振自然也是尊重、爱戴，乃至于言听计从。两人终日形影不离。
英宗刚即位，王振身上便出现了专权的苗头。太皇太后张氏为了不让王振对英宗产生恶劣影响，引导皇帝学坏，有一次险些处死王振。正统元年（1437）正月，张太后召集三杨，以及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濙于便殿，郑重其事地对英宗说：“这五个人是国之重臣，你制定的任何一项政策，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才可以实施。”接着又把王振叫来，怒斥道：“你一直在皇帝身边胡作非为，今天要赐死你。”但这次小皇帝不惜帝王之躯，下跪为王振求情，苦苦哀求祖母不要杀王振。张太后不忍自己的爱孙伤心，便放了王振。由此可见，英宗对王振的感情非同一般。后来，小皇帝还曾给王振一道敕书：“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二十几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裨益实多。”向世人宣告了王振几十年如一日地侍奉皇帝，尽心尽力。这就是王振在英宗心目中的形象。
虽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王振开创了明朝太监擅权的先例。利用英宗对他的信任，王振毁坏了朱元璋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祖训铁牌，干预朝政，公开纳贿，并对“土木堡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英宗曾也因此一度失去皇位。但英宗对王振却毫不记恨，反而在“夺门之变”后，在智化寺为王振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将其祠堂命为“精忠”。这一举措充分地表明，英宗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我们固然可以说英宗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不过又有几个人没有被亲近的人欺骗过？自幼生长在充斥着谎言的皇宫中，英宗又怎能不上当？
英宗不仅对父亲一般的王振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感情，对于自己心仪的女人，也是感情真挚。正统七年（1442），英宗和比他小一岁的钱氏结婚。并立其为皇后。英宗为人亲善，对妻子爱护有加，钱皇后也是对英宗情深意重。“土木堡之变”前，钱皇后百般劝说英宗不要亲征，但英宗没有听从妻子的建议。结果土木堡之役中明军大败，数十万战士惨死沙场，英宗本人遭俘。消息传来，钱皇后悲痛欲绝。她拿出自己全部的财物凑够巨额赎金，请求瓦剌放还英宗。
钱皇后的珠宝首饰送进了军营，但英宗却迟迟未归。软弱的钱皇后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只得为英宗哭泣、祈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眼泪哭干了，一只眼睛竟然瞎了；长期卧地，双腿受寒，一条腿也瘸了。昔日的白天鹅，成为了丑小鸭。也许是她的真心感动了上天！一年后，在大臣于谦等人的努力下英宗被瓦剌放还。此后，英宗和钱皇后被幽禁在南宫。高大雄厚的宫墙、冰冷坚硬的铁锁、凄凉幽暗的房屋，伴随英宗夫妇度过了七年岁月。其间，钱皇后坚贞不渝地守着英宗，百般劝解失意中的丈夫。钱皇后甚至用自己的针线手艺来为英宗改善生活。
景泰八年（1457），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上了皇位。钱皇后没有能给英宗生下一男半女，可是英宗并没有嫌弃她。皇帝没有子嗣，关乎国本；皇后因此被废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朱祁镇的表现，令人看到了古代帝王中少有的温情。驾崩前，英宗怕钱皇后受委屈，还留下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
“土木堡之变”虽令英宗名声扫地，杀死功臣于谦的举措更为后世所唾弃，但英宗的所作所为，对得起恩师、妻子，可以说他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临死前，英宗还下达了一道让天下人叹服的诏令，禁止嫔妃殉葬。并且要求今后的历代子孙都要遵守。这一道谕旨，挽救了无数无辜女子的生命，简直是上苍赐给人间的福音。朱祁镇用这一“千古绝唱”，谱写了自己的生命中最后的乐章。
（第二节）景帝：短时的皇座之乐
明景帝（也叫明代宗）的坟冢，孤零零地立在北京西山。他是明英宗惟一的弟弟，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即位，“夺门之变”后失位。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人生，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也先率蒙古大军入寇，边关告急。不懂军事的王振，为了好大喜功，不顾群臣的反对，怂恿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发生，英宗被俘；随军大臣，自太师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而下五十余人、二百余名高级将领，均死于乱军之中；几十万士卒也命丧黄泉。更为重要的是，王振把整个明朝拖到了灭亡的边缘。蒙古铁骑的兵锋日益进逼北京。皇帝被俘，国家将亡，所有人不禁联想起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明朝上下乱作一团。
“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稳定政局，选择谁来填补英宗被俘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为首要问题。按理说，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是最佳人选。可他只有二岁，即使登基即位，跟没有是一样的。于是，宣宗的二皇子、英宗的同父异母弟弟——朱祁钰，当仁不让地被众臣推举为监国（监国的作用通常是临时的，救急的）。
“土木堡之变”后的第八天，景帝以监国的身份登殿主持朝政，接受百官叩拜。紧接着，一场政治清算运动在朝堂上打响。群臣纷纷指责王振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要求对王振余党进行清除。王振的死党——锦衣卫都指挥马顺则为王振辩解。结果以王竑、曹凯为首的文臣蜂拥而上，当场把他活活地打死；还将王振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从内宫揪了出来，杀死在朝堂。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左顺门事件”。
朝臣虽然抄了王振的家，解了心头之恨，但眼下的局面却让他们一筹莫展。也先以被俘的英宗为奇货可居，不断向明朝索要财物。边关将士碍于英宗的皇帝身份，不敢组织抵抗。形势还在继续恶化。也先竟然挟持着英宗，向北京挺进。若要死守北京，必须有新君的出现对抗也先手中的王牌，从而促使军民一心。于是自八月二十九日开始，群臣上奏，请求朱祁钰继承皇位。
历史把朱祁钰推到了前台。朱祁钰只比英宗小一岁。但在“立嗣以长”的时代，他根本没有任何可能登上皇位。虽然在群臣的要求下以监国的名义管理国家，但这些都非出于他的初衷。尤其是刚为监国之时，朝廷上当场发生大臣群殴，并出了人命，这是亘古未有之事。面对这样的大臣，他怎能保证大臣不会对他有所冒犯？况且，城外有强大的敌兵，说不定哪天就会攻进紫禁城，自己做亡国之君，成为历史罪人。宋钦宗的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这个皇帝位置，在这时可没有任何诱惑力。更何况英宗尚在人世，朝中自己又没有任何权势，不知哪天英宗回来，那时自己又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他认为这个皇帝不做也罢，于是坚决不肯继位。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在群臣的始终坚持下，朱祁钰被迫于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远在蒙古的英宗为太上皇，英宗的幼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在景帝和于谦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瓦剌的蒙古大军被撵出了长安城。北京平安了，国家保住了。当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喜讯传来时，朱元璋的子孙度过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没有重演北宋末年的国耻。景帝成为抵御外侮的皇帝，成为了勇担重任、临危受命的明君。朝野上下一片叫好声，使得景帝的声望达到了最高值。
群臣的颂扬、万民的景仰，让景帝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感。即位以来，周围人态度转变，那种卑躬屈膝是他当藩王时永远体会不到的。他深深地被眼前的荣耀所吸引。可是，活着的英宗却让他不能安心地当皇帝。也先在军事上无法取得胜利后，便不断宣称要把英宗送还北京。毕竟，留着这么一个不值钱的过期皇帝，既不能换回钱财，又捞不到好处，在手中的贬值速度比血汗宝马跑得还快，这个鸡肋不要也罢。景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地位，借口这是也先的阴谋，拒绝接纳。可是，大臣们却不理会景帝的感受，不断要求迎回他们的太上皇。在他们看来，英宗总在敌人手上，是国家的耻辱，有损国威。景帝急了，生气地说：“此大位非我所欲，盖天地、祖宗及宗室文武群臣之所为也。”也就是说，我本不想继位，当初是你们强迫我继位的。但气归气，大臣的呼声实在是太高了。景帝心里虽不痛快，但孤掌难鸣，也只得无奈接受于谦等人的建议，迎英宗回国。景泰元年（1450）八月初二日，英宗终于踏上了南归的行程。八月十九日，朱祁镇回到北京。景帝的心病还是回来了。
英宗、景帝这两位兄弟仅仅一年未见，却有隔世之感。一年中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土木堡之变”，不可逾越的地位鸿沟，让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兄弟的温情。可是权力却改变了一切。同样的皇帝身份，让他们把对方都视为权力上的威胁，最后一抹柔情的面纱也被无情地撕掉了。景帝把他的哥哥当做一颗定时炸弹。为了保住权力，景帝把惊魂未定的英宗直接送入南宫软禁起来；并派王骥为南宫守备，率领一支卫队，严密地看守着哥哥。而政治上进行投机的大臣，更是在旁边煽风点火。御史高平上言：南宫树木繁多，恐生叵测，于是景帝尽伐之。这一切让软禁中的英宗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
景帝登基之时年仅二十一岁，在他的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保住皇位，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景帝开始走上他的明君之路，希望通过自己的勤政，改变大臣对英宗的怀念，奠定自己正统君主的地位。针对英宗时期王振专权的现象，景帝限制太监的势力；同时广开言路，树立朝廷新风；对国计民生更是关注，社会上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
当景帝的政策成功之时，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彻底清除英宗的影响，他开始对皇太子的位置动上了脑筋。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取代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景帝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得到大臣的支持，朱祁钰不惜向大臣行贿。一场皇帝行贿大臣的闹剧开始了。卷进皇帝贿金丑闻的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阁员商辂、江渊、王一宁、萧锑等六位朝中大员。他们每人接受了皇帝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的贿赂。善于政治投机的大臣，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他们纷纷上书支持景帝。连远在广西的小吏都为皇帝分忧，上书“永固国本”的奏章，要求更换太子。
在投机大臣的怂恿下，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的儿子朱见济顺利地登上了皇太子的宝座。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朱见济只享了一年多太子的福气，便仙逝而去。朝中的一些大臣又出现了复立朱见深的呼声。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提出了朱见深复出的奏章。正处于丧子之痛中的景帝一见这样的提议，自然十分愤怒。盛怒之下，他将钟同、章纶关进了锦衣卫的监狱。二人历尽磨难，最后，一个死在大棒之下；另一个虽幸免于难，直到英宗复辟后才被释放。
皇权的诱惑，使得温文尔雅的景帝从拒绝皇位到留恋宝座；从害怕左顺门的暴力事件变成了暴力的使用者。自古以来，无限的权力总是导致无限的悲剧，无一例外。
权力改变了景帝，命运却改变了英宗。在儿子去世后，景帝自己也在景泰七年（1456）身染重病，到了八年正月，病情加剧，甚至出现咳血的现象。又是一些投机大臣，在正月十六日，发动了“夺门之变”，打开了南宫的大门，把英宗抬上了金銮宝殿，英宗复辟了。病入膏肓的景帝面对这突来的变故，只是连说了几个好字，便不再说话。二月初一，他被废为郕王。十九日便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岁。
不知道景帝在死前是否认命。他试图改变一切，结果，命运却让他和他的儿子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第三节）忠臣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景帝的登基，是形势所迫。正如于谦所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这句关键的话语，才打动了朱祁钰，同意继承大统的工作。而事实也证明，这位官员言行一致，他用自己的行为证实了自己的诺言。他就是于谦（1398-1457），一位堪与岳飞、文天祥并列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于谦少年时，十分景仰岳飞、文天祥。他的书斋中挂有文天祥的画像，他还为文天祥写下赞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价值取向。他是浙江杭州人。西湖畔的岳庙，便是他最常去的地方。他的人生旅程开始于这个浪漫愉悦的城市，但清白做人、认真做事的理想，实现起来却是没有那么轻松。
